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涉嫌妨害公务”，于2005年4、5月间被关进看守所。出来后，许多亲友都关心询问我在里面的经历。一位朋友听我讲述后说：“你讲的情况我信呢。”这位朋友给在场的人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单位一个人和另外几个人钱被骗了。法院裁决骗钱人还钱。执行法官几次要求还钱，骗钱人都借故不还。最后就把骗钱人关进了看守所。只关了一天。第二天执行法官就通知被骗人去取钱。
看守所的境况究竟如何使人不堪忍受呢？
严重的超员羁押。在我被关押期间，这个看守所开有东院上下二十间号舍，关押人员在400人左右，平均每号舍约20人。每间号舍约18平方米，平均每人0.9平方米，每平方米1.1人。据说规定平均每人不得少于2平方米。如果按这样的规定，这么大面积的号舍关押不得超过9人，但实际平均关押人数是规定的2.2倍。就我所在的东上5室而言，在这一个月期间关押人数在16--26人之间。据同号的一位在押人员说，他还有过关押33人的经历。
这样的超员羁押使号舍十分拥挤，在押人员白天坐在铺板上，如是纵向三列，则前面的人几乎是坐在后面人的怀里，如是横三行，则是肩膀紧紧挤着左右人的肩膀。最可怕的是晚上睡觉，大约6米长的铺板上要睡十七八个人，每人平均不到0.6平方米的面积，宽度只有30多厘米（成年男子肩宽平均为48厘米）。而每人实际的占用面积，还不是这个平均数可以表示出来的。值日生及其亲近的两三个人，各占有七八十厘米的宽度，这两三个人就占去了2米多，其他十五六个人仅有不到四米的宽度，每人20多厘米！怎么睡？号舍的值日生（由看守干警指定的在押人员）每晚强行安排在押人员面朝一个方向打对脚侧身睡，就像排列冻硬的半扇猪肉，三四个人盖一床被子。就是一米来宽的走道，也要打地铺睡两排人，每排两至三人，可睡五六个人。在押人员赤身裸体，睡着后重叠挤压，交腿搭臂，有的甚至被挤到床板下地铺上睡的人身上，其情景很像在中国最拥挤的火车硬座车厢里，旅客晚上打盹睡着的情景。有时得到一会儿仰睡的机会，一旦翻身侧睡，就再也别想仰睡了，因为滕出的一点空间，很快就会自然地被旁边挤压的身体占满。起来到便池去解手，不拨弄就找不到下脚的地方，回来后自己的铺位就被占得没有了。正如惨遭23年“右派”苦难的江婴先生,在五言古风《反右三十年祭》中描写的那样：“囚榻何其褊，囚徒惟侧寐。安能一辗转，焉得一消累。”由于太拥挤，有些人干脆坐着睡觉。拥挤时常引发在押人员的争吵殴斗，由值日生斥责、辱骂或殴打予以平息。睡觉，这个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消除疲劳、恢复精力的生存需要，在这里成为一种可怕的体罚！
人员过度密集使号室空气污浊，患感冒、咳嗽、咽喉疼痛、发烧的人较多，号室内气温上升，四月底就热得在押人员脱成光膀子。这样密集的囚禁，与“旧社会”的水牢、站笼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这个看守所不是没有监室，在关押我们的楼的西边，有一幢结构和规模与关押我的这幢楼相同的监室楼，在我被关押期间完全闲置着。
饮食供应差。看守所在押人员的一日三餐是固定的：早餐一个约2两（100克）面粉的馒头，约300毫升有半两面粉的面糊，没有任何菜；午饭是一二两面粉的汤面片，实际上是煮成大面疙瘩的稠面糊，几乎看不到菜；晚餐是一个二两面粉的馒头，一勺能看到几片萝卜、有点儿盐味儿看不到油花的清汤。许多在押人员估算，一日的伙食粮食有6两，总共不超过一元钱。每人每天伙食标准是多少钱？看守所从来没有公布过。
开水供应在我进去的时候每天只有一次，有半塑料桶，五月一日后增加为每日两次。一般在押人员不准随便喝开水，只有晚饭后才能由值日生指定的人员，舀水给被批准的人喝。只有值日生及其关系亲近的人才能随意喝开水。供开水量原本就不够，加之有的人不被允许喝开水，所以，就有大量的人员喝生水。这也是时常有人拉肚子的原因之一。
