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共创辉煌
消失的帆影
早在五十年代末，船民们及公司决策者深深意识到：笨重、运载量小的木帆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进行机械化改造才有出路。由此，勤劳、善良的船民们日夜走船，努力多创造一些积累；由此，他们省吃俭用，不计得失，从 1956 年到 1972 年，每月仅拿 17.50 元人民币的工资，他们知道：只要集体壮大了，集体富裕了，个人才有依靠，子孙后代才有希望。
《简史》第四章中对船舶机械化改造进行了下列描述：“ 1958 年高级合作社白手起家，共同筹集资金，选派工人因陋就简办起水上第一个船厂。在短期内从小到大，从无到有。据统计， 1981 年全公司共有造船工人 526 名。公司船厂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大搞技术革新，组织攻关小组，先后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措施，自制出压床、木刨床、木带锯、冲床、剪板机、卷板机、凿眼机、弯管机、皮带锤、钻床和龙门刨床等机械设备。”
这个船厂在九十年代被省交通厅、省工商局确定为“等级船厂”，这个“等级船厂”是一个无形资产，有了这块“牌子”，就有了经营权。 2001 年“拍卖”给周志明个人后，周志明又在完全第二次“原始积累”后，解体了刚成立不到三年的友邦船务公司，以 76 万元将船厂转手卖给了杨某等人，杨某等人有了船厂过去成套的设备及无形资产——牌子，现在干的热火朝天，仅 2004 年到 2005 年两年时间，打造及维修船舶近 40 只。其中，打造及更新改造 700 吨以上的船舶 10 只以上。
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八十多岁的陈友发老人说：“我们那个时候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公司领导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我从 16 岁开始，驾了近三十年的船，后来船厂需要我，我就上岸了，在船厂搞锯工； 1980 年，我在操作刨床时出现了安全事故，刨床把我的大母指锯掉了，医院核准我是乙级二等残废，我也没有找公司要补贴，也没办残疾证。我当时想，锯掉了我一只大母指，我还有九个指头，仍然可以干活。……唉，没想到我的想法太傻了，我们都是白白的付出了……”
船厂建成后，为公司的木帆船更新改造及迈向机械化作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据《简史》第四章记载： “ 1960 年底，机动船增至 5 艘 300 马力，木驳 13 只 1004 吨。公司船厂自行设计木质拖轮一艘，定名为 1149 轮，它吃水量小，操作方便。同年并首次新建一艘百吨尖头浅水木驳； 1962 年又新建一只 120 吨宽头宽艄的浅水木驳； 1969 年由公司船厂邓禹清设计，在武汉长虹船厂首建一艘 6160 型 135 马力的钢质拖轮； 1976 年，由公司船厂自行设计，制造了第一艘 200 吨级钢质干液两用甲板驳； 1978 年，公司船厂自行设计建造两只 180 吨水泥甲板驳； 1979 年，公司船厂刘长保设计，船厂工人首造一只主机为 6135 型双机 240 马力钢质拖轮，经检验，该轮拖带量大，航速快，船行优良，被地区定为标准化船型； 1980 年，由全县物资部门集资，以公司船厂助理工程师邓清为首的设计、制造一艘三层楼的 410 吨水泥趸船，经检验，结构、性能、强度均符合船舶规范，交由县驻汉办事处使用。……”
不言而喻，钟祥航运公司的发展壮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船民们学习创新的结晶，是老一辈的船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艰辛创造的结果。
截止 1999 年 12 月，公司决策者要求“破产”之前，该公司已拥有钢质驳船近六十艘，十四个船队，在汉水流域是首屈一指的优质船队。
红红火火开发岸上产业
