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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超越邓小平,还是回到毛泽东?——中国的十字路口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应该说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也必将促成老百姓向往公平、正义愿望的实现。也只有这条路才能将中国带出困境,并最终解决现存的社会矛盾。

作者 : 王德邦,


發表時間:12/21/2006

本文这个主题是在一年前去拜访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朱厚泽先生时,听到他老人家谈的一个命题。这句话极其经典地概括出了中国今日所面临的状况,可谓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今日我借用这个主题是因为在我前日一篇《中国必有一战--走出吊诡时局的门槛》被转载到《博讯》网站后,有位网名叫柯林的先生就此文作了很详细的评论,我深感有些问题牵涉到中国大局,事关中国何去何从,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于是决定就此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由于柯林先生的评论是以对江泽民十三年功绩辉煌、路线正确为前提展开,并以此来比较时下路线的错误的,所以如何评价“江泽民的十三年”就成了问题的核心。如果柯林的立论前提是正确,那么今天与江路线的分歧显然就是错误,而相反如果柯林的前提是错误,那么今天的分歧虽然不是说必然正确,但至少说明已经认识到错误,并在努力改进这种错误。

对江泽民十三年的是非功过这个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好象都有一些争议,形成两方面不同的看法。从国际社会而言,可以分为江泽民在台上与下台后的评价:应该说江泽民在台上时正面评价相对较高。这是由于国际社会一则基于利益的考虑,无论是作生意,还是国际秩序的维护,一则由于中国大陆信息的封锁,让外界根本无法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所以形成这种评价。随着江的下台,伴随许多矛盾不可扼制地暴露,江的十三年在国际社会评价日益低落,至今应该说早已是臭名昭著,成为中国在人类历史上极其黑暗血腥的权力资本化时代的代表,肯定的声音已经极其微弱,几难听见了。在国内则可以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评价:在官方,由于中共极权统治下,官方控制的舆论还是给予江十三年以肯定,甚至有“盛世”的高帽,但这种“盛世”也是局限在2002、2003、2004这几年的宣传中,近年来就是官方媒体也没有敢厚颜到还吹“盛世”的地步了。与官方高调相对应的民间,对江泽民这十三年的评价,却恰恰相反,民间普遍因为这十三年而带来孩子上不起学、老人看不起病、工人上不了岗、农民种不起田的灾难性情况,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普遍感到生存压力加大,社会未来希望渺茫,因此肯定似乎听不到,而怨恨以致诅咒却随处可闻。当然应该说对这十三年真正评价高的还是那些新兴的权贵阶层。

江泽民统治中国的十三年究竟是怎样的十三年,今天可能还没有能作出客观中肯评价的条件,因为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信息外界还根本无法知晓。但是,从已经表现出来的,无法掩盖的事实来看,有几个方面的结论是基本可以形成的:

其一、贫富两极分化。应该说目前国际国内普遍探讨的是中国贫富分化的现实与这种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其实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问题是形成这种分化的不公、不义、不法,这才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如果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那么真正的资本主义也只能算是用钱买着血,而极权专制来到人间再走向权力资本化,那就是用公民让渡的权力来喝公民的血、吸公民的髓,其暴戾血腥远胜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江泽民统治的十三年是中国权力资本化赤裸裸公行的十三年,是导致社会普通大众相对与绝对贫困增长的十三年。是社会矛盾激剧演化的十三年。

其二、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人性极度扭曲。江泽民的十三年是摧毁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颠覆世界文明准则的时期。这十三年把人完全往动物化引导:高标“生存权”是第一人权,将人等同于猪狗类;在经济上唯GDP是从,一切为了所谓的经济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社会评判人的价值完全沦陷到钱包的涨落;官场极度腐化,一切社会道德败坏的风气全发端于官场,源生于权贵;社会文化宣传完全为堕落开道,替颓废扬名;整个社会谜失在末日的物欲中,社会都丧失了基本的人味,冷漠无情、厚颜无耻、心恨手辣、肮脏猥琐被祭奉为人的至高能力。----这个社会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难以看见的各种怪象,整个社会行止已完全离弃了正常人类的标准。

