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我毀滅的極權意識邏輯
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分析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論點是﹕意識形態作為意念的邏輯在前提確立之後﹐即以超常的一致性強力推進﹐不受真實的改變而左右。在納粹德國或前蘇聯﹐極權意識形態賦予自身無法抗拒的自然或歷史目的﹐並在其運動力下朝前猛進﹐而人僅僅是完成這一運動的螺絲釘。關於階級革命﹑種族洗滌的意識邏輯前提一旦確立﹐即不顧一切往前推演﹐直達冷血的結論。
在轉向市場經濟的共產中國﹐舊有的意識形態不得不發生了突變。無論是毛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都已如昨日黃花。然而為了維繫一黨專政﹐意識形態機器的運轉不得鬆懈。在實際運轉上﹐經濟掛帥的意識形態固然早已取彼而代之﹐然而為了不讓市場經濟赤裸裸地成為國家機器唯一意識邏輯﹐因而徹底剝奪了共產黨的合法性﹐也為了鞏固人民分崩離析﹑“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後共產烏托邦心理﹐濱臨破產的民族主義取代了共產極權頓成真空的意識邏輯前提﹐成為“經濟發展”之外另一虛弱的替代命題。
在人民意識中遠為真切的意識形態﹐也即是馬列意識邏輯真正的替代品﹕經濟發展﹐獲得了轟轟烈烈的能量。為了維持共產極權的空殼﹐資本主義的邏輯被發揮地淋漓盡致。和大躍進時的“超英趕美”一樣﹐“發展是硬道理”驅使整個國家陷入奮進的狂迷中﹐只是這一次﹐物質主義取代了共產烏托邦的禁欲主義﹐而激越的民族主義為理想幻滅後的個人主義所取代。
以十八世紀工業資本主義原始的暴力式推動力﹐中國滾雪球似地往市場經濟前進。這文明古國在推遲了一個多世紀後終於釋放出追求物質財富的驚人能量﹕以一準經濟殖民地的身分﹐中國新興的城市﹑外匯存底﹑市場的擴展都以加速度推進﹐贏得了與列強坐而協商的地位﹐並轉而在第三世界國家經營自身的經濟霸權。
自從曾經是地球上頑強的“第二世界”的共產世界一夜之間崩潰﹐中共唯有以“化敵為主”的資本主義邏輯﹑極權暴力維繫自身空蕩蕩的生命。事情似乎是這樣﹕在舊有的前提失效後﹐極權意識邏輯強大的慣性動力捲入新的命題﹕發展﹐以原有的運動能量把它繼續朝前推動。也就是說﹐出於極權僵化的思維﹐後共產主義的中國把明裡的資本發展﹑暗裡的極權統治合而為一﹐以推動從未死去的極權意識邏輯。
這樣的國家結構無疑具有內在的虛偽性。這使我們回到了前面關於“偽君臨一切” 的討論﹐並看出國家的身分本身涉及了一種巨大的欺騙性。國家﹐和國土上的人﹑事﹑物一樣﹐被“偽”所貫穿。
在這樣的狀況下﹐無可避免的﹐思想上的箝制和宗教迫害是國家維繫自身命脈的必要工具。言論自由一旦開啟﹐這最大的“偽”被揭穿﹐一個對於自身的真實身分欲語還休的經濟大國被揭去了身上最後一塊遮羞布。與此同時﹐貪腐幹部一個個圖窮匕見﹐無處遁藏﹐國土上光天化日之下的盜匪式掠奪將曝露在對“發展”的美妙之處深信不移的人眼前。而無神論不啻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看門神﹐一旦失守﹐從理論到實質﹐世界上碩果僅存的中國共產黨片瓦無存。
心靈的奴役﹐因此﹐是共產黨救亡圖存的唯一道路。從階級鬥爭到物欲的意識形態﹐前後接榫的雙槓桿交互運作﹐扼住人們的心靈空間。如其不然﹐在這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氛圍中﹐隨市場經濟而形成的中產階級﹑消費文化形成的輿論平台都將喚醒人民對自由的欲求﹐並逐步佔領高壓統治的空間。