航运公司原书记白富银：“航运公司的发展壮大，是我们船民将个人船只入社发展起来的，是全体船民及过去的公司决策者们齐心努力的结果。我们积累了一些资金后，就考虑多治一些家当。治家当的目的是考虑到船运逐步机械化后，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为了不给政府部门增添负担，从内部消化老弱病残及妇女的就业问题。于是，我们大力开发陆地上的产业，先后办起了船厂、四个农场、搬运队、麻纺厂、蓄电池厂、综合厂，这综合厂设有缝纫、压面、经销店、电机修理、粉房、家俱加工、油布修理、旅馆等。”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们航运公司的发展完全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办了这些产业，我们又考虑解决船民们的后顾之忧。老一代船民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是文盲，但我们不能让子女们也是文盲。因为船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水上跑，无暇照顾子女读书的问题，于是，我们兴办了自己的子弟学校，从公司里挑选了一批文化素质高、能力强的人材进行培训后担任教师。”
“我们还办了自己的医院，设立专门的医疗所，聘请专职医生进来，从 1960 年到 1997 年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我们职工的小病小灾都不上大医院，都在医疗所救治。”
“不仅如此，我们又考虑到一些孤寡船民老有所养的问题。于是，我们从六十年代初就办了自己的敬老院，在洋梓镇开发了一大片荒地，建起了数十间房舍，组织了专门的服务班子，妥善安置退休职工的晚年生活，孤寡老人都到敬老院安度晚年。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从子女到老人，都有一定的依靠。”
“我们把船民们跑运输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用在刀刃上，将企业办成了‘小企业大社会’，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方法，让我们的船民们有所依靠和寄托，解决船民们的后顾之忧。”
“但是，从开始入股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给船民们分红分利，连利息都没有分过。实际上，我们当时几乎很少找银行贷款，基本上靠自筹资金——船民们的红利及利润发展壮大企业了。到了七一年左右，按政策将几百个船民们入股的‘本金’退给了他们，而这些红利和利息，就是现在航运公司壮大后的全部资产……”
在调查采访中，不管是老船民也好，还是过去的决策者也好，对笔者说过一句朴实的话语：“我们过去不索要红利，并不是我们不想要，而是认为集体企业壮大了，我们子女的出路解决了，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心里就踏实了。没想到都成了泡影……”
在近半个世纪里，钟祥航运公司的发展过程可以用这样一个视线图来表示：
船只入股——往前赶——积累财富——治家当——船只改造——陆地开垦——创业办企业。
对于这个企业的创业史，《简史》“第五章”上是这样记载的：
1961 年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为改善职工生活，抽调部份职工上坡垦荒种地，先后建起九里、洋梓、俐河三个农牧场，共开垦农田 243 、 7 亩，从事农牧生产的职工 112 人，并兼承待业青年招工前的轮训基地。 1981 年底，粮食产量 62.700 斤，棉花 1800 斤，油料 2100 斤，牧付业收入 4200 元。
1963 年定港利河的三个合作社的多余职工家属，建起了搬运队， 1967 年后机械化发展较快，为安置多余劳动力，正式成立了搬运队，职工 110 人， 1972 年设大裕口搬运站，负责磷矿石装车，最多达 150 人；皇庄、旧口船队安置搬运职工多达 150 人。
1968 年开始，投入 100 多万元兴建麻纺厂，安置职工 110 余人，建厂投产后，产销情况较好，发展前锦有望，据此，县轻工业局以行业归口为由，要求“收编”——移交轻工业局管理，据此，航运公司与县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打起了官司，在长达一年多的官司拉锯战中，航运公司“败”下阵来，拱手将辛辛苦苦创建的企业交了出去，“收编”主管单位不仅没有如数退还资金，而且还欠下 100 多万元的资金，使航运公司在经济上存受了很大的压力和 100 多万元的损失。
1972 年，投资 5 万元建成蓄电池厂，安置职工 80 余人， 1983 年分家独立。发展到 1986 年，蓄电池厂已拥有资产达 400 多万元，职工 200 余人。
1965 年，成立综合厂，设缝纫、压面、经销店、电机修理、粉房、家具加工、油布修理、旅社等，大部份是女职工， 100 多人，因人多事少及管理不善，入不敷出，公司补贴工资 40% ，但还是损失，于 1981 年交皇庄船队领导。
