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中國大陸某些影視劇作家很無聊甚至很無恥，他們無視現實的社會矛盾，對人民的生存狀況缺乏基本的人文關懷，卻對專制帝王敬畏有加，不惜花費鉅資“挖墳掘墓”，從早已腐朽的棺材中尋求創作的靈感。堂堂國家電視臺的螢屏先上是被拖著長辮“真的還想再活500年”的歷代清帝盤踞，後又被秦皇漢武“一統天下”；不久前朱元璋又粉墨登場，坐上了央視“寶座”，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國家電視臺簡直就成了皇家電視臺。打開電視機，鑽進人們耳朵最響亮的聲音不是民主憲政，而是“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50集連續劇《傳奇皇帝朱元璋》，投入鉅資3000萬元。播出不久就遭到觀眾炮轟，稱這不過是朱元璋的獵豔場。的確，這部劇花了很大財力物力拍攝的連續劇，在表現朱元璋的私生活方面很“成功”，特別是編導杜撰的朱元璋的“綠帽子”的情節很荒唐。然而，這些終究還不是該劇的要害，最惡劣的地方在於它有意為朱元璋評功擺好，從而消弭了這個極權帝王朱元璋兇殘的本質。總導演李前寬宣稱，這是一部正劇，言下之意是要與“戲說”區別開，欲以此向人們暗示這部劇的歷史可信度和藝術維度。
既然是正劇，那就應該還原歷史的真面目，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活動總該經得起查考才對吧，可《傳奇皇帝朱元璋》的許多劇情卻與歷史事實大相徑庭。所以這部劇在本質上與“戲說”劇並沒有的區別。首先是文過飾非，竭力誇大美化朱元璋。作為明王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確有過人之處，他能夠從一個小和尚一步步登上九五之尊-，這其中固然有許多東西是人所不及的。尤其他對權術的玩弄，對大臣的殺戮，對士人的侮辱，對民間控制，真可以說做到了前無古人後有追者。充斥朱元璋一生的只有一個“殺”字，殺人是他一生的嗜好與“成就”，就在他咽氣前還特別下旨，將40多個後妃全部被勒死為自己殉葬。我們從他的兩首詩中可以看出這個流氓皇帝的霸氣與血腥氣：“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菊花詩》）“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小僧不識英雄漢，只憑嘵嘵問姓名。”（《不惹庵示僧》）只要有一絲的不滿，他就可以大規模的殺人。有一次他微服私訪，聽到老百姓稱他為“老頭”，頓時怒上心頭，回宮便調集五城兵馬司的部隊將那個地方附近的人全部抓來殺掉。還有一次朱元璋下令免除江南賦稅，可是到了秋天又反悔了，複令收稅。有個名叫周衡的禦史進諫說，出爾反爾是失信於民。朱元璋當時沒有發作，卻記恨在心。不久，周禦史因家事請了六天事假，因故多耽誤了一天。到第七天回來銷假時，朱元璋以“你失信於我”，最終將周禦史殺了。
這就是殺人如麻的朱元璋！電視劇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殘暴，但卻常常避重就輕，似乎對朱元璋的歷史功過也來了個三七開。即使對他的過，也竭力地尋找客觀的理由。譬如朱元璋以猛治國，嚴刑峻法，對貪官動輒剝皮實草，編導幾乎都是以讚賞的手法來處理的；而對他殘殺功臣，卻大肆虛構功臣謀反的情節，從而為暴君朱元璋濫殺無辜找到開脫的理由。劇情中每每有殺人戲之前，總有朱元璋在大臣面前痛心疾首，仿佛並不是朱元璋要殺他們，而是他們自蹈死地。李善長被殺前，朱元璋坐在寶座上的一番話，說得李善長痛哭流涕，無地自容，一個勁兒叩頭稱對不起皇上。看到此情景，如果對明史缺乏瞭解的觀眾，恐怕真要被朱元璋感動了。歷史上的殘暴的朱元璋在電視劇編導們的眼裏儼然成了一位不徇私情，秉公執法的明君。
