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沿袭苏联的中央集权的计划 经济模式。但就具体而言，它们之间还是有着许多的差别。这之中 ，将人的改造作为第一要务，把自己掌控的国家作为乌托邦实验室的 ，尤以毛泽东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最为突出。
将中国的毛泽东和古巴的卡斯特罗扯在一起，或许有人会认为太牵强了 。是的，一个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一个是“白人国家里最黑 、黑人国家里最白”的克里奥尔人；两国时差半个对时 ，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沿革迥异；二人年龄悬殊 33 岁，成长经历和革命生涯差别甚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只要将卡斯特罗同毛泽东比照研究，你就会发现：二人无论是个性 ，还是治国方式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卡斯特罗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用毛泽东当年赞美“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话，叫做“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论个性，二人都具有叛逆精神和不服输的倔强性格，且天分甚高 ，胆识过人，非常自信。毛泽东反抗他的父亲，抵制他的上级，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他 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执着追求。这是为人熟知的。卡斯特罗在教会学校就是个很不规矩的孩子，以至于其父不得不终止他们三兄弟的学业 。兄长和弟弟都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卡斯特罗却不答应，威胁父母说 ，不让他上学就要烧掉家里的庄园。父母没办法，只好同意他继续读书 。在他 14 岁那年，曾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并收到了罗斯福的亲笔回信 ，就产生过轰动效应。以后在他的革命生涯统治经历中有过无数次看 似冒险，实则极具胆识和狡黠的行为。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 。据他的弟弟劳尔回忆，卡斯特罗在校时期“性烈如火，最有势力 、最强壮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如果他被打败了，第二天再打 ，他绝不罢休。”论爱好，二人都是数学成绩差，史地成绩优 ，特别喜读政治人物传记；二人都好体育锻炼。这方面卡斯特罗比毛更 全面。毛年轻时即主张“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好登山 ，喜风浴、日光浴，是游泳好手，不用赘述；卡斯特罗一口气游上五 、六英里不在话下。 1947 年夏，他率领一个多米尼加流亡者小组参加反对独裁者特鲁希略的远征 ，船未近岸，即遭搜捕。他只身跳下轮船，穿着制服和战斗靴 ，背着汤普森冲锋枪，游出鲨鱼出没的海湾，回到陆地 ，又步行二十英里才回到父亲的庄园；其在校就是体育积极分子 ，是篮球队队长；还曾创下过四小时钓鱼 406 磅的纪录。在这方面可能还找不出哪一位政治领袖人物能与之媲美 。二人都敢于冒险，善于冒险。似乎总被命运之神眷顾 。毛泽东革命数十年，多次命悬一线，总是化险为夷 ；即使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他仍然毫发未损，真怀疑冥冥之中自有 神助。卡斯特罗是堂吉诃德似的行动者，他的许多冒险举动 ，即使今天看来都不可思议，然而他却成功了。 1953 年7月26 日，他率 113人、主要武器是猎枪的队伍袭击蒙卡塔兵营，在对目标未作认真调查的 情况下就冒然举事，结果被捕，判刑 15 年。然而他的这一举动和他在法庭上的自辩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使他成为全古巴的爱国英雄，最后只在牢里待了 22 个月即获释。 1956 年11 月，他从美国人手中购得一艘核载 12 人的“格拉玛”号快艇，居然搭载枪支弹药和 82 人返回古巴，准备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还未上岸便遭轰炸 ，上岸后又遭突袭。最后只剩下包括其兄弟劳尔和战友格瓦拉在内的 12 人逃进马埃斯特腊山区，以游击方式与政府军周旋。当巴蒂斯塔对外声 称卡斯特罗已被打死时，卡斯特罗通过地下组织，邀请《纽约时报 》老记者马修斯进山采访。报导一出，他又成为了举世人物 。卡斯特罗只在这片山区坚持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便赢得了新政权 。论穿着，二人都是不修边幅，落拓不羁，做大事不拘小节的人 。论生活习惯，二人都属夜猫子型：白天睡觉，夜晚精神十足 ，搞得随从不得不适应这一规律。而卡斯特罗于此更甚 。在他当政时期整个政府的日常运作也受其影响。卡斯特罗经常让整个 国家入夜开始听他长篇大论，直至午夜时分。他还常常半夜把客人从床 上叫起来见他，或者由他驾驶吉普车，让客人跟他在通往农场的乡间山 路上颠簸。毛泽东讨厌钱，据说建政后从不摸钱；卡斯特罗从上 “井冈山”——马埃斯特腊山开始，口袋里就再不揣钱 。二人甚至在体格上都很相似：毛身高 182 米，体魄雄健；卡斯特罗也在六英尺以上，有着“希腊雕像一样的身材 ”······
不过，这些并不是我要研究的重点。二人都是革命家、政治家 ，我愿更多地从这方面来分析他们，尤其是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显然比毛泽东更幸运、更传奇。从他成为职业革命家 ，到夺取政权，不到 6年时间，不及毛的四分之一；从他袭击蒙卡塔兵营开始武装斗争 ，到推翻巴蒂斯塔政府，只有 5年零 5个月，也不及毛的四分之一。这并非是卡斯特罗比毛能干 。古巴的革命并不象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不是苏俄输出革命的结果 。古巴的共产党也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因为它主张议会斗争 。古巴革命的活跃力量主要是由卡斯特罗组建的“七·二六运动 ”这个组织。卡斯特罗在夺取政权前，高举的是民族独立 、社会正义的旗帜，具体是恢复 1940 年的民主宪法。他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 ，他甚至说只有革命的敌人才会污蔑古巴革命是共产主义的 。古巴的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由众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合阵线共同推动 的变革过程。总的来看，这场革命是古巴独立以来各种长期社会矛盾在 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下的激化和总爆发，卡斯特罗的游击队不过是推翻前 政权最具象征性和力量性的因素罢了。按理说在这样一个多种力量存在 的国家确立新政权，最具民主政体基础，然而后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世 人的预料。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同政府军周旋两年后，卡斯特罗派格瓦拉进攻圣地亚 哥，地下组织积极配合，发动民众围攻总统府，巴蒂斯塔出逃。 1959 年1月2日，新的临时政府总统乌鲁希在圣地亚哥宣誓就职，任命卡斯特罗的老 师、哈瓦拉大学法学教授米罗·卡迪拉为政府总理，任命卡斯特罗为古 巴武装力量总司令，同时宣布恢复 1940 年宪法，总统选举将在一年半内举行。从 1月7日起，美国及拉美国家相继承认新政权，巴蒂斯塔政府原驻外大使纷纷 对新政权表示效忠。卡斯特罗在欢迎他的盛大集会上 ，面对沸腾的民众，除重申了他过去的原则外，还特别强调：“七 ·二六运动”的武装力量是唯一合法的军队，不但前古巴军队要解散 ，而且其他反巴蒂斯塔的武装也要被收编。至此，新政权确立了 ，卡斯特罗的实权也稳固了。