在这里，帕累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论：“帕累托改进”（ PARE-TOEFFICIENCY ）：“帕累托改进”理论认为，可以在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一些人可以生产更多并从中受益，但又不会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一项正确的措施可以消减福利损失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 “帕累托改进”。
创业者的足迹
西方史学界有一个著名观点：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
要说行船、摇撸、背纤是船民们积累财富的第一步的话，那么，陆地上开荒种地、建企业办工厂是船民们艰难创业的第二步。 1968 年以后，船运机械化逐渐发展，一些船质差、吨位低、载运量小的木帆船一年一年被淘汰。新型的木质机帆船以其灵活、快捷、人员少、载重量大而被当时的水运公司推崇。神奇的机械化作业大大减少了船民们的劳动量。
岁月，早已抹去了开垦者的足迹，风雨，早已冲洗了掘荒者肩上的汗水，但是，船民们的记忆是清晰的：满目荒草，狐兔出没，盈野炉渣，乱石纵横，一间窝棚，几颗柳树。竹子苇席搭成的简易工棚，夏天漏雨，冬天透风；风沙扑面，铅丝勒破了手，汗水湿透了衣衫，人拉肩杠，突击会战，常常从晨光初露直到星满夜空，意志在艰苦中磨炼，生活在创造中永恒。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现年五十岁左右的壮年船民们，几乎都是当时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都是“拓荒者”。在那个年代里，用青春谱写了爱的忠诚。
维权五壮士之一的杨良明：“我们船民过去也好，还是现在也好，都很听党的话，听政府领导的话。过去，我们船民就象一块砖，党和政府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六十年代，党和政府提倡我们开荒，我们这些只会跑船，没有务过农的船民从头学起，扛着镢头，卷着铺盖上山了。那个时候没有机械，都是我们用镢头、用铁锹一点一点地开垦。
“我们住的是搭起的窝棚，吃的是糙米饭和没有油水的大白菜，我们很多人不会农活，手上打了血泡，仍然坚持挖田，脚腕子扭伤了，休息几天后再上工地，再艰苦再困难，我们都煎熬了下来，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开垦出数百亩良田。”
“可是，我们开垦了良田还没有收获，政策突然变了，当地人民公社（现在叫乡镇政府）的头头们手持上级文件向我们施压，认为我们开垦了他们的农田，强行要把田收回去。就这些，我们开垦九里、转斗、朱堡、洋梓青山头的三百多亩良田，多数被当地政府先后收了回去。仅剩下俐河口船厂十多亩地、洋梓青山头养老院一片荒山。”
窝棚里，顶着被褥过夜
减少笨重的木帆船，繁重体力劳动的人员也相应减少后，他们靠背纤摇橹的积累购买或打造更多的机帆船。
成批成批的船民们告别木帆船先后上岸了。 1963 年第一批上岸 50 多户船民定港俐河口。这些年迈体弱的多余职工家属成立了搬运队。搬运队主要从事挑磷石装船的工作。
1963 年至 1976 年十多年间，磷矿镇俐河口从木帆船上“退役”下来的船民达 110 多人。《简史》这样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1967 年后机械化发展较快，为安排多余劳动力，正式成立了俐河口搬运队，有职工 110 多人； 1972 年至 1974 年，又成立大裕口搬运队，负责磷矿石装车，最少 70 人，最多 150 人，人月平产值 80 元； 1974 年，为安排皇庄、旧口船队多余劳动力和待业青年，又成立了俐河口搬运二队。”
俐河口是全国磷矿石矿产资源基地之一，从六十年代开始，这里的磷矿石资源，源源不断地通过水上运输销售到江南数十个县市磷肥厂家。
1963 年，船民们刚上岸时，上无片瓦遮身，下无插针之地。他们自已动手搭起窝棚，捡来废弃的木帆船烂板子搭架子，从数十里外的山上砍来茅草铺在架子上；没有灶台，他们用泥土夹稻草制作灶台；没有粮食，他们到山里挖野菜充饥。入社以来，船民们一直实行定购粮指标，人平每月 25 斤粮食指标，这对从事体力劳动者来说远远不够吃，为了照顾孩子，他们就将米饭用布袋装着放在野菜里烹煮。饭熟了，孩子吃布袋里的米饭，而大人吃布袋外面的野菜……