其三、社会丧失了发展的希望,普通民众熄灭了对未来的幻想。一个社会不管多艰难,只要社会中的普通大众还满怀着信心,那么这个社会是有前途的,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赵改革时期,当时普通民众对未来充满信心,生活中流露着阳光。而江泽民十三年中,让中国百姓一天天陷入绝望。他们发现经济发展以丧失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经济增长以自己可利用资源的枯竭为基础,自己眼前的收入似乎增加了,可需要的开支却十倍于收入的增加,自己活着的压力变成了恐惧,自己未来可能出头的机会丧失殆尽。人们为所谓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失去了今天,而且也断送了明天。今天的痛苦成了

一个永无止境的开始,而不是可能改善的起点。当然更具体的说掠夺性的疯狂开发,导致社会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怪病流行,潜在的个体及社会发展机会丧失。如此整个社会沦陷在一种无望的挣扎中。

其四、人权被践踏殆尽,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江泽民统治的十三年中,人权灾难不断,且不说八九民主运动之后的残酷清算,人人过关。后来基本上每年都有因言论思想被迫害入狱的,其中涉及全国成千上万人的人权灾难就有迫害法轮功,迫害“九八”年组党等大案,这是人类的重大灾难,是人为争做人的权利,为享受人的基本尊严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当然还有打着发展旗号而事实为官权掠夺开道的征地、拆迁、转制、破产等等,带来大量农民、工人家破人亡的事,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在这些生计财产被剥夺者上访时,又被官权进一步迫害,许多被关押、殴打、判刑,也有被秘密处死,被关入精神病院。如此等等的人权灾难,在江泽民十三年中可谓罄竹难书。

还有更多的我就不需列举了,仅仅以上几个大的方面,我们怎么能得出“盛世”二字呢?如果一个国家的所谓强盛是以该国普通大多数民众的苦难、血泪为代价,那么请问这样的强盛是谁的强盛?这样的强盛对谁有意义?谁需要这样的强盛?

柯林先生在评论中开篇就提到“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沿着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向前走,与世界接轨,实现中国现代化,还是倒退复辟, 清算改革,走回中央集权,个人独裁,收回十三年盛世时期人民享有的相对比较高度的言论自由?”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中的几个前提的真实性有待商榷。

首先需要弄明白,江泽民是不是就是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从十三年来看,只能说他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中的糟粕放大了,推广了,负面做足了。而不能说全部继承了邓的改革开放路线。比如邓一再说到衡量改革成败关键还得看政治改革,改革要避免两极分化,要实现共同富裕等等,而江泽民却是不谈政治改革,制造两极分化,抛弃共同富裕。可见江泽民并非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其次是“沿着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前走,”谁能肯定就达到“世界接轨,实现中国现代化”?未来我们权且不说,就看看他们在位时所作的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践踏人权的事,哪有什么现代化的苗头?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样就会走向现代化呢?

再次“收回十三年盛世时期人民享有的相对比较高度的言论自由”,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江泽民十三年哪一点能举出有言论自由?如前面所述,连做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谈什么言论自由呢?江泽民十三年因言论而入狱者实在太多了!

对于柯林这个评论者所建立在对江泽民十三年的虚假功绩膜拜前提下的与胡锦涛的比较,说实在的我原本不想作什么驳斥的,因为今天国际国内人们对“十三年”日益看得清楚了。但是中国在历经这十三年浩劫之后怎么办?这却是个严酷的现实问题。

从柯林的评论可以看出,中国还是有许多人迷恋那权力资本化的时代的,也还有许多人醉心于那为所欲为的岁月的。事实上中国极权政体下的官僚集团通过十三年的豢养,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肯定要想尽办法继续沿着权力资本化的道路前行,然而中国社会民众的现实苦难,已经承受不起进一步的所谓“改革开放”了。这样摆在中国社会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就是:其一,继续沿着所谓的邓江改革开放路子走下去,继续以牺牲普遍国民的生计、以营造社会的灾难为代价,中饱权贵的私囊,填平权贵的欲望,达到中国进一步的“盛世”?其二,检讨近十几年来的所谓改革,走出这种掠夺搜括式的经济发展,开启一个公正、法制、文明建设的时代,将人权、民主、宪政引入社会改革中。因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绝不只是物资的,而首先应该是社会价值体系、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从而实现对传统所谓改革的超越,也即是超越邓小平;其三,往回走到毛泽东时代。事实上走到毛泽东时代是不太可能的了,精神上不可能,思想上不可能,社会客观物资条件上也不可能。今天中国的许多现实情况,似乎使人产生要回到毛时代的印象,事实上我们深入去看看,还是发现有许多不同的。毕竟依法治国、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些理念是远超于毛时代,也远胜过邓江时代的。