1959 年4月，卡斯特罗访问美国。在回国的电视讲话中回答： “古巴革命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 “橄榄绿色的人道主义的革命”，即第三条道路。卡斯特罗真走的是第 三条路吗？
卡斯特罗依靠军队的权，利用民众的狂热和直接行动的倾向 ，以及长期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反感，逼退总理，逼走总统 ，成为了古巴的“最高领导人”，他开始大展拳脚。他随即进行土地改 革和大规模的国有化，征用古巴电话、电气公司、炼油厂、糖厂 ，
没收外国资本。种种迹象表明，卡斯特罗走的不是第三条路 ，而是社会主义。他的这些所作所为正在引起两极大国— —美国和苏联的密切关注。在 1961 年4月的“潴湾事件”后，卡斯特罗终于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 。一方面美国人为卡斯特罗没收其 166家在古企业而愤怒，另一方面美国更不愿意看到在自己的后院出现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古巴实行封锁的同时，支持了一支由流亡人员组成 的远征军入侵古巴，准备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不过，这支 1500 人的队伍刚一上岸，就被古巴的游击队和民兵消灭了 。而卡斯特罗通过米高扬的访问，同苏联签订了包括购买古巴食糖 、对古贷款 1亿美元、供应原油、输出技术等广泛合作的古苏协定 。有了另一个大国作靠山，卡斯特罗卸掉伪装，于当年的 5月1日在数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突然宣布：古巴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 。他说， 1940 年的宪法太老了，过时了，被革命抛在了后面，选举已经没有必要讨论 了，“革命不值得在这些愚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古巴革命 “已经由人民的直接统治取代了假民主”，“这就是社会主义”。 “我在这里自信和高兴地宣布：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将始终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卡斯特罗从一个青年律师到成为革命领袖，从袭击蒙卡塔兵营到 “潴湾事件”止，无
论是接受采访，还是撰文演说，从来没有一次说自 己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相反，一再强调古巴革命仅仅是 为了民族独立，社会正义，是为了恢复 1940 年的民主宪法。如今他突然宣布古巴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并说，“过去的否认是出于争取大多数人支持革命的策略考虑”。
好一个策略考虑！毛泽东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不也是有过 这样的策略吗？为了蒙骗世人，为了“争取大多数”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 》上发表的阐释民主、呼吁民主的文章还少吗？其对民主制度认识的深 刻和对民主论述的系统并不亚于今天的民运人士。所不同的是 ，毛泽东一开始就公开承认革命要分两步走，而卡斯特罗是在政权稳固 后才突然宣布。看来，卡斯特罗的策略比毛更要惊世骇俗。
其实，卡斯特罗的公开承认并非突然。早在大学时代 ，他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的乌托邦构想 。他说，他在大学时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就被它那种 “好战的表达方式完全把我迷住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合他的胃口 ，“从一开始有些观点对我来说就是毫无疑问的，如社会划分为阶级 ，阶级之间有互相冲突和不可调和的利益”。这同毛泽东说他第一次读 此书时就“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他在马埃斯特腊山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就曾描绘过他心目中的乌托邦 ：“我将建立起两万五千人左右的农业单位····· ·这些单位将为儿童设立训练中心，因为教育儿童比教育成年人要容易 得多。这里会有牛和家禽，还有农业实验田。儿童们将由集体负责他们 的居住、饮食、穿着和教育，但这些儿童将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来使得他 们的中心经济自立，偿还国家提供给他们的工厂和机器。”“一年的军费就可以建立 10 个这样的教育中心，每一个可以容纳两万个农村孩子，给他们 9个月的科学和技术教育，加上良好的伙食。”这样的农村乐园和训练将 为古巴培养出一代新人。卡斯特罗的构想同当年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新村 试验，以及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所产生的理想国大致也差不了多少 。
取得了政权，乌托邦梦就有变为现实的条件。卡斯特罗充满信心，要在 11 万平方公里、一千万人口的古巴土地上规划、实施自己的蓝图了 ，或者说对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比毛泽东走得更远的独特贡献。
一，“直接民主”。通过大型群众集会，卡斯特罗用演讲阐明自己的的 主张，以
最高领袖同集会群众的直接对话的形式，凭群众的响应声来决 定重大事项的取舍。这就是卡斯特罗的“直接民主”的主要方式。
