当代中国的阴盛阳衰在国际体坛表现得最为明显：女子获取的奖牌数对于男子总是具有压倒优势。
医药广告也不示弱。“壮阳”的药物和器械成为医药市场一大支柱，也是假医假药和江湖骗子们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人们从中得到的强烈印象是：中国的男人们好像都不行了。
80年代看过一个短篇小说，说的是某科研所一对毕业于50年代的同学夫妻。先生系高科技人才，女士官居党委书记。行年四十七八，先生阳刚之气已馁，颓然渐入老境；女士则明显气宇轩昂，精神百倍。后与美国合作一科研项目，男士奉派赴美工作两年。项目完成，女书记率团出国验收。久别重逢，惊奇地发现丈夫竟像一女作家说的那样“减去了十岁”。不仅雄风大振，而且言笑自若，举止潇洒，信心十足。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女书记兴奋之余，官气尽敛，婉然一温柔淑静之贤妻也。相将返国，一下子回到同两年前没有二致的工作生活环境中。男士立感身心委顿，男子汉气概倏忽不见。女书记虽则盛气如前，只是不解丈夫两年之间，何能忽地由衰而兴，却又迅速地疲敝下去呢？
男女对比上的阴盛阳衰，源于男人特有的三重压抑。首先是政治压抑。中国国情，男人俗称“外头人”；“阃以外，将军制之”。大则卫国御侮，中则社会进步，小则创业保家，无不打上政治烙印，难怪傻头楞脑的男人们，都爱当仁不让地去关心政治。于是历次运动，挨批的、戴帽的、入狱的、枪毙的、“自绝于人民”的，注定多为男性。在铺天而来的政治压力下，“顶天立地”的男人们哪里去逃？政治迫害的达摩克利斯剑悬于头顶，运足阳刚之气，勉能迎刃而立，“灯下暗问夫婿，犹剩几许？”第二是经济压抑。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中，即使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也只能算是仅得温饱。而经济的压力，从结婚到住房，从抚育儿女到赡养双亲，从重体力劳动到高科技产业，从扶困济贫到增强国力，大都“天降大任”于男人们肩头。甚至沿街讨饭也是男多于女。“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又何忍埋怨他们“春风不渡玉门关”！第三是性压抑。且不说淑女们择偶的标准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现在则是经济第一，且“政治”早已被官位代替），最后才轮上体、貌、才、德。就说“婚外恋”吧，除极少数女子曾被指为“拉革命干部下水”、“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而受到“劳教”、“劳改”的惩处，大多数厄运都以“奸污妇女”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罪名落到男人身上。时至今日，“男女关系”仍是把男子汉打翻在地的战无不胜的武器。试想，顶着上述两重压力，可怜的男人们早已气息奄奄，第三重压力哪怕再小，也足以成为“压垮大象的最后一根灯草”。
或曰：“那等娶了三妻四妾，到处拈花惹草，贪淫好色的男人们（例如某市委书记被群众授予“头号公牛”称号），却又怎么说？”这等男人多属《庄子》所谓“无耻者富”的暴发户和官场败类，其实更可怜。把自己的人格、品德（如果他们还曾有过人格、品德）、事业、财产、才能（如果他们确曾有过事业、才能）连头带尾地沆瀣于贪图权势财色的淫娃荡妇漩涡中，阳刚正气早已荡然无存。
女胜于男仅是阴盛阳衰的表浅现象。其深层表现，略举其大端则有：
主仆关系颠倒。古代专制社会，“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上层统治者为阳，被统治的老百姓为阴。王室衰微，朝廷昏暗，藩镇强大，遍地烽烟，实为史书上屡见不鲜的阴盛阳衰之强烈表现。其结果是社会动荡，生灵涂炭，改朝换代。所以在皇权专制社会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乃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之前提。近世在世界范围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就是主权在民。这一变化也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体中。人民上升为社会国家的主人，成为阳，政府官员则降为人民公仆，转变为阴。这时的阴盛阳衰来源于过时的政治阴魂及其思想观念，表现为人民的无权地位和政府的侵权行为。1957年，“公仆”给552877名“主人”戴上“右派”帽子。后来“改正”，也归咎于公仆的判断失误，实际却是公仆根本无权给主人扣帽子。“文化大革命”时的阴盛阳衰更是登峰造极，公仆给主人制造的冤假错案上千万件，挨整的主人超过一亿，开古今中外先河。多年来“红卫兵”代人受过，岂知有权给主人“定案”的，恰恰就是各级政府的“公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恶劣到“公仆”指挥流氓不分青红皂白地棒打、追捕主人，到了天怒人怨、物极必反的地步。毛泽东去世，事情有所缓和。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问题才在较大范围得到解决。半个世纪前毛泽东所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的论断，虽被大多数中国人忘却，十几年前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却日益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
正不压邪。二十年前，尽管政治领域阴盛阳衰，生活领域还是邪不压正，公共汽车上发现小偷，众皆奋拳痛殴，即其一例。80年代以来，政治出现转机，日常生活中的邪气则甚嚣尘上。公共汽车上，几个歹徒公然抢劫，上百名乘客噤若寒蝉，更罕有挺身而出的共产党员（平均至少在人口5%以上）。本人曾有过共产党员佩带标牌，以便群众场合一旦有事，即结成临时骨干应危赴急，率领群众向坏人和危难作斗争的建议，不被采纳（理由是“共产党员也是人，为什么就应当带头？”）。邪恶势力之阴贼凶狠，阳刚正气之胆怯萎靡，一至于此耶！
“人民公仆”本属阴的范畴，官员的腐败尤如雪上加霜。80年代末期，群众惩治腐败的呼声甚高。现在似乎是沉默多于义愤。一旦发现曾获“廉政模范”的泰安市公安局长李惠民先生原来是个罪恶累累的大贪污犯（已被处决），人们还有什么可说！“陈希同同志”和王宝森副市长的罪行暴露后，至今也未见到一篇彻底揭露、深刻剖析的文章，根除腐败的信心何由而生？
如果说，“无官不贪”的说法失之过激，则退一步讲，倘群众要求某一官员拿出他未曾腐败的充分证据，不知将何以为对？这个本身就包含着不信任的问题，恐怕能得满分者寥寥无几。
言论（包括文学艺术）亦有阴阳。真话实话为阳，假话空话为阴。正言为阳，曲言为阴。直言中的危言，乃阳中之纯阳；骗局中的鬼话（例如“一旦中国实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乃阴中之险阴。然而阴阳之判，并非优劣之分。正邪不两立，刚柔需相济。说到文章则质为阳，文为阴，大抵文质彬彬，才是好文章。不过文章皆乘势而兴，言论常因时而发。噪噪之声聒耳，靡靡之音乱心。偶见刚健清新之华章，一新耳目；或遇粗犷厚重之力作，顿开茅塞。阴气过重之文风，岂能久乎！
目的为阳，手段为阴。标榜高尚目的而施展卑劣手段，手段与目的易位，几乎成为中国自古以来一切政治活动家的惯伎。这就使政治总带着浓厚的阴谋色彩。
经济领域的商业盈利，制造业亏损；投机者发财，实干家困厄；科技冷落，仕途拥塞；凡此种种，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
用一句套话，解决中国的阴盛阳衰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壮阳器械、这个“袋”、那个“液”，这个“疗法”、那个“秘方”之类所能奏效。它有赖于社会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特别是有赖于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彻底解放。中国人民正在觉醒，森森的阴气再衰三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注：本文写于1996年9月，未曾发表。2005年11月22日重新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