在後共產主義的中國﹐和發展一樣﹐壓迫成為“硬道理”。越壓迫﹐人民以血肉築成的經濟成果越大﹐政權(在表面上)就越鞏固。然而這是一個悖論﹕越發展﹐自由的空間越大﹐也就越需要壓迫。在這兩者之間﹐像是一座橫亙在兩峰之間的危橋﹐中共政權維持著一戳即破的張力。於是出現了這一高風險的蹺蹺板﹕奇跡般的經濟飛躍vs黑暗中的極權暴力。
無法避免地﹐中國從八﹑九十年代後極權的假象退回到在二十一世紀再也無法隱藏的極權暴力。言論自由在消費文化的獨佔鰲頭下反其道而行﹐陷入了新一輪的真空。在“發展”逐步開拓的空間﹑專政者的自我求存之間﹐展開了資本極權內在繃緊的拉鋸戰。
與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等速進行的﹐是精神的消蝕。由於缺乏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多元的公民空間﹐更沒有如俄羅斯﹑東歐前共產國家推翻共產專政﹐邁向民主化(無論多麼坎坷﹑進退失據)﹐自我更新的歷史﹐在中國﹐極權統治下的市場經濟徹底虛無化。一如古代銅器上的饕餮﹐物質把精神吞噬入自己沒有身體的巨嘴中。
發展﹐或它在民間通用的潛臺詞﹕金錢﹐成為社會唯一的目標。一種負價值Negativity成為虛無化的偽目的。這是在意識形態前提的缺席下架空了的目的。在這裡﹐我們需要認清一個潛在的危險﹕以和納粹﹑蘇聯意識形態打造的自然﹑歷史運動雷同的動力﹐在當今的中國﹐物質自身的空洞邏輯不顧一切推進。促使這意識邏輯朝虛無挺進的不是別的﹐而是阿倫特所指出的﹐極權意識形態邏輯的自我毀滅傾向。這可以說是後共產主義時代最奇特的現象。
這自我滅亡的傾向在中國制度化的貪腐上表露無遺。正由於金錢是一虛無化了的偽目的﹐它造就了與滅亡共存的大貪腐﹐一匹除了自我毀滅之外﹐沒有其他生存目標的怪獸。無論就幹部個人﹑共產黨整體來說﹐這都是與死亡並存的貪腐。從貪官不顧死刑的威脅失控似地貪汙﹐從他們把毒藥縫入衣領﹐抱著必死的決心坐一部藏滿了歐元﹑黃金﹑古畫的轎車闖珠海海關﹐我們可以略窺這自毀傾向的真貌。而就整體而言﹐集體的共犯結構更是把貪污的巨石壓在黨原已失去平衡的身上﹐共產黨員困獸猶鬥把彼此挾持了﹐朝下墜落。
在地下集中營脈絡廣披﹐冷血的運作中﹐制度化的貪腐到達了頂點。無數人參與的群體滅絕 - “這個星球上最大罪行”深刻而必然地揭示了“發展”邏輯自我毀滅的基因。然而歷史的天使一次又一次高高舉起了手中的大麾﹐告訴人們﹕切除了人性的前進的盲動力﹐無論多麼猛烈﹐終將撞上人性為了守護自身而築的銅牆鐵壁。
為了更透徹地理解後共產時代中國的非歷史狀況﹐並分析這一自我毀滅的歷史必然﹐我們需要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分析這一獨特現象。
在繁榮的假象下﹐中國的資本極權正在重歷早期資本主義的圈地運動﹑礦難和對工人農人的無情剝削。經歷了馬列主義血洗的中國正走在一條與馬克思擘畫的歷史進程逆向而行的繩索上。當然﹐更正確地說法是﹕打亂了歷史進程超前進入社會主義的中國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以嚴重遲到者的姿態正式進入西方在十八世紀經歷的工業資本主義﹐並以反歷史的姿勢一並進入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後現代。
對於深識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辯証性的人﹐這一現象無疑是荒誕的﹕異化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維繫了共產黨極權風中之燭的命脈﹐一並維繫了馬列意識中核心地位的唯物﹑無神論。極權掌控下的(權貴)市場經濟不顧社會﹑自然成本﹐以超限的速度畸形發展。正是這畸形發展的驚人成果如一劑強心針﹐注射入共產主義沒有了呼吸的身體﹐延長了唯物論﹑無神論的統治。如一駕雙頭馬車﹐資本主義下的物質主義﹑共產極權下的唯物主義套在同一張軛上﹐兩頭轅馬之間發生了危險的化學反應﹐違背了一切理論朝前狂奔。
