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认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是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起点的。
那时候，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当校长，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地理条件使北京大学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发动基地。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它高高地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社会提倡新社会。
于是引来了许多诸如鲁迅、胡适、李大钊、毛泽东、郭沫若、徐志摩等积极参与者。
而他们中的不少人，日后都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流人物。
在这场运动中诞生的白话文、新诗、新歌、新的道德标准，甚至新的服饰等等新的东西大大的方便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至今天，它的灵魂已经融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具体人生中… …
新文化运动，就其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而言是伟大的。
但就对国家发展进步的贡献来说，则难以定论。
如果深入观察，我们会发现这场运动其实是一群自由主义者和左派激进文人之间的不稳定组合，主要成员都相信必需用新文化替代旧文化，但彼此对新文化的理解大相径庭。
所以这个运动迅速分解并依照各种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组合。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都可以在这个运动中找到源头。
而历史最终是成就了后者。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文化的旗帜，思想解放的旗帜，你不抓住，共产党人就抓了去了。
新文化运动，就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搞起来的。
如果让孙中山来搞新文化运动，那会怎样呢?
毫无疑问，那国民党的历史肯定就要改写了。
辛亥革命的缺点在于：
利益涉及面不广，受众不宽，宣传工作不到位。
那时政治还是贵族消费。民国后，选个议员还要看学历看财产，限得太死。人民大众无利可图，于是就反响不大。
若当时能顾及全面，让工农兵学商各个阶层的精英都有机会跳上台来，谈一谈，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另外就是许多公文告示，广大人民群众看不懂。也就是说没有广泛的文化运动做铺垫。
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果新文化运动爆发在辛亥革命前而不是辛亥革命后，那中国的现代历史是怎样的改写呢?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新文化运动早于辛亥革命爆发了，而领袖者又是孙中山。
那么至少参加武昌起义和各地起义的士兵们手上举起的旗帜，就不单是大汉民国了，还要加上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了。
督军大人旁边恐怕也要加上几个党代表或者政治委员了。大总统也许得天天到国民议会做报告了。
那么以后复辟丑剧也许不会有了。后来的共产党也大约会心悦诚服地走进议会，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了。
这就叫三民主义一起上，不是先民族后民生，再后民权。也不是先民族后民权，再民生。
官贾巨富自可以高谈阔论他们的民族主义去；知识分子和贫下中农，他们是一个要人权，一个要吃饭的。
如果等不及就是要再造反就是要再乱就是要再打仗的。
新文化运动之意义，贵就贵在拓展平民文化，普及民主思想。
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广泛参与性，使得政治已不仅仅是大儒或公子爷们的禁脔。
新文化运动完全是三民主义的大鼓风。
在多数压倒少数的形势下贵族阶层完全被平民思想牵着鼻子走。
下里巴人也可以窜上讲台放一通响屁，名正言顺地登上大雅之堂，和所谓高级文化挑战。
而辛亥以前的革命文化大抵就只是民族主义老式思维的照搬照套，一些反清复明啦，报仇雪恨啦，吊民伐罪啦之类的呐喊。 处于单一片面的阶段，论来论去就是那么几件事，几个人，发展空间不大，造成影响不广。
由于空间狭小群众基础差就造成了社会现实信息来源有限， 新青年之前的旧青年其认识范围也往往流于片面。激情有余而谋虑不足，所以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是不能老是言必称反满兴汉的。
中国未来的事情还很多的， 比如怎样遍地开花团结大多数；怎样巩固成果；怎样持续发等等都要未雨绸缪，早做铺垫。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