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月前发表于其它论坛的旧文,感到对当前的某些争论,尤其是我目前的观点有参考价值,故而将其转贴过来,可作为对<不能赞同刘晓波先生关于"暴力"的观点>一文的参照和映衬.
从此文可以看到,我在<不能>一文中所说"我过去对刘晓波先生很尊重和推崇"并非虚幻之言或是客套.刘先生在89中的勇敢表现和近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一直是赞许有加的.
然而,我仍然不能赞同刘晓波先生所代表的"非暴力化"观点.
我们肯定89,是因为它发出了"要民主"的呼声;我们不能回避和不能不指出89的局限,是因为89的相当一些参与者一心想在当局承认允许,不超越违反专制法律法规的前题下企求"民主",最终实际是断送了民主.
刘先生同89的许多参与者一样,在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群中较早地觉悟到民主,提出了民主的愿望,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但时至今日,刘先生却几乎未从以往的局限性中醒悟和进步,仍然死抱着老皇历不放,甚至钻进了死胡同,则的的确确是一种可悲!
从89时的强调"理性化","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到今天的"非暴力化","非政治化",其思维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其根本核心是承认共产党合法,也要共产党承认我合法;反专制不反共产党,要民主但不要激怒(更不要说推翻了)共产党,乃至希图依靠共产党及专制暴政的代表人物实现民主.
如果说这种思维在89时是一种局限的话,今天和今后则是对民主运动的一种反动和最大危险;如果说这种思维在89时会给民主运动造成损害的话,则今天和今后将会对民主运动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如果说这种思维曾经充当过民主运动的同路人和协作者的话,今天和今后它将越来越成为专制暴政的帮凶和民主运动的敌人.
八九给予我们的最根本启示
实现民主必须彻底否定中共（之2）
梦之魂
在对89学运的反思和探讨中，有一个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本应首先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不但使我们无法真正对89学运作出恰如其分的、准确的定性和评价，也使我们无法对89学运中的许多具体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而且，也直接使我们对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从目标、方向到路线、方法等各个方面无法产生正确的认识和采取正确的行动。
89学运是否反对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当局和89学运的参与者及同情者、支持者们双方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而当年双方矛盾激化直至最终酿成惨案，其根本原因恰恰正在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
首先，中共当局的看法。《人民日报》“4．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肯定的。邓小平于
治根基的严重政治斗争，所以必须刻不容缓地坚决加以扑灭和扼杀。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然坚持这种看法。
另一方面，89学运的参与者及其同情者、支持者不同意、不接受中共当局的定性，既不认为学运是“动乱”，也不认为学运的性质是“反共产党”或“反社会主义”的。同情、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代表和党内开明派代表如赵紫阳等人多次向以邓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不同看法，但始终未被接受和采纳。学生的大规模游行、静坐以及绝食等等行动实际上正是源自于对《人民日报》社论定性的不满。这种不满一方面是对“动乱”定性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定性的不满。应当说，从学运开始直至“6．
未企图彻底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而不过想在中共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纠正某些领导人的错误，使党更“伟大、光荣、正确”而已。亦即是仅仅希望进行一场体制内的改革。因此，在“6．
那么，中共当局和学运的参与者在关于89学运性质的看法上，哪个更符合实际呢？即是说，89学运究竟是反共产党还是不反共产党？我认为，应就中共和89学运的本质加以对比分析，才能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
同世界上的一切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一样，中共首先是一个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被代表一己私利的利益集团所把持，实行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政体。中共及其政权的本质就是专制独裁，是与民主根本对立、完全背道而驰的。维系、巩固这个专制独裁政权靠的是对一切敢于怀疑和挑战其专制独裁权力的异己倾向和力量的残酷暴力镇压，亦
即“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必然剥夺人民的一切民主政治权利。毫无疑问，中共及其政府完全是一个反民主、反人民、反社会进步的反动政治集团和反动政权，而且比欧美等国共产党更凶残、更无耻、更黑暗。失去了专制独裁，失去了反民主、反人权的暴力专政，共产党也就不成其为共产党，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本条件而必然土崩瓦解。
89学运由悼念胡耀邦发端，实际上反映了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中共“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想领域专制禁锢政策的不满；后来又发展到“反官倒”、“反腐败”、“反特权”，则反映了广大民众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专制特权的不满；最后，运动提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对专制”、“反对一党
专政”、“要求言论自由”等等口号，矛头直指中共反民主的专制统治根基和要害。显然，89学运的实质是争民主、反专制，是同中共的本质根本对立的。89学运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共产党的，尽管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未能更清醒自觉地意识到。从这点看来，说89学运是一场较之“5．
如果认为89学运不是反共产党的，那就是认为89学运的目标同中共在本质上并不根本对立冲突：要么中共政权不是一个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权，要么89学运不是一场反专制的民主运动。显然，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实际。