在指出這兩者與歷史逆向結合的同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共有的﹐執迷於發展的盲點﹐促使我們理解這一結合的基礎。正是這共同的盲點使得它們的聚合生出火藥庫般的引爆力。馬克思曾對資本主義異化的生產力提出敏銳的批判﹐然而對於人類文明不斷“前進”這一前提﹐對於生產本身﹐他卻陷入了無異於資本主義的蠱惑之中。從阿倫特﹑西蒙薇依到晚近的鮑德亞﹐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思都有洞澈的批評。而發生在中國的這一危險的極權資本體制促使我們正視在帝國資本主義之後﹐極權式資本主義的毀滅傾向﹐以及它所指向的﹐資本主義內部隱匿的暴力。
另一點需要考量的是﹐中國如日中天的市場經濟托依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網絡之上;正是席卷了全球的資本主義把中國吸納入它的大機器﹐並使中國成為舉足輕重的一員。幾世紀來﹐資本主義不斷演變﹐現階段的全球資本化一方面無疑表示了資本主義的大勝利﹐一方面如丹尼貝爾﹑華勒斯坦等社會學家所指出﹐這一演變也暗中啟動了在資源消化殆盡後資本主義的自我崩解過程。
在阿倫特的分析中﹐與極權意識邏輯自我毀滅的傾向隱隱合扣的﹐是它向世界的侵略性擴展﹐如希特勒的鐵騎狂征和蘇聯以坦克為前驅的政治殖民。在中國﹐二十多年狂飆也似的改革開放後﹐共產極權附著在資本經濟上吸取來的能量獲得了巨大的累積。積聚了冬天冰雪的能量﹐蟄 伏過久的獸開始蠢蠢欲動。
原本信用破產的意識邏輯替代品﹕民族主義﹐在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日漸豐盈下﹐竟有了起死回生的跡象。而在對抗異族﹑民族自豪感的煽動下﹐民族的歸屬感不再完全是一虛位的替代品。中國的國際地位逐漸上昇﹐並擁天文數字的浩大軍事預算時﹐原來誰也無法當真的民族主義重新據有危險的真實性。
這也就是中國正在烏雲後悄然疊聚的法西斯化。忽視這一點對我們是不利的﹕在兩世紀來自尊的重創之後﹐這以和平自詡的文明古國正逐步往一條險峻的道路前進。這和前面提及的﹐發展的悖論相關。正如內部溫度越高﹐鋼鑄的蒸汽鍋蓋就越緊﹐這內外的平衡已逼近臨界點。當中國的經濟奇跡使它成為一頭呼風喚雨的怪獸時﹐與自我毀滅平行的世界性侵略幾乎不可避免。
在這默默累積自身能量的劫難之外﹐另一場災難早已成形。在其法西斯化的傾向無可隱藏之前﹐中國對世界的侵略以一種貌似無害的方式穩穩推進。以最新﹑最大的市場和廉價的勞動力為誘餌﹐中國邏輯的超強力推進器牽動了世界經濟脈動﹐並迫使先進國家對它在人權的嚴重出軌上裝聾作啞。以沾染性的貨幣為功勢﹐“發展”這一極權邏輯虛無化的前提向世界侵略﹐它的對象是人類近世紀來不堪一擊的道德。
罪的沾染通過這冠冕堂皇的經濟發展之名而行﹐把自身邏輯的毀滅性運動席卷全世界。如同星系中沒有形狀﹑沒有底的黑洞﹐它吸入世界的良心﹐使各國成為反人類罪行的世界性共犯。
對於人類的未來﹐或許沒有比這一事實更重要了﹕中國出口的靈魂的瘟疫是人類潛伏最深的危機。從SARS﹑禽流感到器官移植對世界公民的威脅﹐災難迫在眉睫。而由七大致死之罪中的貪婪促成的﹐世界媒體對中國大黑暗不可原諒的沉默﹐不可否認﹐是極權自毀運動的共犯。
