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分必合，久合必分；乱极而治，盛极而衰是历史的法则。有人说，历史沿波浪线前进；也有人说，历史呈螺旋型上升。二者告诉我们：历史的运动不仅有规律可循，而且存在一定的周期。尽管这种规律不是用数学公式可以求得；尽管这种周期也不是简单的、完全意义的重合。
当时序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再来重温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1898年的“百日维新”同1989年的“六·四”命运何其相似；1905年“老佛爷”在镇压变法维新七年后，在支持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扶清灭洋”运动失败四年后，在确定“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后的继续改革，同1992年，即“六·四”三年后，“总设计师”在确立“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后的“南巡”之举如出一辙；近年来海外和国内民运人士就推进大陆的民主政治，与形形色色的帮闲们的争论，同当年同盟会与保皇党就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似曾相识；今天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和维权活动，同当年革命党人的抗争行为，以及他们的遭遇如此相近；昨日满清权贵们同今天的统治者对付民主潮流采用的阳奉阴违的拖延手法，以及对民主阵营分化瓦解、又打又拉的战术何其一样······重大历史事件和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历史可能正在步入新一次的轮回，当下的中国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
自1840年中英战争之后，伴随列强的纷纷侵入，坚船利炮打垮了妄称天朝的帝国，工业文明惊醒了闭目塞听的国人。这是东西文明空前的大碰撞，也是中国人首次用世界眼光思考自己的问题。从视西人火器为妖术，用妇人污秽之物抵御坚船利炮，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掀起“洋务运动”，再到变法维新，以及用革命暴力推翻满清，创建共和民国。国人经历了一个从对外部世界的幼稚无知，到逐渐认同；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仿效英国的政治，再到用革命手段变更政体的过程。这是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难之路。如果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成为世界潮流的弄潮儿的历史即会提前百年。令人痛心的是，极权专制在历史转折关头总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在面临统治利益与民族利益抉择的关键时刻，统治者总是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同时，由于两千多年极权专制的顽固强大，使得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辛亥革命成为昙花一现，多灾多灾的中国再次轮入专制的的黑暗深渊。
今天，我们重温辛亥革命前后这段历史，不是简单地回溯历史过程，而是为了认清极权专制残酷虚伪的本质，了解走向共和的艰难曲折，通过比照研究，从中汲取为我们今天推进民主政治有用的经验和教训。有基于此，笔者自不量力，翻阅大量资料，侧重于这方面考查，冀望以资殷鉴。倘若有观点之错或史实之误，尚望方家指正。
那么，关于辛亥革命前后这段历史当从何时写起呢？我以为应从1894年下笔。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中日战争的失败和随后签定的《马关条约》，不仅加剧了中国更进一步的半殖民地化，更重要的是由此促成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实现了由技术层面学习西方到政治层面学习西方的根本转变。一方面，以康梁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公车上书”为开端，走上了改良变法、谋求君主立宪政体之路。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是在这一年创立了“兴中会”，从此走向推翻满清、实现共和的革命之路。
一、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
孙中山先生在政治主张上也有一个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
1894年，孙中山与同乡陆皓东到北方游历，由广州过上海到天津。在上海结识了郑观应和王韬。二人都是当时主张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改良的著名人物。王将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门下的一个幕僚介绍给孙。孙经该幕僚送给李鸿章一封行前即已准备好的长信，即《上李鸿章书》。关于李是否召见过孙，有两种说法。民国元老吴稚晖为孙写的别传中说，孙“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老辞”。看来不可信。因为只须查读该信即知：“推中堂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深望我中堂有玉成之志”。目的是能为李鸿章所用。信中基本主张是“窍尝深维欧洲富强这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这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这些主张虽比当时的洋务论进了一步，但并没有超过同时期康有为的水平。这只须将康“公车上书”时的“万言书”作一比较即可得出。
正是因为孙中山未被李见用，他与陆皓东游历北京后经武汉回到广东。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时，孙重到檀香山，于1894年11月24日，组织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20余人，成立了“兴中会”，并于次年2月21日在香港联合辅仁文社杨衢云等人，成立了兴中会总部。（据人考证，兴中会并非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杨衢云、谢缵泰等人于1892年3月13日，在香港成立“辅仁文社”实早于兴中会两年余。）