卡斯特罗不愧为超一流的演说家，大学时代就以辩才著名 。他从游击战起就没有写过著作，他成文的东西全部是演说和谈话 。他喜欢通过人的听觉影响别人的心灵。他的演讲，文字与句法竭尽夸 张和铺陈之能事，总是在两个话题上跳来跳去。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 ，在他那里可以变幻出无数种形式，以排山倒海之势 、雷霆万钧之力灌入听众的脑海。简直就是一种语言的轰炸 ，语言的强暴。同那些枯燥无味、令人昏昏欲睡的演说根本不同的是 ：听众无法将之拒绝于自己的听觉器官之外，要么缺席 （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可能），要么屈服，跟上它的逻辑和节奏 。卡斯特罗特别爱说，也特别会讲，他的这种频繁的演讲 ，往往在深夜开始至午夜结束，一讲就是数小时，次日一登就是几大版 。对天性乐观、热情奔放、喜欢热闹的古巴民众来说无疑是精神会餐 。比如，他要否决总统乌鲁希提出的选举时，就在群众集会演讲到高潮 中间问听众：“革命——？”，众高喊：“ YES ！”；“选举——？”众齐呼：“ NO ！”他转身对乌鲁希说：“你听到人民是多么反对选举吗？”其实 ，卡斯特罗并不害怕大选，以“七·二六运动”领导人具有的实力和影 响力，不说一年半内大选，就是 1959年初无论是总统职位，还是议员席位的多都非他们莫属 。他们都是学生革命家，革命成功时，卡斯特罗只有 32 岁，格瓦拉 30 岁，劳尔 26 岁，这既是他们的优势，更是他们的劣势。因为在取得政权前 ，他们这批人不说没有从事过哪怕是政府一个部门的社会管理工作 ，就连他们自己谋生的经历也未曾有过。卡斯特罗获法学博士后曾在哈瓦那一法律事务所做过律师，除了倒贴钱为一青年工人打官司外 ，没有接过一笔业务，妻儿的生活全靠父亲和朋友接济 。难怪他在建政之初对战友们抱怨：“我们这些人除了革命 ，什么都不会。”因此，抛开一切现成的国家形式和常规 ，创造一种最适合他们的、依靠领导人和革命组织直接掌握群众的运动 治国模式，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当然，他们这种“直接民主 ”所以能够进行下去，除了运用国家权力外，还有一个就是巴蒂斯塔之 前的文官政府和议会制度腐败不堪，政府已经失去信任 ，成为投机和犯罪集团，公共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民众对此已经已经失 去好感。
他的这种“直接民主”，不外乎是一种没有任何固定组织制度形式的运 动，一种
在领导召唤下群众直接响应的运动。他们这种抛开制度的 “直接民主”，实际上远远
超过了国家集权和国家干预 ，成了个人独断和个人干预，他的反官僚主义，是因为行政和技术官僚 的存在以及相应的一套体制和程序束缚了他个人意志的直接下达到群众，或者说妨碍了他随心所欲地发动群众。他要一竿子插到底 。对国家管理和经济发展来说，个人的随意干预比官僚主义的危害大得 多。这一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卡斯特罗的古巴都有过充分的体现。
二，乌托邦设计。消灭殖民地心态，把国家从单一经济、租借地 、垄断特权、大庄园制，以及其他殖民地经济的形式中解放出来 ，用集中资源解决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计划经济为手段 ，加速生产发展，使每个古巴人有机会享受发达国家的公民正在享受的 物质和福利，是卡斯特罗的乌托邦的基本指导思想。
卡斯特罗在比较中国、苏联和古巴差异时曾说：“我听说 ：中国人也许正在做人感兴趣的实验。但我们比他们走得更远 。他们的社会计划中钱是核心，虽然是以平等的角度 。而俄国人处心积虑地鼓励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则想摆脱金钱的神话 ，而不是去迁就它。我们要彻底废除钱。”在具体操作上 ，卡斯特罗就是要废除市场、利润、个人利益，直至取消货币 ，用道德动力取代物质刺激，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公社 。卡斯特罗对共产主义的定义首先不是物质的极大丰富的社会，而是 “人在其中达到最高觉悟程度的社会”。格瓦拉提出具体办法 ：首先通过国家机器和群众组织直接教育，其次是自我反省的间接教育 。这样，个人身上旧社会的影响到就会被清除，人就会从形状各异的毛 坯变成统一规格的制成品，其最主要的性能是认识到劳动不是异化 ，劳动已不再是商品，从而把劳动作为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把工厂和车间当成度假的乐园。
卡斯特罗乌托邦最大的样板区是他曾被关押过的松树岛。该岛 1965 年由古巴共青团接管，在两年内共青团向岛上输送了 5万青年，最小的十三四岁，他们在岛上开荒种柑橘，还有家畜养殖业 。在这个半封闭的岛上，生活设施和生活资料全部免费 ，分配物资的多少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数量，唯一看到钱的地方是岛上个 别的娱乐场所。基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这里的劳动积极性奇高，工作场所没有钟，引起很多外国人前来访问 ，每年古巴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取经。
但就全国而言，根据卡罗尔从古巴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 1966 —-1969 年，每天平均 8小时的劳动时间中，只有 4小时是有效的，这个统计在 1966 年8月古巴工会代表大会的材料上也发现过。
三，教育革命，塑造“新人”。卡斯特罗的教育基本原则是 ：教育与政治的结合
，学校与家庭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结合 ，教育与劳动的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城市与乡村的结合 。这比毛泽东“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办“ 7·21 大学”，“朝
阳农学院”，更全面，更具体。
卡斯特罗教育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乌托邦所需要的高度觉悟的 “新人”、“
21 世纪的人”。如格瓦拉定义的那样：这样的人是革命机器上的 “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用当年的中国话说，就是要 “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镙丝钉”。
在中小学教育中，古巴有两个创新：一是全日制托儿所 。父母必须把他们一个月大的婴儿全天放进托儿所，以便让更多的母亲 能够工作。不仅解决了劳动力问题，而且可以使孩子尽可能早地脱离家 庭，适应社会化。小学阶段，实行寄宿制，每周一到校，周六回家 ，重点是培养儿童“高尚的劳动观念”。二是“学校办到农村去” 。规定每年有 6周时间，学校必须把全体师生、教学设备搬到乡下去 ，在农场里搭起账篷。目的是把教育与生产，理论与实际 ，半工半读与农业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结合起来 。选址必须是在有甘蔗、畜牧、采矿、水果业的地方 ，更要有革命历史意义，如曾出过烈士之类。这显然比毛泽东当年 “学生也是这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要更具体、更周到。通过这些实践 ，学生了解了农村的需要，对他们日后选择大学专业时有指导意义 。卡斯特罗对大学的要求是，大学本身只是单纯的研究机构 ，不用来培养大学生。传授空洞知识的大学，必须被技术学院取代 。所有的学生，不论专长如何，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学业：农学的下乡 ，机械的下厂，畜牧的去农场，医学的到医院，所有人文学科— —历史、文学、社会研究等等——都要取消。此外，还有军事化— —学校组织的军事化和定期的军事训练。