我們不妨退一步思索一百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年﹐發生在一個文明古國的慘痛歷史。從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到一百年後﹐浴火鳳凰般的中央帝國以帶血的金子賄賂列國的良知﹐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從對農人﹑工人的無情剝削﹐西方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殖民擄掠﹐抵達了危及全世界的﹐由經濟發展的邏輯推動的世界性自我毀滅。
在資本主義驚心動魄的演變中﹐歷經了兩次現代革命的中國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無疑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如果自由意味著一切心靈枷鎖的移除﹐漢民族心靈持續了太久的自卑情結是另一需要卸解的束縛。正是這一心理上的束縛衣使我們一個世紀以來疾疾於現代化﹐疾疾於躍上世界的舞台﹐卻無法思索這迷失自我的邯鄲學步將把我們引向何方。
四. 開始的奇蹟
在<<論極權主義>>的結尾﹐阿倫特提出新生命的誕生意味著一切重新開始﹐是割斷意識邏輯運作的唯一可能。在這一點上﹐胎孕的體制化﹑強行墮胎與生命誕生的自然逆反﹐傷害了新生命的神聖﹐以及其所保證的﹐脫離過去的自由。對初出母體的嬰兒的殺害更是對新生命犯下的﹐撼動人性基石的罪孽。
放在這個間架中看﹐中國強制執行的一胎制打亂了生命的自然韻律。從這生命的源頭﹐極權中國把開始的契機搗毀﹐使其陷入挫敗和極度失衡。如果新生命的誕生是唯一截斷意識邏輯機器運轉的力量﹐當生命的誕生被囚禁在諸般的侮辱與無人性的毀滅中﹐這使新的可能開始的﹐最原始的力量面臨了殘酷的打擊。就這一點而言﹐中共遠比人們認識的深思熟慮﹐懂得從根部一刀切斷威脅自己的﹐最為原初的力量。
讓我們更深地考慮這一行為的殺傷力。當生命無法自然地受孕﹑分娩﹐當人無法自由地實現自然所賦予的權利﹕生育﹐更因生孕的限制而不得不為了保障香火的延續和農村的生產力而讓男尊女卑這一傳統的落後心態突顯自身﹐這一切造成的災難除了下一代男女比例致命地失衡﹐是生死的非自然化。
正如集中營囚犯“死去﹐就像他從未活過”﹐在中國﹐新生命被扼殺﹐就像他從不存在﹐而幸運出生的嬰兒揹負著超過自己所能負荷的使命﹐誕生在一個無論是生命﹑性別﹑死亡都失去了真實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大自然如潮汐般昇降﹑更新的生命失去了那美妙的律動﹐同時消弱了新生命如春陽一般﹐使一切再度開始的力量。
在這對生命原初動力摧毀的另一端﹐是人對彼岸世界想像力的剝奪。對人生而有之的﹐永恆視境的抹除。對信仰的誣蔑造成了人民對於超驗世界僵化的負面思維﹐使人失去為自己判斷和選擇的權利。和偽的幃幕連成一片﹐對於法輪功﹑基督教的迫害與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半世紀的意識形態聯袂﹐把人自身無限的可能切斷。
在當代中國情境中討論自由時﹐恢復人想像力的完整﹐歸還人屬於自己的一切可能必須納入討論。這包括超越自身塵世的枷鎖﹑太太世俗的視境﹐而抵達對於形上世界以及形上道德 - 或天命 - 的洞視。終極而言﹐這也就是叔本華所說的﹐康德留給人類的珍貴禮物﹕崇高的自由。它緊密地和生命的誕生所帶來的開始聯繫在一起。
這不受世界限制的自由與人對生命的體悟攸關。它啟發我們窮盡對個人經驗之奧義的體會﹐並賦予自身的生命完整而有力的解讀。這就是最神聖的自由。它幫助我們成就完整的自我﹐即是在那初始的時刻﹐生命被賦予我們時的目的。
III. 漢民族的心靈奴役
