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贪官，其罪行在未暴露之前，总是利令智昏，为所欲为，忘乎所以，似乎天下之大就只有他们的存在而已。如是，他们大权在握，独览一切，以为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之事是谁也耐何不了他们的。
在当今之中国，贪污受贿和腐败早已是成了系统、上了轨道；由于官官相护，一般老百姓是确实耐何不了他们的。然而在媒体上也不时可见到贪官倒下的报导，这些贪官们又是因何倒下的呢？
探讨贪官们倒下的原因，对于今天的反腐斗争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很有必要来考究一番。
遍览见诸媒体的贪官现形记，人们似可发现，贪官们的罪行之所以会暴露而使自己倒台，归纳起来大致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1、包养情妇与嫖娼：可以说大多数腐败官员落入法网都由此而引发。最典型的例子，如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早就是一个包养情妇、与深圳几名妓女长期保持男女关系，常由南昌飞深圳嫖娼的大贪官，他的暴露起源一次偶然事件。
再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原人大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他在广西工作期间早就是一个卖官、受贿、包养情妇乱搞女人的腐败分子。他之所以落于法网，也源于1999年初，成克杰在外访期间，专门路过澳门私会他多年的姘妇李平。成的这个反常举止首先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中央才决定秘密立案侦察，最后揭露了这个大贪官。与胡长清的问题一样，假如成克杰没有这次澳门私会李平之行，他的问题不知要到哪天才能揭露。
这样的事例是太多了。诸如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是一个素有“草鞋公仆”之称的官员，实际上是一个钱、色巨贪，也是因为性问题而翻船的。他长期在重庆的多家饭店包房，经常带漂亮女人去过夜，他的皮包里经常装着的是避孕套、伟哥和钞票这“三件宝”，共产党的宣传干部竟是如此这般。
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府秘书长焦俊贤也是因为包养情妇而受贿翻船。
2、“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贪官的倒下、或者一件走私案、经济案件的暴露而牵出一大批贪官。如前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的自杀案而牵扯出北京市以原市长陈希同为首的一批贪官现行；厦门远华走私大案主犯赖昌星牵扯出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和福建省、厦门市600多名官员被查处；
近年来，许多地方由于官商勾结、官煤（老板）勾结而引发大批贪官倒台是屡见不鲜的。
原深圳市副市长王炬，一个狂贪副市长也是因官商勾结而落马的，省内外6名厅官及他的女儿、女婿同时落入法网。
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巨额受贿案的暴露，是他在其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负责人一职期间，与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一案有关。因向刘方仁儿媳行贿的商人刘志远被羁押后，为争取立功表现，主动举报高勇曾向他索贿逾百万元，从而牵出贪官高勇落马。
在时下之中国，类似这样落马的贪官事例是颇多的。
3、因赌博而暴露的贪官：最典型的事例要数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此人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竟敢从北京飞到澳门豪赌，一次输掉几百万、上千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此事被中央有关部门发现后，使马向东倒台，并牵扯出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高官的落马。
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也是因到澳门赌而败露的大贪官，七千多万元公款被他豪赌挥霍掉。
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交通管理处原处长蔡豪文也是因为到境外豪赌输掉数百万元而倒下的贪官。在时下之中国，一些高官和企业的领导人到境外豪赌之风颇盛，境外的赌场特别青睐中国的高官到场赌博。
现时之中国赌博成风，一些官员和商人利用赌博来达到行贿之目的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4、因被盗、被抢劫而暴露的贪官：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原局长范太民，一个号称“清贫”的公安局长，人前标榜清廉，人背后却大肆索贿，一边腐败一边却升迁。他的暴露是由于被小偷在他的办公室偷盗，小偷被抓后供出是在公安局长办公室偷得的巨款，从而引发范太民落马。事后范太民曾痛心疾首地说：“没想到贼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甘肃省兰州市原副市长杨在溪是一个受贿人民币193万元、美元9.3万元、港币5万元，另有价值14万元的金条14根的贪官，被抢劫后不敢报案，后案犯在别的案件中被抓后交代出抢劫他的巨款，从而引发这位副市长落马。
因被偷盗而暴露的贪官是不时在媒体上见有报导的。
5、因派系斗争、争权夺利而倒台的贪官：如原北京市长成希同的落马固然与副市长王宝森一案的牵连有关，也和他的争权夺利、与某些政要不和有关系的。再如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即传与当时的阜阳市市长肖作新不和，颇有间隙。肖作新出事后，没多久，王怀忠也落马，这与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也是有某种关连的。