价格垄断，物品昂贵。看守所伙食既少又差，使许多在押人员不得不掏钱购买食品。据说是由于安全的原因，看守所规定在押人员购买食品、生活用品，包括香烟、肥皂、毛巾、鞋、袜等，必须在看守所开办的商店购买，就是亲属送给在押人员的生活用品也不例外。行政性垄断，使看守所经营的商品售价比市价高出一两倍甚至数倍。
如榨菜，市场价每包4--5角，看守所每包1元；
1元一根的火腿肠，看守所卖2.5元；
市场上20—30元一箱的方便面，看守所要100元；
兰州牌香烟每条市场价20元，看守所45元；
国宾牌香烟每条市场价50元，看守所200元；
一套棉被褥市场价60元，看守所120元；
市场上50元一套的棉衣裤看守所卖120元。
在押人员除供应的食物外要求加餐，每五天100元，每天20元，每天早、晚饭在馒头里夹一两羹勺榨菜拌火腿肠，晚上九点钟加一餐米饭，有荤菜素菜，相当于街头的一个盒饭，另外还吃过一两次瓜果。这样的加餐，在看守所外顶多每天需要五六元钱。
看守所卖自己加工的熟食，任意收钱，漫天要价。一饭盒猪头肉五十元、一百元，卖家说多少就是多少。
我因有糖尿病，在看守所测了一次餐前、餐后血糖，收了100元，在大医院也不过20元。
卫生状况恶劣。号室前窗狭小，后窗被铁百页窗阻隔，通风主要靠敞开房门（外面还有一道铁栅门），夏天异常闷热，空气污浊，冬天比室外还冷。使用的被褥许多是离开看守所的人留下来的，在我被关押的一个月间，没有洗过被褥，没有晒过被褥，除值日生及个别人外，大多是乱盖，两三个人盖一床被子，无法防止寄生虫、皮肤病、传染病的传播。饭盆、饭勺除值日生及其亲近的人外，大多是混用，有的甚至两三个人合用一个饭盆、饭勺。一个月间，我洗过一次热水澡，放过两次风，每次二三十分钟。没有指甲剪，有人用牙咬，有人在地上磨指甲。胡须长了就用手拔。洗饭盆、洗饭勺、洗衣服、洗脸、洗脚、洗凉水澡、冲厕所等都用唯一的一个水龙头。衣服洗过后不准在院里晒，只好等夜间休息后挂在铁栅门上。由于不容易干，不准随便洗衣，必须经值日生安排或允许。
身染虱虮时有发现。一旦有人身上发现有虱虮，其衣服被丢弃，人被强行洗冷水澡、推光头。我们宿舍就有几位因洗冷水澡而发烧，曾出现过同时有四个人发烧的情况。19岁的杨某在发烧第三天才给量了体温。有的在押人员感冒、发烧、喉咙疼痛，所医回答说：“这不算病。” 有人拉肚子，所医回答说：“再拉两天也没事。”我有糖尿病，家里把药送来，由所薛医生保管，逢他值班，我就能吃上药，如他不来上班，我就吃不上药。
有组织地弄虚作假。“五一”节之前，所里召集值日生开会。值日生回来后传达，“五一”前，可能有上级领导来检查，领导可能问一些问题。
如问：“值日生是怎么值日的？”就说：“是轮流值日的。”
如问：“各人上帐的钱是怎么花的？” 就说：“各花各的。”
如问：“是谁分饭、安排铺位的？” 就说：“看守干部分饭、安排铺位。”
如问：“看守干部找我们谈过话没有？谈过几次？” 就说：“谈过。新进来的人每天谈一次，进来时间长的人每月至少三次。”等等。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号室的值日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号长、牢头狱霸，由分管号室的看守干部指定在押人员但任，替干警在号室中监视、管制在押人员，诸如在押人员出入、学习、帐务、购物、分发饮食、安排铺位等，这样的值日生是相对长期固定地担任，在我所在的号室，在其它号室都是这样，既使这些值日生有严重地殴打同号人员、侵占他人财务的行为，也往往不被撤换。我所在的号室是把钱交给值日生，由值日生安排花销的。值日生用这笔钱可以随意订购袋装鲜奶、糕点、方便面、白糖、香烟等供自己享用。也有人试图自己保管代金券，自己购买食品和用品，但立即遭到值日生及其同伙的刁难惩罚，包括少分饭食、安排最差的铺位、借故谩骂殴打。至于看守干部找在押人员谈话，那是有的，但还做不到教在押人员在上级检查时说的那样。看守干部很少进入号室，更多地是在号室铁栅门外发布指示询问情况，根本没有过进入号室分发饮食、安排铺位。如果能做到那样，我想也用不着教在押人员如何说了。各号室的值日生不但这样传达所里的统一口径，还要求号室所有的人要逐条背过，说错、背不过的人就要受到申斥责骂。