住在窝棚里，冬天寒冷夏天潮湿，到了三四月的雨季，是船民们最难熬的日子。现年七十三岁的胡家凤老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刚上岸时，窝棚都搭在河边上，搭窝棚的时候，为了避风，就将窝棚搭建在低凹处，下雨的时候，雨水直往低凹处流，稻草下都是水，为了不把被褥流湿，我们就蹲在稻草上顶着被子过夜。等到天晴雨不下了，把稻草晒干后，才能睡一个囫囵觉。一年十二个月，有两三个月都是这样过来的。”
河边上风特别大，刚上岸时，搭建的窝棚常常被狂风吹跑了，衣物被大风吹个七零八落，有的飘到了河水里，有的吹到了山崖，等劳累了一天的船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发现“家”没有了，无奈地望着河水抱头痛哭。少数船民的窝棚没被风刮跑，只好接纳这些失去窝棚的船民……
搬运队主要工作是挑磷矿石装船，但这个活儿不是想干就有干的，而是僧多粥少不够分，在分配时，水上搬运队是排在最后的“小媳妇”。
原搬运队队长杨能远回忆说：“我们搬运队的职工都是老弱病残者，不是年纪大，就是身体有病，我当时上岸时四十多岁，算是最年轻的了。我当了十多年的搬运队队长，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我就到河滩上等待分配装卸任务，而统一调配的磷化公司对当地的搬运队不敢得罪，把靠船近、路好走的装卸任务分给了当地的搬运队，将路途远、淌齐腿弯子深水的装卸任务分给我们一些。有时候，这样的任务都没有干的。
“当时没有电话联系。分到任务，我再挨家挨户跑去通知职工第二天上工干活，回到家已是在深夜十一二点钟；第二天，再与职工们一样挑矿石，我这个队长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原搬运队支部书记、六十七岁的曾庆忠介绍说：“当时，有四五个搬运队装矿石，公社搬运队、生产队搬运队都有优势，是‘正规军’，而我们和其它外地来的搬运队只能是‘游击队’。分配任务时，首先优先磷矿公社搬运队，其次是当地生产队搬运队，剩下路程远、淌水淌泥、夜间上船的累活儿才分配给我们干一些，要不，就守在河滩上，等到‘正规军’干累了，再让给我们干一些。”
“我们水上搬运队，与水运公司实行提成制，四六分成，水运公司得六成，我们搬运队得四成，这四成的收入，我们只拿出二成出来发工资，还有二成用来积累——攒钱盖房子，从六八年到七六年，我们实行多劳多得，人平每月创产值 80 元至 120 元，而最高工资仅 30 多元，最低工资几元钱，不劳动不得工资。”
“就这样，公司没有给一分钱，我们完全靠劳动创造，将二成左右的积累用来买砖买瓦买木料，又在挑矿石的劳动之余盖房子，全是自己动手，先后七八年时间里，盖了五十多套平房，我们告别了窝棚，住进了属于我们的房子，我们这才有了‘自己的家园’。”
他们在这些简陋的房舍里一住就象是生根了，占半数以上的船民，至今都还住在这些 60 年代修建的平房里，又破又烂的平房无法遮风挡雨，下雨积涝成灾，夏天蚊蝇遍地。航运公司六十年代修建的近十处定居点（皇庄三处、朱堡三处、转斗镇一处），居住着数百户老船民，现在全部成为全市的贫民窟之一，有些居民区不仅水不通，下水道不通，而且路不通。
高高耸立的升旗旗杆
金秋十月，在皇庄那条幽深的小巷，两座长满青苔的石墩静静地立在那里，院落的西边是一栋四层的楼房，每层十个房间。楼房上凉晒着红的、绿的、黄的、白的衣物，风一吹，迎风招展，象联合国的彩旗一样。
院子里早已没有了孩子们的喧哗，过去的大操场变成了豆腐块似的小菜田，田园里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要是没有那根耸立的旗杆的话，怎么也想象不出这儿曾经是一所小学校。
据《简史》记载，航运公司从 1958 年就开始兴办子弟小学， 1960 年扩大到五个班级，学生 250 人，教师 10 人， 1976 年开设初中班，发展到 1980 年共有 20 个班，学生达 1035 人， 5 个初中班 280 人，教师 28 人。先后由周忠友、魏军、蒋国荣担任校长。
当年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现在有的四五十岁的年纪了，最小的都在三十岁以上。他们从这所学校出去后，相当一部份成了公司的技术人员或是船厂的骨干，但是，残酷的现实是：他们现在都“失业”下岗了，加入到航运公司近 1000 人的失业大军中。
敬老院，孤寡老人的最后归宿
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大家庭里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孤寡老人，公司敬老院最早在 1958 年建于转斗镇，在院老人 70 多人，有子女的老人生活费自理，孤寡老人由港社负担，每月发生活费 7 元。