邓小平等人毕竟是一伙富有经验的政治斗争老手，他们一下子从学生的口号中敏锐地察觉到学运的根本矛头所向和发展趋势，察觉到其反共产党的本质，预感到学运继续发展将会严重威胁到中共的专制统治基础，因此才不惜一切，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学运痛下杀手。应当说，邓小平的判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也正是中共当局最终下决心进行镇压的根本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学运的许多参与者和同情、支持者们的思想认识与运动的反专制、争取民主的客观倾向和趋势，甚至与自己提出的民主口号的精神实质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于是运动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情况：一方面，学运的参与者们提出了直指中共专制暴政要害的口号和要求；另一方面，口号和要求的提出者们又在小心翼翼地维
护着中共专制暴政的根基，避免从根本上触犯和危及它，从而使口号和要求落空。他们思想深处还未完全和真正认清中共反民主、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和民主的真谛，长期的奴化思想教育使他们对中共心存幻想，企图在拥护共产党的前提下，在中共专制政体的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来帮助共产党改进。他们没有认识到，民主的要求是同中共的
本质根本对立的，也是专制利益集团不可能容许和接受的，因此，这种愿望不但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是从“反专制，不反共产党”、“要民主，也要共产党”的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思维出发，89学运在行动上不能不表现出一系列失误，并给运动造成一系列损失:
１、一味地宣称自己不反共产党，掩盖了中共的反动本质，模糊了广大群众的视线和认识，也使运动极大地贬值和变质而使之成为虽有民主的口号但无具体政治目标，只反个人不反政权和制度的改良运动。从而，也使中共当局很快从最初的惊慌失措中站稳脚跟而得以展开反击。
２、从这种思维出发，就不可能提出彻底推翻中共暴政的政治目标和实施纲领，就使运动失掉明确的、远大的目标和方向，必然最终消退群众的斗志，使运动自我瓦解。
３、从这种思维出发，学运的参与者就不可能想到并实施同党内、军内的反对派联合，共同推翻中共暴政。
从89学运中的两方──中共和学生及其同情、支持者──对学运性质的不同判断中我们看到，遭受民主运动冲击的一方──中共当局── 对学运性质判断准确清楚，从而进行了有效的防范和反扑，从最初的不利中扭转了局面，最终扑灭了民主之火。而学运的参与者及同情、支持者一方却对置身其中的这场运动，包括对运动的性质、目标、方
向、方法缺乏清醒的认识，使运动处于一种非自觉的状态。这正是运动最终失败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而不在于中共的镇压。
学生政治上的糊涂和幼稚固然令人惋惜，但并非不可以理解，也不宜过多地加以责难。学生虽然能够充当推动促进民主的先锋，但他们并不能胜任民主运动的归根结底的主力军，更不可能独立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而遗憾的是89民主运动恰恰成了其它阶层参与较少的以学生为主力的学运！这是89的致命的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成功。当
然，由于学生自身的局限和不足，他们未能有意识地去发动联合其他阶层包括知识界和党内开明派；然而应当看到，知识界和党内开明派也没有积极主动去联合学生和公开投身运动。于是学生在勇敢地担负起了运动先锋作用以后，又不得不在部分市民的自发支持下继续独立承担力不从心的运动主力的使命。
知识界在89学运中义无反顾地同情和声援了学生，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仅极少数单位和个人较深入地介入了学运，如北京社经所、四通研究所和刘晓波个人等，前两个单位大多时间还只能采取幕后隐蔽的办法。知识界虽曾有过一些声援学生的游行，但次数少、规模小，且主要在戒严之前；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如同学生一样全力以赴地投
身于这场民主运动，更未大张其鼓地同学生联合一起站到运动第一 线，而主要是以声援学生形式为主。于是学生不得不孤军奋战，尤其在戒严之后，除了少数市民和刘晓波作为知识分子个人代表给予配合协作之外，学生只能独自去面对刺刀和坦克。除了避免被怀疑“黑 手”以外，知识界未完全认清中共本质，未下决心同中共彻底决裂是主要原因。知识界以拥护共产党为前提的体制内改良思想仍然较为普遍，甚至比学生还要根深蒂固和滞后。一些知名学者虽然发表了一些同情、支持学运的声明，但大都是呼吁当局与学生对话，要求当局承认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仍然不过是以拥护中共，承认专制暴政合法为前提，以取得中共专制当局承认、肯定为满足的。有如严加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那样态度坚决鲜明的表态还不是很多，更不要说旗帜鲜明地正面揭露中共专制本质和真实面目了。而
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学者认为，89学运的教训是学生的“不理性”，是由于学生的绝食和未及时撤离广场造成了政府镇压，从而导致了运动失败。实际上，这还是以拥护共产党、遵循中共法律法规为前提搞民主改良的思想意识下派生的判断。按照这种观点，前苏联和东欧推翻共产党暴政的革命行动岂非都“不理性”到了极点，没有一个不会失败。但事实却完全相反。按照这种逻辑，也无法解释当年甘肃夹边沟3,000名“右派分子”乖乖接受党的“改造”，无一人逃跑，虔诚等待有朝一日被重新承认对党的忠诚，最后竟被活活饿死的惨剧何以发生。上述观点反映了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思想认识的局限和可悲。
至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在关键时刻不敢与中共公开决裂，只能向中共中央为学运做“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既不符合实际、又力不从心的辩护，结果错失良机，既未保住学运，又未保住自身。一些文章将此归结为赵的软弱，其实，与其说是性格使然，勿如说是长期的思想毒害使党内开明派丧失了对共产党反动本质的根本鉴
别判断能力之故。中共历年来用各种手段迫害了不计其数知识精英和党员干部，许多人最终却仍在感激、称颂共产党，表白自己对党的赤诚，表现出对共产党的愚忠，正是这种毒害的“伟绩”。
共产党是民主的大敌，是民主化进程最主要的拦路虎。绝不存在什么与共产党本质相一致的民主，也不存在什么真正民主的共产党。实现中国的民主，必须破除对中共的一切幻想，必须彻底否定中共。这是89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
在对89学运的反思和探讨中，有一个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本应首先
在对89学运的反思和探讨中，有一个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本应首先得到厘清但却一直未能真正得到厘清，那就是：89学运究竟是否反对共产党？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