体罚。前面说过，睡觉已成为一种体罚，还有坐。坐是人类又一种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的基本方式。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后，能坐下来歇一会儿，是多么的舒服惬意。然而在看守所里，除了睡觉和早起后十几分钟室内锻炼，其它时间都是坐着，包括吃饭的时间。而且这种坐不允许自由姿势坐，特别是在大部分的学习、背诵《监规》时间，必须两手抱膝、直起腰板、挺胸抬头一动不动地坐着，稍有支持不住低头弯腰，值日生就会亲自动手或暗示周围的在押人员，冷不防地拳打脚踢。这样的坐一天要有十四五个小时，在押人员要坐少则几天十几天几十天，多则几个月一两年。最初坐几天后，腰疼，坐骨部位疼得不能挨铺板，只好用双臂撑着身体“坐”。有过看守所的经历，我才明白“坐牢”是怎么个滋味儿和用意了。
看守所院子旁的铁栅墙上，挂着几副手铐。管教干部把他们认为严重违反监规的在押人员铐在铁栅墙上，晒在太阳底下，高度使被铐者不能蹲下，一铐就是几个小时，直到解除为止。
号子里还有一种体罚方法叫“兵马俑”，值日生就可以任意实行。被体罚者右腿蹲、左腿跪地头、背靠在走道或便池边的墙上，大臂夹在两肋旁，小臂和手放在两条大腿上。这种姿势很像秦始皇兵马俑的一种姿势，因此得名。被罚者稍有晃动松懈，就会被责骂殴打。
号室里的“规矩”有的异常荒唐无道理。如解手要向值日生举手喊“报告”，要把小便叫“撇条”，把大便叫“蹲点”，不报告或报告错了，都不被允许，还会受到斥责和漫骂。有一个新进来的年轻人晚上睡下后喊报告要解手，但他忘了小便该怎么说，旁边的人还不能告诉，结果他就憋了一晚上。这样的“规矩”，恐怕在纳粹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也不曾有过。
肆意侵犯基本权利。在押人员不准亲人会见，不准打电话，通信必须经过看守干部检查。我的亲友给我送来了纸、笔，可是这些都被值日生“保管”，我要写信、写诉讼文书、做记录，值日生都借故不给我纸、笔，我所做的日常病情记录、用药记录、帐务记录、生活记录，也不知去向。在号子里这些记录即使掉落也不可能毫无踪影。我获释后得知，在我在看守所期间，亲友至少给我写了11封信，而且这些信都是经看守人员检查过的，但是我只收到4封。
在我离开看守所转往劳教所时，所长亲自带领三个看守人员，对我进行了严密彻底的搜查。他们把我押解到拘押楼旁边的通道上，光天化日之下命令我脱得只剩一件裤衩，把裤衩摸捏一遍，把被褥和所有脱下的衣物仔细地翻找摸捏，我的书一页一页地翻看，一遍过后又来了一遍。我用信封背面抄写供背诵的《看守所监规》《在押人员行为规范》、我的用药记录帐务记录日常记录，甚至我收到的经检查获准的来信等，都被搜去。过后我问其他在这个看守所被关押过的人员，他们都没有这样被搜查过。获释后有同被关押一室的人告诉我，不允许我写东西、我做的一些记录被人偷走，都是看守干部指使的。管教干部还趁我被提审的机会亲自到号子里讲或是让值日生传达，说我是个法轮功，爱乱说乱写，很危险，不准其他人与我交谈，不准我写东西。移交我时，看守所长还把这些谣言讲给劳教所的管教干部。
打骂现象相当普遍严重。被关押时遭打骂体罚是几千年来几乎人人皆知的事情，就是进入声称要“实行人性化管理”的21世纪，打骂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羁押劳改机构惯用的管教手段。在我所在的看守所、号室里，经常可见看守干警打骂在押人员，而更多的打骂是由值日生实行的，也可由值日生指定其他在押人员执行。