1971 年，院址迁到洋梓青山头，每人月生活费 12 元， 1981 年增加到 16 元，医药费和衣物费全由公司负担，去世后由公司安葬，逢年过节发补贴，公司领导亲临慰问。孤寡老人住在一起，无牵无挂，其乐融融。现在，敬老院不存在了，敬老院还有唯一的一个老人健在，他叫杨忠诚，现年八十二岁，无儿无女。
被老人们称为“贴心人”的院长汤洪运，对孤寡老人进行精心护理，业绩突出， 1981 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曾刊登到《湖北日报》。他是最后一任敬老院院长。过去，他管几十个孤寡老人衣食住行，无微不至，他为九十多个老人养老送终，现在，他也成了孤寡老人，但是，再也没有人管他了——回到了伍庙农村老家去了。
在洋梓青山头，已找不到当年船民们开垦的痕迹了，现在还有一对残疾夫妇住在原敬老院里，男的叫陈道胜，女的叫余小爱，住在前排房子里，后面的平房租给当地农民喂猪。
只有这些破烂不堪的房子与收割后的田野，依稀记载着历史的沧桑。
筑起“社会主义金字搭”
约瑟对百姓说：“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五分之四归你们作地里的种子，也作为你们和你们家孩子的食物。”
最初的“种子”是钟祥航运公司船民们自己的，是他们将船只入股入社组建的船队。他们收获后，照样将收获的一部分交纳给国家。
在半个世纪里，钟祥航运公司向国家和地方职能部门上缴了多少税、费？现在已无法统计了，这些税费上交的是否合理？也都不重要了。笔者查看了几个时期的财务报表，基本弄清一个事实：八十年代以来，他们每年都如实地按运输营业额的 3% 以上交运输营业税，另按营业税额上交 3% 教育费附加， 7% 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2% 提防维护费；依照利润额上交最高达 33% 的企业所得税，依照房产原值上交 1.2% 的房产税，另外还要上交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等达二十多种税费。
上交国家税费只是一部分，在取得营业收入的同时，还要向航务管理部门上交更重的“管理费”：按营业总额上交 10% 的航养费、运管费、船港费、停泊费、船代费等。
就拿 1994 年财务决算情况来说，该年度运输收入 1218.54 万元，上交营业税金及附加 39.36 万元，上交地方税 3.19 万元；上交港务费及规费 85.28 万元，上交交通局管理费 6000 元。合计上交税费 128.73 万元。占总收入的 10 % 左右。
原总支书记、经理白富银：“我们航运公司的船民感情是朴实、敦厚的，过去驾驶木帆船也好，还是驾驶机械船也好，我们辛苦挣来的钱，都要严格兼顾三者关系：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船民们就象春蚕一样，一点一点地编织着国家和集体的这张大网，一直到吐尽最后一根丝……”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税务部门征收入库税款很困难，很多企业及个体户实现收入后并不想交税，但我们航运公司从不拖欠一分钱的税款，税务部门每年都对我们航公司检查几次，可以说颗粒必收。航运公司在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形势好的时候，税务部门只要完成任务吃紧，就到我们公司查帐，拉满了政策收税、费。”
“年底了，是我们最难过日子的时候：一些外欠帐收不回来，职工工资要发，各式各样的税费要交。税务部门领导就找我做工作，说是税收任务还有缺口，能不能克服困难先把税交齐了。我们领导班子进行商量来商量去，这国家是大头呵，再困难也得先国家后个人。于是，就将职工的工资欠着，也把税给交齐了。但是，对于船民们，我们心里深表歉意，他们工资本来就低——航运公司职工的工资，从过去到现在，在该市交通系统是最低的。
“这一欠，船民们不能象其他厂矿企业的职工一样办年货，不能给孩子买新衣。尽管这样，多数船民当时是能够理解的。”
老一辈的船民跑船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他们深深感到被欺骗、被愚弄了，他们比喻自己是一袋一袋牙膏，几十年来被一点点地挤了出去。有的老船民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交了那么多的税收，置了那么大的家当，现在全都没有了，我们象是被挤完了的牙膏袋，被丢弃在一边了，没有人管我们了……”
抗洪救灾，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船民们的影子