纵观今天现实,对中国未来路径选择上存在与几种群体相对应的几种选择:其一、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形成的权贵阶层是希望继续沿着邓江改革前行,实现权贵利益最大化,最安全化,让中国没有任何修复灾难的可能,直到最后社会矛盾总暴发,他们要么残酷镇压,要么逃离这个国度。其二、中国老百姓向往公平、正义,而中国百姓对美好通常不是前瞻而是怀旧,所以产生对毛时代的一些缅怀情节,其实这本质上跟中国千百年来老百姓对尧舜禹时代的缅怀是一样的,对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不能指望回归,事实上这种回归是不可能的,若作此努力显然是愚蠢的。其三、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世界发展、社会责任有着真切的理解,他们立足本国致力人类普适价值在本民族落实,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科学、文明的政治制度,以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尊严、自由,也长远保证一个社会平稳快速发展。应该说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也必将促成老百姓向往公平、正义愿望的实现。也只有这条路才能将中国带出困境,并最终解决现存的社会矛盾。如此,中止已经造成社会巨大裂痕的跛足的所谓经济改革,引入现代文明社会价值体系,构建现代文明社会制度,实现中国从极权专制向民主文明的和平转型,这才是中国的唯一正途!

2006-12-18于北京

附柯林的评论:

主题:评:王德邦:中国必有一战——走出吊诡时局的门槛

[新闻评论] 作者看问题方法不对。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沿着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向前走,与世界接轨,实现中国现代化,还是倒退复辟, 清算改革,走回中央集权,个人独裁,收回十三年盛世时期人民享有的相对比较高度的言论自由?显然,胡锦涛要走的是后面一条路。他本来就是靠镇压西藏民主运动才受到赏识上台的。胡锦涛的思想观点和天安门事件时那个谎报军情,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陈希同一模一样。

对于在改革中产生的矛盾,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首的改革派的做法历来是用深化改革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正确的方法,使中国经济延续了20多年的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国力空前提高,被称作“十三年盛世”。

胡锦涛和“依法治国”的理念相去甚远。他现在想要做的, 就是追求拥有金正日式的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利,也就是他在四中全会上说的“北朝鲜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意识形态要学北朝鲜”,“加强意识形态控制”。这种观念是很落后的。因为现代化国家都是注重权利相互制约的。不受制约的权利正是产生腐败的根源。在这方面,他与政治局内部的李长春,陈良宇,贾庆林等人发生了冲突。李长春当过广东书记,陈良宇当过上海书记,贾庆林当过福建和北京书记,正好代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程度最高,管理理念最先进的几个地区。很难不同胡锦涛的那种“学北朝鲜”理念发生冲突。其中陈良宇还是海归派, 是当代中国留学欧美回国的人中,职务最高的。他的那种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同胡锦涛的那种金正日式的管理作风格格不入,发生冲突是必然的。

发生冲突后,胡锦涛沿用以前王明,江青,张春桥那种整人方式,将不同意见的人抓起来。这其实是法制的倒退, 而不是依法治国。

理性的想一想,所谓社保基金案,陈良宇把社保基金投资在高速公路还真是一个很先进的投资方法。你看, 按照中国国家规定, 基金应当投资国债。河北省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国家规定做了,将住房公积金三亿元投资国债了。结果去年年初突然蒸发,2005年1月,保定住房中心发现其名下国债数量为324.5张,但可用数量却为零。住房中心称,证券公司没有经过授权,擅自违规操作致使国债被质押回购融资,而融资款被其它单位使用,后因到期未能归还,这笔国债又被强制平仓。造成可用数量为零。而在中国当前的腐败高发期,如果陈良宇也象河北省保定市那样,按照中国国家规定把社保基金投资在国债上,也难保不象河北省保定市那样,资金被挪用,可用数量变为零的。陈良宇把社保基金投资在高速公路,这高速公路不可能被挪用,也不可能一块一块拆下来偷回家,更不可能被转移到国外去,真正安全可靠, 保证了老百姓的活命钱。而且贷款给私人企业家, 符合中央“国退民进”的方针,也避免大陆好多银行贷款给国企,结果烂帐一大堆。记得中国有过先进性教育运动,陈良宇的投资理念真是比胡锦涛先进了好多年。

但是在胡锦涛的倒行逆施下, 中国恢复理性思维恐怕时间要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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