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讲过这样一个寓言。
从前有两座大山，每座山顶各有一个古堡，古堡里的人每当要吃饭时，便吹起号角。在两座大山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山谷，这一天来了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这时，左边的古堡里吹起了吃饭的号角，他立刻向左边的山那边跑去，但是到了半山腰号角突然停止了，此时右边古堡里吃饭的号角也响了起来，他想：恐怕我还没有跑到山顶上，人们就已经把饭完了。其实，左边山上的人们才刚刚开始吃饭，他就赶紧跑下山，向右边的那座山跑去。
可是，当他刚刚跑到右边山上时，左边的号角又吹了起来，而右边的号角却突然停止了，他又停下来想了想，便又掉头跑下山去，朝左边的那座山奔去，他就是这样在两边反复跑来跑去，直到两边的号角声都停止了，最后他跑的又累又乏，却连一点饭都没有吃到，因为两个古堡里的人都把饭吃完了。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寓言中的事，只要我们把自己与寓言中的主人公互相对照一下，我们就能明白谁对谁错，谁是聪明人谁是大傻瓜。
前天，在网上看到，任畹町先生的一篇呼吁，大致意思是这样的：他的出行再度受限，同时还遭来尾随他的人的大骂与呵斥，且呵斥中竭尽对他本人的不尊，就差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了。于是，他在沉默中爆发了，老任是前辈，我一向很尊重他，他的谋略和大家风范的确令我所不及。但从那篇文章上看，他似乎对自身的处境与面对着的那个机构缺乏正确的评估，所以才突然觉得那些隐形人怎么变得野蛮起来了，不再像过去一样的以礼相待了。其实，那些隐形人多少年来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变化的是我们自身对自我的正确认识。
由此，想到了耿和，在对她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当老高被非法拘禁后的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对丈夫被非法拘禁，她选择了沉默与所谓的配合。其后，在遭到隐形人野蛮的暴打之后，使她清醒了，她才知道沉默和所谓的配合，是在断送自己的自由与出让自己的权利。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危险的交易，是很难等价的交易，这一选择的结果不但失去了自己某些应该得到维护的权力，同时也使她失去了为老高营救与呼吁的大好时机。
自高律师被非法拘禁后，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严厉的打压，使我们对高律师的救援受到了限制，除了这一客观条件的限制外是不是也存在一种观念上的错误呢？也就是犯了那个聪明人的错误呢？在那段时间里，在那段打压高峰期的时候，选择沉默、避让、观望，这无疑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使他们能有机会把我们身上捆绑的绳索勒得越来越紧。这时，他们就能够得以从容的拘捕郭飞雄，关押严正学，在全国范围内限制住他们认为有潜在危险的敏感人物，在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行之有效后才敢于秘密审判高律师。这使我想起了二战期间，面对法西斯德国一些国家的态度；法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号称“东方幽灵”的前苏联还和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可这些作法并没有使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野心有所收敛，恰恰相反，却反而使他们侵略扩张的野心越加膨胀。结果，法西斯德国能轻易的横扫大半个欧洲，前苏联几百万无无辜的众生惨死沙场。
面对强权，面对高压，不乏有许多聪明人都在做着聪明的选择。也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下还是出现了铁肩担道义的人物，象胡佳兄弟，他说的很好：“即便我付出所有的一切，高律师这件事我要管定了”。
在打压最严酷的时候，胡佳兄弟能够冒着被定为高律师同案的风险，为沟通家属与外界的联络做了许多实事，也正是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局的做法起到了制约的作用，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像胡佳兄弟一样，那他们无法无天的恶行是不是会得到遏制呢。
我在78年参加“11.25讨论会”至今已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些年里，在每一次大的事件中，其实都有聪明人与傻人的表现。就拿78年底来说，在《北京市委通告》下达后，“民刊”内部就出现过两种选择，一种是坚定的迈出民主的步伐，一种是保存实力，待局势缓和再做。“六四”同样如此，在撤与留在离天安门广场上，在“高联”内部也发生了大的分歧。现在同样如此，在民主阵营中，已分出了很多流派，在对待一些问题上也是各执已见，正是这样一种现状才为某些机构所利用，使那些机构能够针对一个个的个体进行打压。高律师从遭到秘密拘禁到被秘密审判，当局的这一阴谋能够得逞，正是他们利用了各派之间的这些不同的知见。
这次当局能够秘密的审判高律师，与我们整个民运阵营中在这一事件中的反映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在这次事件中当局没有遇到势如洪流的反击，也没有出现那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的呐喊。这次当局能够冒天下之大不违对高律师进行秘密审判，可以说是民运阵营中救援工作的一次败笔。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避其锋芒，能够自保。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我们面前就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在高律师被非法拘禁后，胡佳始终就没有停止过为高律师呼吁和对外进行联络，结果怎样，他的通讯工具和网络并没有长时间的受到破坏，其原因就在于胡佳与曾金燕面对那个机构的打压与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呐喊，也从来没有妥协，按照那个机构的说法，他们夫妻俩是选择了不合作的态度。也正是这样的呐喊，这样无我的反抗，才使那些个迫害他们的人有所收敛，有所顾忌。耿和在高律师被拘禁后，被迫采取了一种忍让的态度，结果，那些迫害她的人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直到对耿和大打出手。任畹町前两天遭到那些隐形人的污辱，对他来说是从未发生过的。不可否认，在过去与那个机构对峙当中，不管是出于策略还是出于哪种考虑，他采取了一种宽容与忍让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他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由此，他可能就认为那个机构及那个机构里的人对他还是能够另类处理或者说是另眼看待。但前两天他与那个机构的人发生冲突中，那些人不慎说出的心里话，我觉得这是好事，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尊严与威信扫地，更没有必要对此事那样的大惊小怪。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自从我们每一个人走上追求民主；为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社会而奋斗的道路后，那个机构就从来没有给我们以应有的尊重和维护过我们做人的基本权力，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仍会是这样。我们如果想要得到尊重，享受到人权的保障，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为了民主社会的早日实现而不懈的奋斗。
前几天，外地一个好心的朋友要帮我办政治避难，要我早日离开这个国度。据他透露，在二00八年“奥运”前，我和那些愿意或者不愿意与那个机构合作的人或说是配合的人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打压，监狱的大门已为我们打开。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合理，但我觉得这个朋友比我们许多所谓聪明的朋友更加聪明，他是真正的聪明人，因为他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在任畹町先生重病时我专门写过一篇为他筹资手术的呼吁文章，在那里我提到了“唇亡齿寒”这个典故。现在面临的仍然是这个问题，能否成功的营救高律师，这已不是为一个个体事件作反应的事了，它关系到今后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问题，今天当局能够成功的运作秘密拘禁、审判他一个人，今后就可能会要照此办理的运作进去一批人，这里面就包括你和我，当局已经把他真实的面目示现给我们看了，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吗。
我在过去就和朋友们谈过，不论你和那个机构采取那一种妥协的办法，那个机构对你的看法是不会变的，因为这是政治。我不希望我们其中的一些人真的象安徒生寓言中提到的那个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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