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先冲破思想的牢笼，然后才能致力于解脱社会的枷锁。宗教信仰运动之外，中国人积极追求精神解放、冲破思想牢笼的，是自由文化运动。专政造成的精神废墟与文化沙漠是这样的触目惊心，新闻封锁并不能阻止人们自由的思想与表达。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作家、甚至文化草根，自动承担起社会思索与表达的责任，那些没有皈依宗教的中国文人，纷纷高举中华文艺复兴的大旗，一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势不可挡。在这场自由文化运动中，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不甘示弱，各抒己见，尤为令人注目。
实际上大陆本土的儒家对马教独尊的特权地位早已非常不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儒家被批得一无是处。而新儒家认为，在马教信仰已经实际上为人们所抛弃的今天，必须重新评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比如，他们中的代表蒋庆先生就认为：“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大陆的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复兴儒学必然要同马列主义发生正面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强化到了极点，非但没有在中国实现民主，反而使中国陷入了更大的专制”。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这样来解释“仁.义.礼.信”：天下最大的仁即民主；天下最大的义即自由；天下最大的礼即平等；天下最大的信即博爱。这些人自称新儒家，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聚集了不少跟随者，委实吸引了人们许多的目光。
新道家从自然法则出发，更强调自由之道。刘军宁先生一篇〈〈老子之道，里根之道〉〉，流传甚广。新道家甚至从小国寡民与无为而治引申出联邦制。由菊篱起草的《新道家宣言》宣称：提倡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按“小国寡民”的形式进行广泛的自治，无为而治；提倡庖丁解牛的精神,主张以分析方法和微观方法弥补我国传统科学的不足； 在文化上，主张海纳百川的学习态度，主张望洋兴叹的谦虚精神，坚持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文化输出战略；在道德上，主张弃智绝圣，主张返朴归真。新道家的自由观，博得了许多掌声。
与新儒家、新道家相比，新墨家仿佛更加低调。但实际上，早在1997年，现代新墨家就提出了自己的宣言书。当年中国哲学界头面刊物《哲学动态》第12期，一篇名为《新墨学如何可能？》的文章宣称“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构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确立，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的现实价值层上，抑或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墨学，墨家学说在建立新的全球社会时，将会比儒学和道家之学可能提供得更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彭永捷则认为，墨家文化追求客观的“法仪”，重视工具理性，因而具有走向科学的可能性。墨家文化的“兼爱”、“尚贤”、“尚同”，体现着人本、博爱、平等、民主的思想，因而具有走向民主的可能性。的确，墨家思想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墨子平等兼爱的天赋人权思想，民主选举的社会契约思想，非攻赞诛的共和革命思想，立法为公的依法治国思想，平民结社的政治实践思想，为国为民的任士侠义思想，民富国俭的强本节用思想，强调逻辑的科学理性思想，借鉴创新的实用主义思想，都是儒道两家所缺乏的。
此外，法学研究者、自由主义者、绿色环保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也都在积极参与这场自由文化运动。他们纷纷学习西方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国传统的诸子百家提出了批评。这对于填补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缺陷，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人数众多的文化传播者，广泛利用网路与其他途径 ，普及民主与宪政常识，自由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她呼唤着人性的复苏。
正如袁红冰先生所言，中华文艺复兴的精神是自由。很多文化研究者并不希望重走某家思想一统天下的老路。日前，吴键川，黎鸣，胡星斗，王雨墨等人就共同发起一个“‘文明中国’中华新文化”运动，他们指出：“宏扬中华文明，单方面强调儒学，不利于中华文化的转型。提高‘道圣’老子和‘科圣’墨子的历史地位，有利于建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开放式文明体系。”他们尊老子、墨子、孔子为“中华三圣”，并已经成立一个“仨元学社”，旨在倡导思想多元化。
实际上，吴键川等人“文明中国”中华新文化运动，只是当前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宏大叙事之冰山一角。随着破网技术的发展，海内外中文思想文化力量可期待更加紧密的联合与互动。这将有力冲击党文化专制的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