兴中会立会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在香港总会兴中会修订的《兴中会章程》中也没有明确地宣布革命，但加了一条：凡入会人须一律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这是将三合会反清复明老口号，改造为资产阶级语言。
在香港成立的兴中会总会，其成员大多数是侨民中的商人、农场主，也有少量侨民中的工人。关于1895年到1905年这十年中参加过兴中会活动的人员，有资料表明：总数是279人。在广州等地60人中多数是会党分子。国内知识界和留学生参加孙组织的人是很少的。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在知识界（主要是留学生）中成立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团体。主要有：
华兴会。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刘揆一、杨毓麟、陈天华等人于1904年初发起，1904年2月15日成立会在长沙明德中学堂一个校董家中举行。到会的有从本省各地和外省来的，共百余人，大多是学界中人。他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
光复会。于1904年11月成立于上海。参加者是苏、浙、皖三省学界人士。从日本刚回国的龚宝栓是推动组织成立的主要人物之一。在狱中的章太炎也参加了。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组织的中心人物是陶成章。其会员有大家后来熟知的秋瑾和徐锡麟。
华兴会和光复会主张都很明确。他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抱着推翻满清为目的，最高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
黄兴认为，中国革命与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不同，不能从首都开始，要“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认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另有“洪会党人”的“排满宗旨”，一旦起义，“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
除华兴会、光复会外，同时在武汉知识界中也有革命组织。武汉知识界中的一些革命青年注重在当地军队中做工作，联络士兵和下级军官。他们于1904年7月3日，成立了“科学补习所”这个不招眼的组织，以“革命排满为宗旨 ”，吕大森为所长。由于他们同华兴会有联系，在华兴会起义暴露时，受到牵连，该所被解散。后来会员又以“日知会”名义组织起来。日知会原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供阅读报纸的机构。曾任黎元洪部下文书、已经离开军队的刘静庵任这个机构的主持人。他们利用这个机构传播革命书报，开会讨论演讲，并继续注意在新军中做工作。1906年，由于日知会会员集合欢迎孙中山，孙派出的几个同盟会会员和一个法国军官到武汉，引起官方警觉；这年秋，萍乡、浏阳发生起义，同盟会派人到鄂策划响应的人同日知会联系。因此，刘静庵及数个日知会会员被捕，刘死于狱中。日知会中止活动。到1908年，部分进步士兵发起“军队同盟会”，开了会，但未正式成立。十一月，光绪、慈禧死，局势开始动荡，新军中的进步士兵成立了一个叫“群治学社”的组织。1910年，该组织更名为“振武学社”，身为连队文书的杨玉鹏为社长，主要会员在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中。其章程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讲求武学”为宗旨作掩护，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这年冬，由于黎元洪有所察觉，将杨玉鹏革出军队，但整个组织仍然保存。第二年阴历新年，这个组织又改名为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他们继承过去的组织传统，积极而慎重地在新军中发展社员。除黎元洪部外，第八镇张彪所属各标、各营几乎都有它的会员。除军人外，当时在武汉主办《大江报》的詹大悲也是文学社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别小看这个多次改名换姓并不起眼的组织规模不大，默默无闻，它对于推翻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至关重要。
随着秘密革命团体的不断涌现，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以形成合力，便成为必然趋势。
1905年，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到日本，同华兴会首领黄兴商量联合。7月30日，在东京召开筹备会议，与会者七十余人，会上孙提议建立革命同盟会。经过争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宗旨。8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达数百人。除甘肃无留学生外，全国各籍贯者均有。这次会议，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定了执行会务的其他人员。
同盟会将原有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带地方性质的小团体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筹备会时，到会者除宣誓参加外，还由孙中山授“秘密口号”，如“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等等。这些是沿用江湖秘密结社的传统办法。这些办法以后并未继续沿用。然而，同盟会的性质毕竟与旧式的秘密会党完全不同。它的组织形式，它的组成人员，它的纲领都说明其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在同盟会成立时，其领导机构除总理外，还选举产生了28个议员，组成议事部（亦称评议部）。会章规定“议事部有议本会规则这权”。同时又设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司法部，作为执行会内纪律的组织，还设立了一个执行部。执行部由总理指定。虽然现实原因，其评议部、司法部未起多少作用，但很显然的是：这种组织形式，是根据西方国家三权鼎立的原则而设。因此，就其粗型而言，就其宗旨而论，同盟会完全具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国内有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国内支部设分会，推定了各省负责人选。