这种教育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共性取代个性，以基层现实需要排斥 精英文化的发展，用具体的技术知识取消抽象思维和人文传统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学生从小就没有机会全面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和爱 好，接触和比较各种不同的对自然和社会超功利的思考和兴趣 ，甚至刚刚起蒙，一生的职业道路就已经被外在的力量所固定了 。不过这种教育有一种强大的优势：培养了学生对社会的义务感 ，让他们成为对社会，尤其是对落后农村有用的人。卡斯特罗说； “我们将把这个民族变成一个技师的民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技师民族 ！”
四，大跃进。从 1965 年至 1970 年卡斯特罗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用他自己的的话说， 80% 的时间都用来推动农业。他真抓实干，决不做秀，开着吉普车到处奔忙 。还亲自饲养家禽家畜，特别热衷于培育新品种。他要让世界不但看到 古巴革命能创造新人，而且还能培育出新的家畜。他请来美国、法国 、英国的专家，建起研究所；引进加拿大良种牛，亲自操作杂交牛和人 工授精。关于这位最高领导人忙碌的情境，一位跟随他多次出巡的法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杜蒙曾有过这样的生动描述：
“他就像一股旋风一般刮过整个古巴······他要亲自做每一件事 ，他的想法如喷泉一般每天每分钟地涌出来，往往在还没有搞清楚全部 情况时就下令把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的吉普车在路上遇到 一座不太结实的桥，他命令立刻修好它。跑了 50 公里，他的吉普车陷入泥里，‘你给我在这里造一条真正的路 ，一条沥青路！’，另一次，他看到一片庄家地明显干旱状态， ‘你立刻给我在这里造一个小水库！’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里没有农业技术学校？马上建一个！’”
难怪他请来的两位英国农学家，对卡斯特罗事无巨细的干预深感厌烦 ，临走时诅咒说，古巴只有把卡斯特罗暗杀了才有批望。
客观地说，卡斯特罗的大跃进比毛泽东的大跃进投入的热情更多得多 ，这一时期他不论是体力还是脑力的付出都是同时代的国家领导人无法 相比的。然而，他这种出奇的热情投入，使古巴的经济在 1960 年代实际远远不止是计划经济，而是他个人直接干预的经济 ，其结果可想而知：他提出的最主要的蔗糖产量指标 1966 年650 万吨；1967 年750 万吨； 1968 年800 万吨； 1969 年900 万吨，结果分别是 451 万吨；624 万吨； 546 万吨； 446 万吨。尤其是他下最大决心 1970 年一定要完成 1000 万吨的蔗糖指标，实际用了一年半，结果连 1971 年未成熟的甘蔗也提前收割，也只凑够 750 万吨。蔗糖指标未完成，整个社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好在古巴遍地是甘蔗，还没至于饿死人 。古巴百姓总算比中国百姓幸运。
五，输出革命。输出革命一方面是苏俄开始就有的传统使然 ，另一方面更是基于古巴生存空间的需要。这方面，苏联的作为最不遗 余力。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古巴外，几乎都是其策划的结果 。不过，不管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它们差不多都是采用派出人员 ，培训骨干，物质援助等形式，而卡斯特罗却走得更远 。他不仅有上述行为，而且在三大洲 10 多个国家驻有占总人口 2% 的军队和其它人员，这还嫌不够，他又把自己的的核心成员派出直接指 挥推翻别国政权。身为古巴统一党书记处书记、工业部长 、国家银行行长的格瓦拉就是肩负这样的使命。 1965 年，他辞去一切职务，到非洲，到拉美，直接组织和指挥游击队 ，最后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中不幸被俘遇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格瓦拉的死，恰好是他要解放的人民把他出卖的结果。
格瓦拉有句名言：“当我听到哪儿有非正义我就会气得发抖！ ”他的身上集中体
现了那一代革命政治人物牺牲自我和强制他人的结合 。这一现象至今还有相当的迷惑性。格瓦拉毕生与人的物质性 、自利性和个体性作斗争，最后，不惜牺牲自己来为“新人”作榜样 。仅此作为个人而言无疑是崇高伟大的。但他是政治家 ，当他利用国家权力强行灌输他以为是唯一有价值的原则时 ，便无疑剥夺了他人，尤其是没有话语权的人对生活选择的权利 ，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对普通人命运的操控就是最大的非正义。联想到毛泽东，总是一副真理在手的架势，姑且不论其醉翁之意 ，难道强迫他人服从你的意志就是真理吗？
我们也得承认，古巴革命 40 余年来取得了反对派也不会轻易否认的成就，如物质极度匮乏 ，但无人挨饿，路无乞丐，文盲由原拉美最高变为最低 ，连残疾儿上学都有保障，种族歧视也不存在。最突出的是彻底的免费 医疗和覆盖农村每个家庭的医疗保障网络，就连美容都成了国家包下来 的服务。另外，古巴的体育事业也取得了与其不相称的优异成绩 ，这同卡斯特罗本身是个体育爱好者的干预是分不开的。
问题在于，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热带岛国，在卡斯特罗建政后三四 年间就变成了什么都要配给的公社，一个曾经自由流动的社会变成了人 人都有固定岗位的兵营，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变成了一言堂 。这种物质极端匮乏、准军事化、只有一个声音的生活直到现在还没有 从根本上缓解。
卡斯特罗，这个比毛泽东干预基层更直接、更热情、更身体力行的人 ，这个在改造人方面比毛泽东走得更远、更顽固、更极端的人 ，如今无论是其人生还是其事业都已走到了暮年。
特莱莎曾这样评价卡斯特罗：他是一个行动者，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 ，不会停下来检查自己；如果犯了一个错误，就用下一个错误来弥补 ；如果摧毁了一个有用的东西，就用摧毁下一个来继续。
西方有人把卡斯特罗比作堂吉诃德，将古巴百姓比作桑乔·潘萨 。虽然桑乔对他主人的浪漫理想并不以为然，有时还怀疑其神智是否清 醒，但主人答应的报酬总是充满诱惑，使得他不顾理智的判断 ，跟随主人人从一个冒险走向下一个冒险。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这位唯一健在的打江山 又坐江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再也喊不出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社会主义 ”这些通常作为他演讲结束语的口号。他不得不稍稍地进行改革，羞羞答答地恢复他毕生决心要埋葬的“非正义”的旧体制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面对世界民主潮流的汹涌澎湃 ，我们还能对卡斯特罗很不甘心的这一制度说什么呢？