為了卸解心靈的枷鎖﹐我們需要從更遼遠的視野來觀看自身。人的枷鎖不僅僅鑄造於現在﹐更鑄造於過去。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埋下了使我們失去心靈自由的種子。
出於種種不幸的原因﹐生活在兩岸四地的人們並不理解彼此。不理解彼此的異同﹑困境﹐也毫不在意這不該存在的隔閡。誠實說來﹐我們並不關心彼此。更誠實一些﹕佔據在各自以為優勝的位置﹐我們輕視彼此。依據文化﹑地理﹑經濟光譜上不同的成色﹐我們輕易地判斷了彼此。這同時是一種與自由相悖的偏狹。“小”也是一種不自由。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漢人﹐要真正獲得自由﹐需要體認對岸同文同種的人所過的生活和自己休戚與共。他們的奴役或不同程度上的自由和自己攸關。港臺澳的人民對於大陸同胞的心靈奴役尤其需要有深切的理解﹕終極而言﹐這是他們獲得自由的關鍵。而這三地較為先進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大陸對於自身未來的參照﹐其殖民史更值得大陸的知識份子悉心探究﹕曾經是半殖民地的中國在今天﹐不論有多麼強勢的民族主義﹐難道不是西方的文化﹑經濟殖民地﹖攀上了中國每座大城市的高樓大廈的﹐難道不是白人優異的臉﹑他們堪為全世界人種模範的身體﹖
為了破除傲慢與偏見所造成的束縛﹐讓我們真正(而非形式上)把對岸的人們放入視野﹐考量什麼是我們共負的軛。我們會發現﹐有一個與國族息息相關的心靈枷鎖同時鎖上了兩岸四地人民的心頭。
十九世紀中葉起﹐西方帝國駕著從咱們老祖先的火藥﹑羅盤針一路演變而來的船堅砲利來到了老大的中央帝國﹐從此﹐這古老帝國進入了喪魂落魄的時代。百年之後的我們是那個時代的繼承人。我們繼承自先祖的﹐是粉碎了的文化自信。就歷史而言﹐我們繼承了國族挫敗後不可避免的殖民時期﹐以及至今方興未艾的文化經濟殖民。這交錯複雜的殖民歷史決定了兩岸四地的命運﹐也決定了其今天複雜的文化圖景。
僅以台港澳來說﹐這三地的殖民歷史刻下的創痕至今沒有人敢深究。正是其殖民性格﹐使得任何對於自身情況真正的反省﹑分析成為不可能。而初初脫離英國的統治﹐港澳馬上進入新一階段的﹐來自原始祖國的深度殖民﹐更延緩了這兩地的知識份子對殖民傷害的剝析。
揹負深遠的殖民創痕﹐被掏空了的自我﹐卻以後現代的摩登論述文飾之﹐謂之後殖民﹑謂之混雜hybridity﹐以矯飾的身份認同理論來覆蓋這其實充滿了悲慟﹐真切的情感分裂﹐是香港回歸前後的論述模式。而回歸後來自祖國的深度殖民以及持續的物質化生活﹐更使這模範殖民地難以獲得心靈上的自由﹐遑論開創豐饒的文化。
身負四百年殖民史﹐歷經荷蘭﹑西班牙﹑日本﹑中國殖民的台灣形成的殖民性格一直到解嚴﹑政黨輪替後依舊沒有蛻除。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不同﹐台灣擁有獨特的殖民轉型﹕殖民者從“祖國”退居殖民地﹐與被殖民者共處一島﹐並從威權式的內部殖民在一波波的學生﹑街頭運動後逐步進入民主政治。也即是說﹐當殖民者成為政治上的失敗者﹐殖民地必然地獲得了解放。
這獨特的情境造成了今天台灣糾纏不清的族群問題﹕過去殖民的傷害成為被殖民者的政治資源﹐而由於前殖民者缺乏彌平創痕的道德勇氣﹐歷史記憶一直是族群間難以縫合的裂隙。2006年秋天﹐被殖民者成為執政黨後六年﹐人民開始了反貪腐運動。再一次﹐執政者以偽飾的本土認同﹑盤根錯節的普遍貪腐綁架了執政黨﹐而潛伏在民主的新衣下的極權意識邏輯在對於民眾的洗腦﹑暴力煽動下暴露無遺。
我們固然可以權力欲來解釋這與民主逆向而行的作為﹐然而這將是因為太通行而失之於簡陋的解釋。首先我們需要看清﹐貪腐本身乃是出於意志力的薄弱﹐而意志力的薄弱正是一種心靈非自由的狀態。另外﹐以不斷滋養受傷害的記憶來喂養自己的能量是一種復仇者的心態﹐實非強者所願為。誠實說來﹐這是缺乏資源的弱者的性格。而在極大程度上﹐弱者與不自由同義。