為了達到突出朱元璋的目的，這部號稱“正劇”的電視劇，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採用正史，而是民間傳說、野史和編導們自己的杜撰。僅舉三個例子說明。其一關於沈萬三。編導是盡情地嘲笑損毀之，他先是要求城門題字，差點被殺；後又縱子科場舞弊，結果事發被抓；飾演沈萬三父子的演員也是盡情地表演得醜態畢露，笑話連篇。然而歷史上真實的沈萬三卻可能是中國最早面向世界的民族資本家，他因在海外做生意發了財而成為當時全國的首富。朱元璋定都南京時，他被迫出資修建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城牆建成後，朱元璋的特務（檢校）們仍不滿意，於是沈萬三又被迫出資犒勞軍隊。卻不料惹惱了朱元璋。一個平民敢收買皇家軍隊，是何居心？罪當殺頭！多虧了馬皇后出面說情，沈萬三才保住腦袋，全家充軍雲南，家產籍沒。朱元璋仇富殺富的陰暗心態，在電視劇中則被表現成了一種昂揚的正氣。這實在是中國歷史的悲劇！試想，如果幾百年前統治者能容納沈萬三式的人物，中國何至於會讓西方來叩打大門？
其二張冠李戴，將廖永忠改編成從裝瘋到謀反被殺的亂臣賊子。事實是，廖永忠是在洪武八年因犯“僭越龍鳳”罪被賜死的。而裝瘋的是另外兩個人：一個是禦史袁凱。某天朱元璋問袁凱：“我主張殺人，太子卻要寬容，你說誰對？”袁凱哪敢明說，只好中庸：“陛下殺人是守法，太子赦免是慈心。”朱元璋聽罷大怒，這個滑頭兩面討好，留下何用？袁凱頓時嚇得半死，索性裝瘋。朱元璋說瘋子不怕痛，叫人拿木鑽來戳。袁凱強忍疼痛不語。回到家又用鐵鏈鎖了自己，裝成蓬頭垢面，胡言亂語的樣子。朱元璋仍不放心，派特務查看，竟然見袁凱爬在牆邊吃狗屎。朱元璋得報後方才深信不疑。殊不知，這回朱元璋被蒙了：袁凱早料到有人偵查，便事先用炒麵和稀糖做成假狗屎，當著來人把它吃掉了，這才揀回了一條性命。還有一個裝瘋的人則是朱元璋的舅子、郭甯妃的哥哥郭德成。一日郭德成陪朱元璋飲酒，謝恩時，朱元璋發現其頭髮稀疏，便問“你頭髮禿成這樣，該不是喝酒造成的吧？”郭德成隨口答道：“這幾根都還嫌多呢！掉光了那才痛快。”朱元璋當即拉長了臉。郭德成知道自己犯了忌諱，闖下大禍了，於是回家真的剃光頭髮，穿上和尚衣服，並念起了佛。這樣總算躲過了一劫，乃至胡黨案發後，他竟然成了“漏網之魚”，並非如劇中所說的被殺掉了。
其三真妃與潭王。電視劇採用的純粹是民間傳說。達定（即劇中之達蘭）妃並非陳友諒的皇后；陳友諒的皇后是闍氏。當年朱元璋的確將陳友諒的一個妃子占為己有，但後來反悔就將撳于s出宮了。何況陳友諒死于龍風九（1363）年，潭王生於洪武二（1369）年,前後相距了６年，怎麼會是陳友諒的遺腹子？潭王也並沒謀反，而是因岳父於顯捲進胡黨案被殺，時逢朱元璋又下詔令其進京，於是潭王心生恐懼而自殺。至於達蘭與胡惟庸私通，更純屬胡說八道了，皇宮大內，後妃怎麼可能隨便出入宮門？編導為了達到為朱元璋鳴不平的目的，竟然不顧中國幾千年宮帷禁地的事實，莫須有地給胡惟庸栽上了一個“通姦罪”，這恐怕是朱元璋當年都想不到的。
電視劇之所以要在史實上大做手腳，實在是為了正面突出朱元璋的需要。因為只有詆毀其他的人，朱元璋亂殺人才顯得理直氣壯，順理成章。難怪有人看完全劇後，認為朱元璋並不可恨。的確，既然是三七開，那麼就該與毛澤東一樣嘛！
歷史上的朱元璋是一代梟雄，與同樣是流氓皇帝的漢高祖劉邦可以並論。朱元璋在歷史上的確起過一定的作用，是他結束了元末二十多年的戰亂，開國之初又實行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輕徭薄賦，獎勵農耕，發展生產，從而使遭受嚴重破壞的生產力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復；朱元璋本人也崇尚節儉，有利於減輕老百姓的負擔。