将中国的毛泽东和古巴的卡斯特罗扯在一起，或许有人会认为太牵强了 。是的，一个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一个是“白人国家里最黑 、黑人国家里最白”的克里奥尔人；两国时差半个对时 ，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沿革迥异；二人年龄悬殊 33 岁，成长经历和革命生涯差别甚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只要将卡斯特罗同毛泽东比照研究，你就会发现：二人无论是个性 ，还是治国方式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卡斯特罗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用毛泽东当年赞美“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话，叫做“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论个性，二人都具有叛逆精神和不服输的倔强性格，且天分甚高 ，胆识过人，非常自信。毛泽东反抗他的父亲，抵制他的上级，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他 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执着追求。这是为人熟知的。卡斯特罗在教会学校就是个很不规矩的孩子，以至于其父不得不终止他们三兄弟的学业 。兄长和弟弟都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卡斯特罗却不答应，威胁父母说 ，不让他上学就要烧掉家里的庄园。父母没办法，只好同意他继续读书 。在他 14 岁那年，曾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并收到了罗斯福的亲笔回信 ，就产生过轰动效应。以后在他的革命生涯统治经历中有过无数次看 似冒险，实则极具胆识和狡黠的行为。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 。据他的弟弟劳尔回忆，卡斯特罗在校时期“性烈如火，最有势力 、最强壮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如果他被打败了，第二天再打 ，他绝不罢休。”论爱好，二人都是数学成绩差，史地成绩优 ，特别喜读政治人物传记；二人都好体育锻炼。这方面卡斯特罗比毛更 全面。毛年轻时即主张“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好登山 ，喜风浴、日光浴，是游泳好手，不用赘述；卡斯特罗一口气游上五 、六英里不在话下。 1947 年夏，他率领一个多米尼加流亡者小组参加反对独裁者特鲁希略的远征 ，船未近岸，即遭搜捕。他只身跳下轮船，穿着制服和战斗靴 ，背着汤普森冲锋枪，游出鲨鱼出没的海湾，回到陆地 ，又步行二十英里才回到父亲的庄园；其在校就是体育积极分子 ，是篮球队队长；还曾创下过四小时钓鱼 406 磅的纪录。在这方面可能还找不出哪一位政治领袖人物能与之媲美 。二人都敢于冒险，善于冒险。似乎总被命运之神眷顾 。毛泽东革命数十年，多次命悬一线，总是化险为夷 ；即使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他仍然毫发未损，真怀疑冥冥之中自有 神助。卡斯特罗是堂吉诃德似的行动者，他的许多冒险举动 ，即使今天看来都不可思议，然而他却成功了。 1953 年7月26 日，他率 113人、主要武器是猎枪的队伍袭击蒙卡塔兵营，在对目标未作认真调查的 情况下就冒然举事，结果被捕，判刑 15 年。然而他的这一举动和他在法庭上的自辩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使他成为全古巴的爱国英雄，最后只在牢里待了 22 个月即获释。 1956 年11 月，他从美国人手中购得一艘核载 12 人的“格拉玛”号快艇，居然搭载枪支弹药和 82 人返回古巴，准备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还未上岸便遭轰炸 ，上岸后又遭突袭。最后只剩下包括其兄弟劳尔和战友格瓦拉在内的 12 人逃进马埃斯特腊山区，以游击方式与政府军周旋。当巴蒂斯塔对外声 称卡斯特罗已被打死时，卡斯特罗通过地下组织，邀请《纽约时报 》老记者马修斯进山采访。报导一出，他又成为了举世人物 。卡斯特罗只在这片山区坚持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便赢得了新政权 。论穿着，二人都是不修边幅，落拓不羁，做大事不拘小节的人 。论生活习惯，二人都属夜猫子型：白天睡觉，夜晚精神十足 ，搞得随从不得不适应这一规律。而卡斯特罗于此更甚 。在他当政时期整个政府的日常运作也受其影响。卡斯特罗经常让整个 国家入夜开始听他长篇大论，直至午夜时分。他还常常半夜把客人从床 上叫起来见他，或者由他驾驶吉普车，让客人跟他在通往农场的乡间山 路上颠簸。毛泽东讨厌钱，据说建政后从不摸钱；卡斯特罗从上 “井冈山”——马埃斯特腊山开始，口袋里就再不揣钱 。二人甚至在体格上都很相似：毛身高 182 米，体魄雄健；卡斯特罗也在六英尺以上，有着“希腊雕像一样的身材 ”······
不过，这些并不是我要研究的重点。二人都是革命家、政治家 ，我愿更多地从这方面来分析他们，尤其是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显然比毛泽东更幸运、更传奇。从他成为职业革命家 ，到夺取政权，不到 6年时间，不及毛的四分之一；从他袭击蒙卡塔兵营开始武装斗争 ，到推翻巴蒂斯塔政府，只有 5年零 5个月，也不及毛的四分之一。这并非是卡斯特罗比毛能干 。古巴的革命并不象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不是苏俄输出革命的结果 。古巴的共产党也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因为它主张议会斗争 。古巴革命的活跃力量主要是由卡斯特罗组建的“七·二六运动 ”这个组织。卡斯特罗在夺取政权前，高举的是民族独立 、社会正义的旗帜，具体是恢复 1940 年的民主宪法。他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 ，他甚至说只有革命的敌人才会污蔑古巴革命是共产主义的 。古巴的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由众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合阵线共同推动 的变革过程。总的来看，这场革命是古巴独立以来各种长期社会矛盾在 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下的激化和总爆发，卡斯特罗的游击队不过是推翻前 政权最具象征性和力量性的因素罢了。按理说在这样一个多种力量存在 的国家确立新政权，最具民主政体基础，然而后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世 人的预料。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同政府军周旋两年后，卡斯特罗派格瓦拉进攻圣地亚 哥，地下组织积极配合，发动民众围攻总统府，巴蒂斯塔出逃。 1959 年1月2日，新的临时政府总统乌鲁希在圣地亚哥宣誓就职，任命卡斯特罗的老 师、哈瓦拉大学法学教授米罗·卡迪拉为政府总理，任命卡斯特罗为古 巴武装力量总司令，同时宣布恢复 1940 年宪法，总统选举将在一年半内举行。从 1月7日起，美国及拉美国家相继承认新政权，巴蒂斯塔政府原驻外大使纷纷 对新政权表示效忠。卡斯特罗在欢迎他的盛大集会上 ，面对沸腾的民众，除重申了他过去的原则外，还特别强调：“七 ·二六运动”的武装力量是唯一合法的军队，不但前古巴军队要解散 ，而且其他反巴蒂斯塔的武装也要被收编。至此，新政权确立了 ，卡斯特罗的实权也稳固了。