早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化運動時﹐台灣文化協會《趣旨書》已不留情地道出了台灣人的殖民性格﹕“回顧島內…人心澆漓，唯利是爭，無智蒙昧之小民固不待論﹔位居上流者，概以揣摩迎合是務，以博取己身之榮達為能事﹔另一面則青年多安於眼前小成，薄志弱行，更缺不拔之大志，甚而思想流於偏激，既無國士之風卻有盜賊之行”。一年後，蔣渭水《臨床講義》把台灣喻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裡的診斷在今天依然適用。如果把1987年的解嚴﹑2000年的執政“本土化”作為台灣蛻去殖民身分的分水嶺﹐事實上﹐台灣在意識與文化上的去殖民化才剛剛開始。
法農對非洲國家在解殖後陷入的困境有經典式的犀利分析。被殖民者在成為自己的主人後落入自我挫敗中﹕腐敗﹑獨裁﹑混亂的政權。這世界性的殖民地困境啟發我們理解這正在台灣上演的戲劇﹐並把它放回普遍的殖民地歷史情境中﹕受創傷的心靈﹑布爾喬亞階級的畸形發展所導致的歷史必然使得一切的混亂獲得了解釋。
就台灣獨特的個案來說﹐囚禁台灣人民心靈的﹐一方面是被殖民者緊抓歷史傷痕不放的意識形態﹐一方面是前殖民者﹑被殖民者在面對強悍的極權中國時僵化的二元思維。正由於這僵化的思維方式中“畏懼與逃避”的一端﹐極權式的洗腦﹑煽動能夠在現實已有所改變後繼續運轉。它依賴的是沒有得到撫慰的殖民創傷﹐以及數百年來悄然形成的殖民性格所導致的向內看的﹐自我封閉的格局。
台灣經驗提醒我們﹐受害者銜悲含怨的心態同樣使人陷入奴役。而島對岸的極權古國隔海峽施行的孤立政策更是一種“隔海極權”的特殊奴役。這一政策把台灣孤立於世界﹐並深化了其殖民性格中向內的情結。
出於若有深意的命運﹐台灣在戰後回歸國民黨手中﹐得以一步步發展出獨特風格的民主社會﹐並以此為中國民主事業鑒。這唯一從中國極權幸運脫身的邊緣地帶具有它自身尚不確知的使命﹐以及還未釋放的能量。一海峽之隔﹐台灣對大陸的民主意識有決定性的觸媒作用。因此﹐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極需把台灣知識分子放入視野﹐一齊尋求彼此通向自由之路。
港臺的心靈同時深受消費文化﹑都市化的牽制。這可以解釋為甚麼即使擁有政治上的相對民主﹐這兩地的人民在心靈自由及創作上所呈現的並不勝於極權中國。以台灣而言﹐七﹑八十年代鼎盛的文化在解嚴﹑一波波改選國會﹑廢除刑法一百條﹑野百合等運動促成的民主深化後並沒有成就文化上的豐收﹔相反地﹐在消費文化及網路的侵蝕﹑政治環境的惡質化下﹐知識份子和創作者一起潰不成軍。資本主義全球化/文化殖民給處於文化弱勢的地域帶來的腐蝕﹐在某種程度上﹐較政治上的不自由更為本質。
這些分佈於中國邊緣的島嶼﹑半島的殖民史包袱與中國自身的經濟﹑文化殖民身分相呼應﹐而它們身為漢民族後裔難解的情結也如出一轍。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化創造在極權/後極權的壓迫外更添一種自施的東方主義式的窺視﹐披露了百年來民族的困窘。自我矮化的民族心靈闡釋了兩岸四地的文化困境。直到今天﹐西方帝國的文化霸權使得漢民族在自我表達上的自由堪疑。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是不自由的民族。一個多世紀以來的遲到﹑失敗﹑邯鄲學步和自我挫敗使我們失去思想上的自由﹐對未來的思索更受西方既有模式的局限﹐不能開拓出科技﹑資本﹑社會主義之外的道路。被打敗的古文明在思想上的無能 - 這是心靈不自由的病徵。一言以蔽之﹐在種種心靈奴役的懸解之外﹐我們需要免除自卑的自由。