甘肃省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和市委书记王军、原副市长杨在溪、建委副主任梁鸿宾等人早就因派系之争而存在矛盾，因浙江商人张国芳问题的暴露而使矛盾双方众多的高官纷纷倒下。
引发贪官们倒下的原因尚有许多，如有因被举报、纪检机关立案查处而倒台的；有因官员或他们的家属骄纵、露富，以致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从而东窗事发而倒台的；也有因嫖娼当场被逮个正着从而引发经济犯罪而受到查处倒台的；也有从被抓的妓女所珍藏的日记里觅出腐败官员而落马的。还有个别是自我不小心落马的，如广西财政厅原厅长佘国信的落马即属此例。
一次，中央纪检部门为调查成克杰的犯罪事实而找佘国信谈话。佘国信原以为是来了解他的问题，结果所要求了解的是成克杰的问题，他的问题没有暴露，他十分庆幸。谈完话后他十分高兴的当即离开，却把自己的皮包丢下忘记拿了。佘国信走后，纪检人员发现了佘的皮包，打开一看，里面放的除了记事本外，尚有避孕套和几张巨额存款单，从而开展了对此人的调查，最终把这个好色之贪官绳之以法。是一个自己闯到枪口上而落马的贪官。
上列所有使贪官们倒下的原因几乎都带有偶然性。假如没有这些偶然的因素，这些贪官们肯定不致暴露（起码暴露的时间要推迟），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法治不健全，缺少民主和舆论的监督机制。归根结底是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存在问题，才使得贪官有如此之多，才使得他们的犯罪不易暴露。在当今之世界，虽然贪官和腐败是普遍存在的共同现象，但认真的比较后人们显然会发现，中国的腐败官员不但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大，而且难于暴露；而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那里的腐败官员（按人口比例）要远远少于我国，即使有那么一些腐败官员也会很容易被媒体监督暴露。如美国总统的一点性丑闻、澳国总督涉嫌38年前的强奸案，都会在媒体暴光而使他们下台或辞职。最近媒体报导的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因他亲属的经济问题而受到舆论遣责，并要求他下台。像这样的事例，在中国恐怕连媒体暴光都不可能。
在中国，官员们如果仅是包养情妇、乱搞女人是绝不会暴光的。当年的成克杰早就包养情妇李平了，
2005年11月，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因受贿罪被判入狱，在忏悔书中他说：“对于被查处的腐败分子，我曾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被查处，或因为政治斗争，或因为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或因为没有处理好某些方面的关系，或因为素质不高，‘撞到枪口上了’。因此，我认为只要自己注意处理好有关方面的问题就不会被查处。”大贪官王怀忠也曾说：“不在乎底下人说什么，只在乎上面的脸色。”这句话蕴意无穷。只要和上面关系好，甚至结成利益联盟，便可以“背靠大树好腐败”，即使下面怨声载道，自己也会丝毫无损，相反还有可能边腐败边升迁。2006年3月落马的浙江省湖州市原市委书记徐福宁，早在2000年至2005年8月就是一个多次受贿的贪官，却被组织上列为浙江省副省长人选；安徽省涡阳县一国有企业老总刘俊卿，早就盛传他与某副省级干部的腐败案有关联，却仍被选为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并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市人大财经委主任等要职，事后查实却是一个涉案3000多万元的巨贪。这是最新报导的“边腐边升”的典型案例。
持有邵建伟和王怀忠等人如此想法和思想逻辑的人肯定不会是少数。贪官们只看上级的脸色，只求跟对人，他们从来不怕下属，更不怕普通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犯罪事实，根本无从举报；而下属则是不敢举报，谁举报谁就会“轻则下岗，重则对你实施打击报复”，这是早已司空见惯了的事。河北省一位普通干部郭光允，八年来不断举报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受到程的打压，被判刑劳教，后在中央纪委的过问下才最终扳倒程维高；四川省雅安地区城市信用社干部肖泰因举报上级领导杨永泉的经济犯罪而受到打压。这仅是全国许许多多因举报而受到打压的两个事例而已。
从以上所述，足可说明我们这个政治体制存在问题，他是产生贪官和腐败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各个地区、各单位及各部门的一、二把手，他们的权力太大了，而且失去了监督，他们实际上成了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处在如此地位的当权者，他们想“不贪污、不腐败都成为不可能”，贪污、腐败是他们必由之路。
要惩治腐败，中国执政当局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以来，把许多贪官判刑了，把一些贪官枪毙了；同时配以“反腐倡廉”、“三讲教育”、“以德治国”等多方面的教育活动；现在又开展新的“八荣八耻”教育，所有这一切，腐败能铲除了么？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所有这些举措充其量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罢了。在目前情况下，要“铲腐”“治贪”，必先“治官”，这就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祛除人治，建立真正的法治；给新闻自由，不要再搞什么舆论导向；搞三权分离，实行民主选举，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一句话，就是要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只有这样，腐败才能逐步减少，最后被铲除。否则，再怎么高喊“反腐倡廉”，也只不过是空喊一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