1959 年4月，卡斯特罗访问美国。在回国的电视讲话中回答： “古巴革命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 “橄榄绿色的人道主义的革命”，即第三条道路。卡斯特罗真走的是第 三条路吗？
卡斯特罗依靠军队的权，利用民众的狂热和直接行动的倾向 ，以及长期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反感，逼退总理，逼走总统 ，成为了古巴的“最高领导人”，他开始大展拳脚。他随即进行土地改 革和大规模的国有化，征用古巴电话、电气公司、炼油厂、糖厂 ，
没收外国资本。种种迹象表明，卡斯特罗走的不是第三条路 ，而是社会主义。他的这些所作所为正在引起两极大国— —美国和苏联的密切关注。在 1961 年4月的“潴湾事件”后，卡斯特罗终于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 。一方面美国人为卡斯特罗没收其 166家在古企业而愤怒，另一方面美国更不愿意看到在自己的后院出现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古巴实行封锁的同时，支持了一支由流亡人员组成 的远征军入侵古巴，准备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不过，这支 1500 人的队伍刚一上岸，就被古巴的游击队和民兵消灭了 。而卡斯特罗通过米高扬的访问，同苏联签订了包括购买古巴食糖 、对古贷款 1亿美元、供应原油、输出技术等广泛合作的古苏协定 。有了另一个大国作靠山，卡斯特罗卸掉伪装，于当年的 5月1日在数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突然宣布：古巴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 。他说， 1940 年的宪法太老了，过时了，被革命抛在了后面，选举已经没有必要讨论 了，“革命不值得在这些愚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古巴革命 “已经由人民的直接统治取代了假民主”，“这就是社会主义”。 “我在这里自信和高兴地宣布：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将始终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卡斯特罗从一个青年律师到成为革命领袖，从袭击蒙卡塔兵营到 “潴湾事件”止，无
论是接受采访，还是撰文演说，从来没有一次说自 己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相反，一再强调古巴革命仅仅是 为了民族独立，社会正义，是为了恢复 1940 年的民主宪法。如今他突然宣布古巴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并说，“过去的否认是出于争取大多数人支持革命的策略考虑”。
好一个策略考虑！毛泽东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不也是有过 这样的策略吗？为了蒙骗世人，为了“争取大多数”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 》上发表的阐释民主、呼吁民主的文章还少吗？其对民主制度认识的深 刻和对民主论述的系统并不亚于今天的民运人士。所不同的是 ，毛泽东一开始就公开承认革命要分两步走，而卡斯特罗是在政权稳固 后才突然宣布。看来，卡斯特罗的策略比毛更要惊世骇俗。
其实，卡斯特罗的公开承认并非突然。早在大学时代 ，他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的乌托邦构想 。他说，他在大学时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就被它那种 “好战的表达方式完全把我迷住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合他的胃口 ，“从一开始有些观点对我来说就是毫无疑问的，如社会划分为阶级 ，阶级之间有互相冲突和不可调和的利益”。这同毛泽东说他第一次读 此书时就“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他在马埃斯特腊山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就曾描绘过他心目中的乌托邦 ：“我将建立起两万五千人左右的农业单位····· ·这些单位将为儿童设立训练中心，因为教育儿童比教育成年人要容易 得多。这里会有牛和家禽，还有农业实验田。儿童们将由集体负责他们 的居住、饮食、穿着和教育，但这些儿童将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来使得他 们的中心经济自立，偿还国家提供给他们的工厂和机器。”“一年的军费就可以建立 10 个这样的教育中心，每一个可以容纳两万个农村孩子，给他们 9个月的科学和技术教育，加上良好的伙食。”这样的农村乐园和训练将 为古巴培养出一代新人。卡斯特罗的构想同当年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新村 试验，以及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所产生的理想国大致也差不了多少 。
取得了政权，乌托邦梦就有变为现实的条件。卡斯特罗充满信心，要在 11 万平方公里、一千万人口的古巴土地上规划、实施自己的蓝图了 ，或者说对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比毛泽东走得更远的独特贡献。
一，“直接民主”。通过大型群众集会，卡斯特罗用演讲阐明自己的的 主张，以
最高领袖同集会群众的直接对话的形式，凭群众的响应声来决 定重大事项的取舍。这就是卡斯特罗的“直接民主”的主要方式。