台灣的困境另外昭示了政治上的自由決非自由的充份條件﹐並突顯了民主與真自由的距離。它提醒我們不可神話化民主。不可依賴制度。僅僅是制度上的自由與創造的沃土需要的大自由相去何其遙遠。民主與獨裁的一步之隔更警醒我們回到人﹐一切的根本。為了挽一切於狂瀾﹐自由文化運動需要到達哲學的高度﹐以從根部挽救。唯有從自由人的心靈才能流出有生命的創造﹐並據此開創新的文化體系﹐啟示人所能達到的﹐最大可能的自由。
IV. 自由之路﹕行動
在中國﹐一半人立在月亮的亮處﹐一半人立在月亮的暗處。對於這兩種人來說﹐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真實。在貫穿上一世紀的辛亥﹑毛﹑和文化大革命後﹐我們終於理解要獲得真自由﹐唯有從心靈的釋放開始。而在曾經如野火燃燒的群體抗爭和維權運動相繼受挫後﹐我們終於明白﹐需要有反抗的文化。需要有文化的蛻變。
文化是一種生活。一種內在道德表現在外的形式。是一個民族思維和自我界定的獨特方式。要改變外在的文化﹐得先改變心靈內部的風景。要除去人們長久以來臣屬於“非我”的意識﹐得先破解偽文化和國家機器的意識邏輯。“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是硬道理”﹑“國家沙文主義”以及潛流在國民意識的前提﹕“向錢看齊”都是使我們失去與自身經驗碰觸的障眼法。
為了破解心靈的奴役﹐半世紀以來被內化的黨文化毒素必須清除。和被殖民者很難對自身的困境進行分析一樣﹐極權/後極權統治下的人民不自覺使用內化了的黨文化的語言﹐使自己在基礎上失去了批判的立足點。無論在海外民運或<<九評>>的論述中都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空洞的高亢﹑對批判對象劣跡在語言上未加淨化的列舉﹑以與國家機器雷同的絕對化字眼對之的攻擊﹐都遺留在民主話語中。就這點而言﹐後文革時代對毛文體的顛覆遠遠不算完成。
在意識層面﹐謊言的正常化﹑人的工具化﹑非人化﹑凡事投機﹑顛倒黑白﹐都是黨文化長久侵蝕下的結果。正是這些內化了的意識﹐證實了文化深遠的影響。認識這點﹐我們也就明白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文化的改變是何等必要﹐同時﹐何等困難。
心靈的鎖鏈有無數的形式﹐唯有新生命所特有的好奇和勇敢能解開束縛﹐獲得更大的自由。就人類對宇宙的認識來說﹐尖端科學所開啟的新宇宙觀能無限擴展我們的意識﹐使我們不再受限於既有的認識世界的角度。而西方價值如科技﹑資本主義的解魅將促使我們從民族遲到的情結開釋﹐並開啟對人類文明的展望。這是從根本改變意識結構的解藥。自我的蛻變是艱難的﹐然而如果僅僅是外加物的移除﹐那不過是彈指的功夫即已蟬蛻。
人的蛻變是一切的根本。極權主義使人成為可以替代的物件。一個螺絲釘。為了推翻專制﹐需要恢復人的不可替代性﹐恢復人創造的力量。需要把真實的個人放回來﹐取代虛無化的個人。
阿倫特把隨機而行的行動定義為在政治領域內的自由。行動也是讓事情開始的奇跡。為了創造自由的文化﹐必須恢復人的行動能力﹐驚醒文化﹑政治體制內的人﹐使體制內整體鬆動。蘇聯經驗告訴我們﹐無數點﹑面的同時突破才能改變巨碩如中國的極權國家。同時﹐體制內的呼應是從內部卸解巨獸的必要之道。
下面我試著提出一些具體可行的行動。恢復記憶是人與自身經驗再度碰觸﹐借以恢復真實感的前提。前蘇聯瓦解前夕﹐人們在街角征簽紀念斯大林時代遇害人的簽名。這紀念運動的發起人後來成為人民議會中的成員﹐對於喚醒人們深埋的意識和推翻蘇俄共產政權起了關鍵的作用。在中國﹐平反六四﹑紀念文革的簽名運動固然行有經年﹐卻沒有形成影響廣大的風潮。這或許和虛擬空間把一切虛擬化有關。如果我們能發動紀念文革八千萬受難者的運動﹐除了在各地視情況實地徵求簽名外﹐把文章和簽名信廣寄各地﹐並要求簽了名的信按個人條件寄回﹐這實際的簽名行動將獲得更為神聖的意義﹐也將賦予個人心靈的洗滌。
