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自由文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运动。它要求在历史的特定条件和环境中去体现出通过文化运动而获得的自由之本质。自由思想与独立写作，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生决志，是一种使命的召唤与抉择。
然而无论是独立思想，还是自由写作，都必须落实到实处。落实到成果中，落实到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作品中去。在今天，无论是文艺或思想的创造，早已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存在着。需要考虑的是：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相对于这些职业化的写作而言，究竟有什么特出之处呢？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又有哪些文艺与思想的类型或职业可供一个坚持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的人来选择呢？在今天的中国有被作协豢养的专业作家；有写作严肃文学的自由作家，还有商业化通俗文学的写手……在这众多的，彼此矛盾的写作者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写作已经日益变得功利化也益发地边缘化。在这样一个境地中，是否还能坚持理想主义的高标，从而把文艺视作一种纯粹的体现真善美的精神活动？是否能以某种崇高的标准把自由写作与那些粗俗或堕落的东西区分开呢？
在历史上，文学与思想曾是是一条致富与出名的捷径。无论是在早期现代化时代的西欧，还是在文革后中国文艺兴盛的那些年代。文艺可以用来表达思想与情感，也能获得相当的社会名望与社会地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召唤，曾经使得文学与艺术具有神奇炫目的光环，当年那些曾经被人推崇的文艺青年，所谓的“文学之星”，他们所具有的地位，正如今天工业化造星工厂的“歌星”，“影星”。文学与艺术，不仅具有精神性的影响，也会带来生活与现实中的实际利益。纯文学的写作也就变得功利化，更多地发作品，争取评，赢得奖项，变得比作品本身更重要。一旦当纯文学写作也变得功利，再加上现实社会与政治的导向，就会这样一路下滑，堕落下去，最终曾经独立的写作，竟然变得与党派或学派的宣传没有什么两样。
由此可见。真正的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是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中，又与现实保持着一段距离，从而确立起文学自身的审美倾向。如果失去这种价值取向，文学与艺术就会变得庸俗而堕落。尽管纯真的文学，无论体现在审美与伦理价值中的作品，可以只是为文艺界或知识界很有限的小众所接受。但它在缓慢然而坚定的传播中，它所提倡的纯粹审美的情感，与深挚动人的道德力量，会逐渐渗入到文艺界更多的人中，由那些具有共识的人再传播，并进而扩散到整个社会中去。这便是独立思想与自由文学的无敌力量。这是有限的文学与艺术通过其自身的情感的感染力与其伦理价值的感召力而对于物质化的功利价值所取得的优势。这便是纯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学之间所存在的雅俗与高下的等级区别。正是这种审美与伦理的等级区别，标识出了相异的社会性存在。
通过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所传达的不仅仅是情感或思想，这些情感与思想的传达相应地标识着一种趣味与品位。艺术具有趣味正如饮食具有的趣味一样，而文学与艺术的品位却与时尚趣味或品位有着天壤之别。通过优雅的诚挚，不过强调着艺术鉴赏的能力还有审美趣味的纯粹性，更有一种伦理性的精神意味，表现出审美的超然，这便是高雅与高尚的所在。
一旦一个人达到一种在艺术上的审美的超然，他便也在现实生活中达到了一种对于世态的超然。这让他能排开种种现实的考量，而达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创造的境地。在现实世界里权力与政治关系处处掣肘，而在他那创造的世界里，是他自身由心性而控制着一切，虽然在他写作与表达的时刻，他从未想到过这个私密的表达性空间，终有一日会成为一个公众空间。谈到这里，就要论及笔者的中心议题：文艺精英的产生，及其与权力精英的抗争。这种抗争，时常在某个意料之外的境地发生。
笔者所瞩意的便是在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中，作者通过个人化的表达空间而达到的公众空间。在这里，政治、社会与权力交互性地影响着文学与艺术的作品。在此，文学与艺术自身的力量，是一种比行政与权力更具合法性也更强力的控制力量，甚至在与权力的冲突中，达到了对权力本身的控制。历史的教训，一再地展示出这种思想力量的伟大之处，思想如何从书斋深处，从平淡无奇的书本中，而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的结构，甚至影响到历史进程的。
因为思想与创造从它自身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政治权力会执意于控制文学与艺术本身。通过政府性的组织化作用及现实物质实利达到诱买的目的。如中国的“作协”、名目繁多的主旋律的奖项、津贴、评审等等……失去自由表达，从而变成宣传机器的作家们，便能在当年的体制时代，享受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却不得不乖乖地按政治权力规定的文艺路线行事，无一例外，又哪里谈得到什么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呢？如果用资本来比喻，那便是符号资本被政治资本收买的一个过程。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与确立，文学与艺术的表达又进入了一个写手的时代，而官方的豢养文学日渐边缘化。这使得写作，连同与其相关的其他传媒艺术，成了一种低投入，而有较高成功率的谋生手段与职业。这是一个搞笑或者准确地说是恶搞的时代，这也与当今人生的一般的犬儒化的思想有关。人们关心的是金钱，还有快速成功。他们往往对一切，包括对权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统统抱着机会主义或者犬儒主义的那种玩世的什么也不真相信的态度。毕竟在中国的现实里，政治权力仍然是社会的统治力量。在强大的政治与权力的控制下，文学与艺术的反抗，往往只能避硬取软，以搞笑或恶搞的方式，转而对抗社会不良现象，还有经济影响而非来自政治的压迫，从而保守并宣示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这种独立自主性的保留，便为高雅与精英化的文学与艺术留下了它的道路。一旦当人民厌恶粗鄙与庸俗后，就会自然有一种对高尚与高雅的渴求。一旦当娱乐化的搞笑与恶搞变得疲惫后，当人们开始深切地反思并渴望某种严肃而深切的存在的时候，高雅与精致的审美感动，还有诚挚的伦理感化便是起到它的作用。精英化的文学与艺术，只是在独立地表达其我，而不可能接受政治与权力精英所强加的任何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精英化的文学与艺术，便可能与大众化的通俗作品，一起结盟，从而反抗权力精英。
高雅文化和艺术禀赋从来都需要某种与优越的社会地位相关的审美与伦理的陶冶与教化。这种陶冶与教化本身，及其所塑造的那种崇尚自由与诚挚的人性品格，也是自由文化运动的鹄的。一旦当真正的文艺精英们崛起，诚挚与自由的价值观便得以确立与承继。在当今这种普遍的价值沦丧与审美粗鄙化的情形下，审美趣味的培养与伦理价值的陶冶与教化，具有与现实的社会政治同样重要的意义。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自由文化运动，培育出更多的文化精英们，进而与权力精英去抗争。这便是拙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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