卡斯特罗不愧为超一流的演说家，大学时代就以辩才著名 。他从游击战起就没有写过著作，他成文的东西全部是演说和谈话 。他喜欢通过人的听觉影响别人的心灵。他的演讲，文字与句法竭尽夸 张和铺陈之能事，总是在两个话题上跳来跳去。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 ，在他那里可以变幻出无数种形式，以排山倒海之势 、雷霆万钧之力灌入听众的脑海。简直就是一种语言的轰炸 ，语言的强暴。同那些枯燥无味、令人昏昏欲睡的演说根本不同的是 ：听众无法将之拒绝于自己的听觉器官之外，要么缺席 （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可能），要么屈服，跟上它的逻辑和节奏 。卡斯特罗特别爱说，也特别会讲，他的这种频繁的演讲 ，往往在深夜开始至午夜结束，一讲就是数小时，次日一登就是几大版 。对天性乐观、热情奔放、喜欢热闹的古巴民众来说无疑是精神会餐 。比如，他要否决总统乌鲁希提出的选举时，就在群众集会演讲到高潮 中间问听众：“革命——？”，众高喊：“ YES ！”；“选举——？”众齐呼：“ NO ！”他转身对乌鲁希说：“你听到人民是多么反对选举吗？”其实 ，卡斯特罗并不害怕大选，以“七·二六运动”领导人具有的实力和影 响力，不说一年半内大选，就是 1959年初无论是总统职位，还是议员席位的多都非他们莫属 。他们都是学生革命家，革命成功时，卡斯特罗只有 32 岁，格瓦拉 30 岁，劳尔 26 岁，这既是他们的优势，更是他们的劣势。因为在取得政权前 ，他们这批人不说没有从事过哪怕是政府一个部门的社会管理工作 ，就连他们自己谋生的经历也未曾有过。卡斯特罗获法学博士后曾在哈瓦那一法律事务所做过律师，除了倒贴钱为一青年工人打官司外 ，没有接过一笔业务，妻儿的生活全靠父亲和朋友接济 。难怪他在建政之初对战友们抱怨：“我们这些人除了革命 ，什么都不会。”因此，抛开一切现成的国家形式和常规 ，创造一种最适合他们的、依靠领导人和革命组织直接掌握群众的运动 治国模式，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当然，他们这种“直接民主 ”所以能够进行下去，除了运用国家权力外，还有一个就是巴蒂斯塔之 前的文官政府和议会制度腐败不堪，政府已经失去信任 ，成为投机和犯罪集团，公共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民众对此已经已经失 去好感。
他的这种“直接民主”，不外乎是一种没有任何固定组织制度形式的运 动，一种
在领导召唤下群众直接响应的运动。他们这种抛开制度的 “直接民主”，实际上远远
超过了国家集权和国家干预 ，成了个人独断和个人干预，他的反官僚主义，是因为行政和技术官僚 的存在以及相应的一套体制和程序束缚了他个人意志的直接下达到群众，或者说妨碍了他随心所欲地发动群众。他要一竿子插到底 。对国家管理和经济发展来说，个人的随意干预比官僚主义的危害大得 多。这一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卡斯特罗的古巴都有过充分的体现。
二，乌托邦设计。消灭殖民地心态，把国家从单一经济、租借地 、垄断特权、大庄园制，以及其他殖民地经济的形式中解放出来 ，用集中资源解决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计划经济为手段 ，加速生产发展，使每个古巴人有机会享受发达国家的公民正在享受的 物质和福利，是卡斯特罗的乌托邦的基本指导思想。
卡斯特罗在比较中国、苏联和古巴差异时曾说：“我听说 ：中国人也许正在做人感兴趣的实验。但我们比他们走得更远 。他们的社会计划中钱是核心，虽然是以平等的角度 。而俄国人处心积虑地鼓励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则想摆脱金钱的神话 ，而不是去迁就它。我们要彻底废除钱。”在具体操作上 ，卡斯特罗就是要废除市场、利润、个人利益，直至取消货币 ，用道德动力取代物质刺激，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公社 。卡斯特罗对共产主义的定义首先不是物质的极大丰富的社会，而是 “人在其中达到最高觉悟程度的社会”。格瓦拉提出具体办法 ：首先通过国家机器和群众组织直接教育，其次是自我反省的间接教育 。这样，个人身上旧社会的影响到就会被清除，人就会从形状各异的毛 坯变成统一规格的制成品，其最主要的性能是认识到劳动不是异化 ，劳动已不再是商品，从而把劳动作为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把工厂和车间当成度假的乐园。
卡斯特罗乌托邦最大的样板区是他曾被关押过的松树岛。该岛 1965 年由古巴共青团接管，在两年内共青团向岛上输送了 5万青年，最小的十三四岁，他们在岛上开荒种柑橘，还有家畜养殖业 。在这个半封闭的岛上，生活设施和生活资料全部免费 ，分配物资的多少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数量，唯一看到钱的地方是岛上个 别的娱乐场所。基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这里的劳动积极性奇高，工作场所没有钟，引起很多外国人前来访问 ，每年古巴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取经。
但就全国而言，根据卡罗尔从古巴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 1966 —-1969 年，每天平均 8小时的劳动时间中，只有 4小时是有效的，这个统计在 1966 年8月古巴工会代表大会的材料上也发现过。
三，教育革命，塑造“新人”。卡斯特罗的教育基本原则是 ：教育与政治的结合
，学校与家庭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结合 ，教育与劳动的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城市与乡村的结合 。这比毛泽东“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办“ 7·21 大学”，“朝
阳农学院”，更全面，更具体。
卡斯特罗教育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乌托邦所需要的高度觉悟的 “新人”、“
21 世纪的人”。如格瓦拉定义的那样：这样的人是革命机器上的 “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用当年的中国话说，就是要 “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镙丝钉”。
在中小学教育中，古巴有两个创新：一是全日制托儿所 。父母必须把他们一个月大的婴儿全天放进托儿所，以便让更多的母亲 能够工作。不仅解决了劳动力问题，而且可以使孩子尽可能早地脱离家 庭，适应社会化。小学阶段，实行寄宿制，每周一到校，周六回家 ，重点是培养儿童“高尚的劳动观念”。二是“学校办到农村去” 。规定每年有 6周时间，学校必须把全体师生、教学设备搬到乡下去 ，在农场里搭起账篷。目的是把教育与生产，理论与实际 ，半工半读与农业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结合起来 。选址必须是在有甘蔗、畜牧、采矿、水果业的地方 ，更要有革命历史意义，如曾出过烈士之类。这显然比毛泽东当年 “学生也是这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要更具体、更周到。通过这些实践 ，学生了解了农村的需要，对他们日后选择大学专业时有指导意义 。卡斯特罗对大学的要求是，大学本身只是单纯的研究机构 ，不用来培养大学生。传授空洞知识的大学，必须被技术学院取代 。所有的学生，不论专长如何，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学业：农学的下乡 ，机械的下厂，畜牧的去农场，医学的到医院，所有人文学科— —历史、文学、社会研究等等——都要取消。此外，还有军事化— —学校组织的军事化和定期的军事训练。