汉江河上，每次发生洪涝灾害，当地政府都需要钟航公司的船队，他们一往无前，以最快的速度、冒最大的风险将紧缺物资运送到目的地。 1958 年 10 月，丹江水库建设需要船队的帮助，全港组织 36 支木帆船队，船民 148 人投入丹江口工程建设，运石料、水泥达 40000 余吨，直到 1960 年完工后返回。
1959 年漳河水库需要船只援助，从当时的卫星社抽调木帆船 11 只 100 余吨，由郭道金负责赴漳河水库运泥沙， 1961 年完工后返港。
1969 年，本县温峡水库需要船舶运输，航运公司一艘拖轮“钟祥 2 号”和驳船 5 只计 200 多吨参与运输，历时一年返回。
1969 年修建汉沙公路，全港所有船只全部投入运输力量运送石料，每小时 1500 吨，“钟祥 5 号”拖轮完成任务成绩显著，该船船长被汉沙公路指挥部评为个人先进； 1968 年，国家建设焦枝铁路，全港派去 20 多条船驳运输黄砂、石料，运输各类物资达 20000 万吨。
1978 年 5 月，皇庄船队职工李成顺为打捞抗洪救灾物资，光荣献身。
除此之外，防洪救灾期间随叫随到，义无反顾。 1964 年汉江涨洪水，水势汹涌，危及武汉三镇安全。保住旧口的窑干堤就是保住大武汉，因此，决定炸开马良大堤进行分洪。防洪指挥部一声令下，白富银和张万炎率领四只船队共百名船民冒着风雨及滚滚洪流急速赶去，大堤炸开后，只能小船冒险驶入决开的口子里，一只只木帆船闯急流、战恶浪，在一片汪洋的村落里救出不愿离去的村民数十人。在救助过程中，船民们一个星期没睡过囫囵觉，没吃过一顿饱饭，出色地完成了救助任务。
在历时半个世纪里，只要汉江河上洪涝灾害一出现，哪里最艰险，哪里就有船民们的影子，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救援的船队。每次汉江发洪水，县委抗洪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航运公司的船上。
一枚保存了半个世纪的会标
在半个多世纪里，勤劳、智慧的钟航公司船民们创造了无数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动成果就象汉江奔腾不息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
1957 年，当时红光运输社主任王崇新被荆州地委评为劳动模范，出席劳模大会。 49 年来，王崇新老人一直保存着劳模大会的纪念品——丝绸制作的“劳动模范”会标。至今还记得原荆州地区航管局党委书记孙晶的一席话：“我们建国时间不长，国家还不富裕，我们还有很多困难，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工作，一年会比一年好……”
据《简史》记载： 1959 年，钟航公司船厂开始自力更生试制柴油机，当年在交通部海河航务总局工程师常良才和省交通厅技术员严家玉的指导下，由钟航公司技术员汤学协在牛皮纸塔建的木棚里，试制成功一台十五匹马力的烧球式柴油机，并将该机安装在第一艘机动船舶上，首航武汉全体船员前往省政府报喜，省长张体学亲自接见全体船员，并奖励两台柴油机。汤学协在航运战线数千人大会上介绍经验，湖北省政府授予一面“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锦旗。而真正的制作者汤学协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1975 年，钟航公司 1162 号轮船在襄阳地区防汛抢险战斗中，马套公社堤段溃口，该轮冲进溃口，激战三昼夜，救出五千多人，襄阳地区授锦旗一面。
1979 年，付必球、张星才、杨德令、邹地新、周祥吉、陈永春、吴晒银七人被评为十五年无事故船舶安全驾驶员，交通部颁发奖章，省人民政府同时发给奖状与奖金。
1983 年，公司船厂研制成功 3 、 8 吨液压舵装置，经实船试用达到省级设计要求，装在 320 号轮上试用后证明，此装置性能可靠，工作效率高，操纵灵活，达到交通部船舶转舵的要求，转舵时间从左满舵到右满舵不超过 10kg /cm 2，受到华中工学院陈龚明、杨志光两位教授的肯定。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钟航公司用一间办公室陈列奖状、奖杯、奖章及锦旗，这些来自于中央交通部、省政府、市政府及市交通局颁发的奖状及证书达一百多件， 2000 年，公司破产后，这些荣誉证书及纪念品都不知去向了。
原经理白富银个人在数十年时间里数十次被省、地、市授予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等荣誉，荣誉证书达五十多件。与近五年来患糖尿病个人掏钱看病的药单分别放在两个不同的箱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