同盟会成立一年后，列名参加者达一万余人，以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为最，使其同国内的社会联系，以及其力量比在华侨中建立的兴中会大为增强。诚如同盟会成立当年的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参加千人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讲所言：“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唯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
就参加同盟会成员的政治思想的总体倾向而言，基本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下层的代表，他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中许多人出身地主家庭。他们对革命的目的，革命所应采取的方法等等问题，事实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在革命开始掀起高潮时，他们结合到一起，暂时地承认了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同盟会这个名称也表示了它是具有不同色彩、不同程度的革命倾向的人们的一个同盟。
在讨论同盟会名称时，有人建议叫“对满同盟会”，孙言“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否定了这个建议。有人对“平均地权”主张表示怀疑，但未被通过，仍列入纲领中。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孙解释道：民族主义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主义是指“建立民国”，民生主义的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孙和一些同志又将“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等同起来。《民报》的每期都刊有《本社简章》，宣布“本杂志的主义共六条，其中关于国外的有三条，一“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二“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联）合”，三“要求世界列国造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关于国内的也有三条，即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
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满清统治，是同盟会的基本主张。同盟会成立之初，就确定了组织国民军的规划，预拟了军政府宣言。虽然在实际斗争中，会员对如何武装斗争渐渐有不同看法，但是，总体而言，当时凡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都一致认为：要使中国摆脱受列强宰割瓜分的命运，独立强盛起来，就必须推翻满清政府，而要推翻满清政府，只有实行武装斗争，没有他途可走。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的陈天华，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庭”，汪东认为，“及三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认为“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
同盟会在民族旗帜下宣传反对满清统治。清朝的统治实质上并不是只是满清的统治，而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对此革命党人并未充分认识到。他们根据皇室是满族的爱新觉罗氏，满洲贵族有很多机会担任要职，而且在社会上满族人也居于特殊地位，许多满人一生下来就取得国家的一份俸银，可以终身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等等事实，强调革命的性质首先是反满的民族革命。他们中有些人所宣传的民族主义，变成了狭隘的排满，甚至发展出大汉族主义的明显倾向。《民报》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汪精卫，其文章尤为明显。
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同盟会在成立之时预拟的《革命军》的《对外宣言》中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的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同时又有“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的条文。总体是希望列强不要支持清政府，在革命成功后，新政府能够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列强）的承认。
在革命靠什么力量的问题上，同盟会成员有两种说法。孙中山认为“中国之革命军则与欧洲殊，非市民的革命，乃一般人民的革命也。”另一种如汪东则认为“革命之主动，皆中等社会而无乱民也”，应当是“有秩序地进行”革命。汪东的主张是要发动革命军，但革命的“主动”一定要由“中等社会”掌握，而其所期望的“中等社会”主要是反满的“诗书大族”。这种观点表现出对下层群众革命行为的恐惧。
同盟会的纲领，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它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
（未完，待续）
成都读书会书友 焦 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