这种教育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共性取代个性，以基层现实需要排斥 精英文化的发展，用具体的技术知识取消抽象思维和人文传统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学生从小就没有机会全面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和爱 好，接触和比较各种不同的对自然和社会超功利的思考和兴趣 ，甚至刚刚起蒙，一生的职业道路就已经被外在的力量所固定了 。不过这种教育有一种强大的优势：培养了学生对社会的义务感 ，让他们成为对社会，尤其是对落后农村有用的人。卡斯特罗说； “我们将把这个民族变成一个技师的民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技师民族 ！”
四，大跃进。从 1965 年至 1970 年卡斯特罗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用他自己的的话说， 80% 的时间都用来推动农业。他真抓实干，决不做秀，开着吉普车到处奔忙 。还亲自饲养家禽家畜，特别热衷于培育新品种。他要让世界不但看到 古巴革命能创造新人，而且还能培育出新的家畜。他请来美国、法国 、英国的专家，建起研究所；引进加拿大良种牛，亲自操作杂交牛和人 工授精。关于这位最高领导人忙碌的情境，一位跟随他多次出巡的法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杜蒙曾有过这样的生动描述：
“他就像一股旋风一般刮过整个古巴······他要亲自做每一件事 ，他的想法如喷泉一般每天每分钟地涌出来，往往在还没有搞清楚全部 情况时就下令把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的吉普车在路上遇到 一座不太结实的桥，他命令立刻修好它。跑了 50 公里，他的吉普车陷入泥里，‘你给我在这里造一条真正的路 ，一条沥青路！’，另一次，他看到一片庄家地明显干旱状态， ‘你立刻给我在这里造一个小水库！’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里没有农业技术学校？马上建一个！’”
难怪他请来的两位英国农学家，对卡斯特罗事无巨细的干预深感厌烦 ，临走时诅咒说，古巴只有把卡斯特罗暗杀了才有批望。
客观地说，卡斯特罗的大跃进比毛泽东的大跃进投入的热情更多得多 ，这一时期他不论是体力还是脑力的付出都是同时代的国家领导人无法 相比的。然而，他这种出奇的热情投入，使古巴的经济在 1960 年代实际远远不止是计划经济，而是他个人直接干预的经济 ，其结果可想而知：他提出的最主要的蔗糖产量指标 1966 年650 万吨；1967 年750 万吨； 1968 年800 万吨； 1969 年900 万吨，结果分别是 451 万吨；624 万吨； 546 万吨； 446 万吨。尤其是他下最大决心 1970 年一定要完成 1000 万吨的蔗糖指标，实际用了一年半，结果连 1971 年未成熟的甘蔗也提前收割，也只凑够 750 万吨。蔗糖指标未完成，整个社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好在古巴遍地是甘蔗，还没至于饿死人 。古巴百姓总算比中国百姓幸运。
五，输出革命。输出革命一方面是苏俄开始就有的传统使然 ，另一方面更是基于古巴生存空间的需要。这方面，苏联的作为最不遗 余力。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古巴外，几乎都是其策划的结果 。不过，不管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它们差不多都是采用派出人员 ，培训骨干，物质援助等形式，而卡斯特罗却走得更远 。他不仅有上述行为，而且在三大洲 10 多个国家驻有占总人口 2% 的军队和其它人员，这还嫌不够，他又把自己的的核心成员派出直接指 挥推翻别国政权。身为古巴统一党书记处书记、工业部长 、国家银行行长的格瓦拉就是肩负这样的使命。 1965 年，他辞去一切职务，到非洲，到拉美，直接组织和指挥游击队 ，最后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中不幸被俘遇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格瓦拉的死，恰好是他要解放的人民把他出卖的结果。
格瓦拉有句名言：“当我听到哪儿有非正义我就会气得发抖！ ”他的身上集中体
现了那一代革命政治人物牺牲自我和强制他人的结合 。这一现象至今还有相当的迷惑性。格瓦拉毕生与人的物质性 、自利性和个体性作斗争，最后，不惜牺牲自己来为“新人”作榜样 。仅此作为个人而言无疑是崇高伟大的。但他是政治家 ，当他利用国家权力强行灌输他以为是唯一有价值的原则时 ，便无疑剥夺了他人，尤其是没有话语权的人对生活选择的权利 ，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对普通人命运的操控就是最大的非正义。联想到毛泽东，总是一副真理在手的架势，姑且不论其醉翁之意 ，难道强迫他人服从你的意志就是真理吗？
我们也得承认，古巴革命 40 余年来取得了反对派也不会轻易否认的成就，如物质极度匮乏 ，但无人挨饿，路无乞丐，文盲由原拉美最高变为最低 ，连残疾儿上学都有保障，种族歧视也不存在。最突出的是彻底的免费 医疗和覆盖农村每个家庭的医疗保障网络，就连美容都成了国家包下来 的服务。另外，古巴的体育事业也取得了与其不相称的优异成绩 ，这同卡斯特罗本身是个体育爱好者的干预是分不开的。
问题在于，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热带岛国，在卡斯特罗建政后三四 年间就变成了什么都要配给的公社，一个曾经自由流动的社会变成了人 人都有固定岗位的兵营，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变成了一言堂 。这种物质极端匮乏、准军事化、只有一个声音的生活直到现在还没有 从根本上缓解。
卡斯特罗，这个比毛泽东干预基层更直接、更热情、更身体力行的人 ，这个在改造人方面比毛泽东走得更远、更顽固、更极端的人 ，如今无论是其人生还是其事业都已走到了暮年。
特莱莎曾这样评价卡斯特罗：他是一个行动者，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 ，不会停下来检查自己；如果犯了一个错误，就用下一个错误来弥补 ；如果摧毁了一个有用的东西，就用摧毁下一个来继续。
西方有人把卡斯特罗比作堂吉诃德，将古巴百姓比作桑乔·潘萨 。虽然桑乔对他主人的浪漫理想并不以为然，有时还怀疑其神智是否清 醒，但主人答应的报酬总是充满诱惑，使得他不顾理智的判断 ，跟随主人人从一个冒险走向下一个冒险。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这位唯一健在的打江山 又坐江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再也喊不出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社会主义 ”这些通常作为他演讲结束语的口号。他不得不稍稍地进行改革，羞羞答答地恢复他毕生决心要埋葬的“非正义”的旧体制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面对世界民主潮流的汹涌澎湃 ，我们还能对卡斯特罗很不甘心的这一制度说什么呢？
成都读书会书友 焦鸿
2006 ．12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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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12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