新进来的人员，值日生都指定专人给其“教规矩”，内容是号室管事人员的身份及分工、常用的应答语、进出及在号室内的行动规定、了解号事设备的使用规定及方法等。教完后马上要求新进来的人员背诵或复述，新进来的人稍有磕绊或差错，教规矩的人就是耳光或击头撞墙。我所在的号室，就曾有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给新进来的人这样“教规矩”，他曾把一个年近六十的人因不能流畅地复述“规矩”而打得口角流血、不知所措。平日违反这些规定的人、背不过《监规》、《条例》的人，有意或无意出差错的人，都会被打被骂，在押人员互相间发生打骂纠纷，也由值日生用打骂予以平息。值日生有时命令某个某几个在押人员打另一个在押人员，不满值日生侵占个人钱物、横行霸道的在押人员，最常受到值日生及其同伙的借故谩骂和殴打。我所在的号子里，曾有两个不愿将自己的代金券交由值日生统一花销的人，受到值日生极其同伙的野蛮殴打，管教人员虽然惩处了值日生及其同伙，但值日生及其同伙仍旧留在原号子里担任值日生，而被打者都被调到其他号子去了。
号子里打人的花样繁多，各有各的名称：煽耳光在脸上留下指印叫“五十零”，是给你五十块钱的意思；被打者半蹲半跪靠墙时猛击其头撞墙，叫做“戴钢盔”；用胳膊肘猛地击打胸部头部，叫做“带把儿肘子” （陕西关中地区一道地方名菜）；把舌头扯出来用鞋底打，叫做“麻辣烫”，等等。同号的人告诉我，在押人员被打死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牢头狱霸把被打死的人的遗体塞在铺板底下，点名时就谎称死者被提审或看病去了什么的，同号的在押人员无人敢告发，直到尸体腐烂发臭了才被看守干部发现。因此，看守所把支撑铺板的水泥墩拆掉，我所在的看守所是把铺板直接放在水泥地面上的。
为什么值日生能够这样为所欲为呢？主要因为他们是看守干部指派的，他们在号子里替看守干部管制、监视、折磨在押人员，也替这个政权进一步迫害因信仰、政治等原因被关押的人。他们有看守干部的撑腰、指使或默许，在号子里享有并滥用看守干部的权力。这些名为值日生实为牢头狱霸的人，多数犯有罪行或过错，为了表现自己“配合政府、认罪悔过”、争取宽大处理，不惜一切地逢迎看守干部，按看守干部的意图管制在押人员，同时侵犯他人权益，为自己捞取好处。这些牢头狱霸往往活得比在看守所外还要为所欲为、优越舒适。牢头狱霸现象，决不仅仅是牢头狱霸的问题。
按现有的财力设施条件，看守所的状况完全不至于像我所经历的这样残无人道。一位在看守所干过的人说：改善些？好些？搞好了人人都愿进去！就要作成这样！就要叫你受不了！叫做“窝”你。你“窝”得受不了了，自然会按办案人员的意图“老实交代”，自然会要求亲友“不惜一切”“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我在从事中共宣传机构记者工作时，曾受命在管理机关的介绍配合下，采访宣传过某监狱“文明管理”的“事迹”。当时虽然觉得有弄虚作假、组织摆布的情况，但真实的情况如何还是不清楚。在看守所劳教所被关押的经历，使我多少有了体验和认识。据我了解，上述现象在其它号室、其它看守所也或多或少存在，有的甚至更严重。在我们这个号称是文明古国的文明古城里，在标榜要“文明执法”的看守所的号子里，法制、私有权、人的尊严等荡然无存，只有牲畜野兽一样的生存，人的动物本能往往发挥到了极至。看守所这种执法机构，是最践踏法律人权、最野蛮暴虐的地方。这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在我被关押时，看守所的院墙上挂着大幅标语：“实行人性化管理”，“深挖犯罪线索，打击牢头狱霸，确保2005年度安全！”而同时的状况，显然是不符合人性化管理的宗旨和要求的。要安全，要实现“人性化管理”，首先要把人当人。包括把自己，把他人，当人。
马晓明
2006年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