高智晟曾要求海外的民主人士成立國內的惡人榜。這一檔案有非常的意義。它迫使極權內的螺絲釘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讓人再度成為獨立的個體﹐而不是沒有臉孔的群體。當個人的惡曝光﹐在這維持後極權假象的社會﹐黑暗中被拋棄的“恥”再度被放到檯面上﹐扼止罪行。
具體來說，自由文化運動的責任包含對種種精神枷鎖的見證，並以各成員一己之能力記錄、批判之。借助遍佈各地的觀察者﹑參與者呈現中國的現況，並將文獻編列序號成立檔案。維權﹑抗爭檔案除了作為歷史記錄﹐更可突破封鎖寄給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幹部﹐破解偽的帳幕。對於蒙在鼓裡的善良的人﹐這些信息將使他們被欺蒙的意識天翻地覆。
在一個為謊言統禦的時代，僅僅道出真相具有超出人們想像的意義。而對重大事件的思考﹑指出其所指涉的精神意蘊同樣是一種責任。它使生活每一刻的意義得以保存，而對於一個把記憶銷毀在謊言與遺忘中的國家，這貌似簡單的做為有不可忽視的價值。把重要事件超越政治意義﹐放在大背景下考量，是自由文化運動從現存的民主運動中分開來的關鍵。唯有把一切放在最大的背景中觀照，使事件不僅僅是事件，卻是生活的一個環節，我們置身的民主事業才能獲得更高的能量。這是捷克七七憲章與哈威爾給我們的啟示。
理論的匱乏一直是中國民主事業的弱點。如辛亥革命烈士一般﹐我們需要製造自由的彈藥庫﹕把關於極權﹑後極權﹑民主的經典政治哲學﹐ 晚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俄羅斯學者關於第三條道路的討論翻譯整理出來﹐一方面充實自身的理論基礎﹐一方面把火藥寄回國內的知識界。而為了擴展意識的疆域﹐對於尖端科學﹑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肇始的新神學也可翻譯研究﹐以期多面向突破僵固的意識形態。
每次發生重大事件時﹐海內外知識份子各自結集發聲而不能立足在更高點展現更高視境。我願自由文化運動中志同道合的人懷抱對民族命運的關懷而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這將是奠基于道德而於個人利益無所求的，樸質的力量。
我們以為自己身處的後極權統治其實從來不曾脫離極權的情境﹔而在肉眼可見的表面﹐極權統治正捲土重來。這是一個反轉的契機﹕當虛偽的後極權不得不露出它奴役的真面目﹐抗爭的時刻就必到來。維權抗爭被單個擊破後﹐唯有整體動起來才是改變的契機。唯有文化能帶來這樣的質變。唯有內在意識的扭轉才能帶動外在的真實。
面對精神荒蕪一片的中國，我們不得不對造成這一奇景的背景思索，尋求突圍。唯有把長久以來肉體和心靈上的鎖鏈截斷，自由人的文化才會誕生。自由文化運動的使命首先指向“自由”的回歸。指向屬“人”的自由的蘇醒。為了重鑄中國文化特有的精神力量﹐自由文化運動賦予中國知識份子集體的當下責任﹕在各人已默默從事的論述外，對詭譎的現狀深入分析﹐讓被蒙蔽的人民獲得真相。“偽”的破除是重尋精神力量的起點。
民族整體的突圍不能等待。如同維權人士的集思廣益，思想者、創作者也該聚沙成塔，在這大黑暗中尋求出路。沒有另一個更好的時刻了。沒有另一個中國等待我們把它從囚禁它的黑暗釋放。米奇尼克说过：“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只有一个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国。
2006年9月20日－10月8日
（全文完）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