但是朱元璋的功決不能掩蓋他的罪過，他的功也絕不大於過。他在中國歷史上所產生的惡劣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尤其朱元璋的某些權謀，更是後世統治者效法模仿典範。這些都極大地阻礙了中國民主進程的推進。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傳奇皇帝朱元璋》為醜惡的極權專制帝王樹碑立傳就更容易誤導青年一代。因此，我們必須推倒無恥文人為暴君所立的功勳碑，用歷史的眼光看待歷史的朱元璋。由是看來，朱元璋的罪惡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歷史學家吳晗在《朱元璋傳》一書中說，朱元璋“野蠻殘暴的程度超過了歷史上任何帝王。”（《朱元璋傳》第259頁，三聯書店1965年版）朱元璋是放牛娃出生，小人得志，故內心多猜忌，做事兇狠手辣，殺人連眉毛都不動一下。跟隨他多年征戰的開國元勳，無論文臣還是武將，幾乎被他殘殺殆盡，惟有大將湯和醒悟及時，早早交出了兵權才得以善終，其他元老重臣如李善長、劉基、徐達、胡惟庸、藍玉、汪廣洋、廖永忠等哪個不是被殺的？史書記載，朱元璋親手製造的大冤案就有四起，即：空印案、郭桓案、胡党案和藍玉案。前兩個案件多少帶有一點懲貪的意思，但卻擴大化，連坐被殺的達七、八萬人之多，地方長吏幾乎被一殺而空。著名學者方孝孺的父親便在空印案中遭殺害。後兩案則是典型的誅殺功臣。胡、藍兩人的所謂謀逆純屬子虛烏有。胡惟庸專權不假，但禦史中丞塗節告發謀反卻沒有證據。雲奇也並非朱元璋貼身宦官，僅僅是西華門的一個小太監，他攔御駕告狀不知出於何故，卻正好給朱元璋找到了殺人的藉口。《明史》記載雲奇告變一事，有四個字：“鑿空說鬼”，很耐人尋味。至於說胡惟庸暗通蒙古、倭寇，那分別是洪武十九年和二十三年的事了，而胡惟庸被殺則是在洪武十三年，此時的胡惟庸，按《明史》的說法“反跡尚未暴露”。顯然，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謀殺！因胡案遭殺的人前後達三萬餘人。
藍玉案也是一大冤案。藍玉一生南征北討，戰功無數，從未謀生反意，他的“罪過”就在於功高蓋主。洪武二十五年，藍玉平定建昌指揮月魯帖木兒叛亂班師回朝後，朱元璋大封功臣，許多人都得到了很高的封賞，連傅有德也封了太師，而藍玉才僅僅封了個太傅，他於是口有怨言，誰知這怨言竟被特務聽了去，錦衣衛指揮使蔣璞誣告藍玉謀反，朱元璋順勢便降旨將其逮捕處死。因藍玉案牽扯被殺的有一萬五千多人，李善長在藍玉案發生十年後被牽出遭誅滅三族，此時李善長已是77歲的退休老人。胡、藍兩案先後殺掉的人達四萬數千人，元勳宿將幾乎一網打盡，被列逆臣錄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除上述四案之外，朱元璋還進行了一系列有計劃的殺戮，如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四年罪妄言者等等。通過多年來的大屠戮，“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明史·茹太素傳》）朱元璋由於殺氣太重，致使整個洪武朝籠罩在極度恐怖中，做官的成天提心吊膽，早上出門都要與妻子訣別，吩咐後事，晚上如果能活著回來，便闔家慶賀，總算又多活了一天。
大興文字獄，殘殺知識份子。朱元璋放牛娃出生，原本不學無術，時逢風雲際會，在戰爭中懂得了文化的重要，卻始終沒改流氓習氣。他一方面很重視利用知識份子，另一方面又終身與知識份子為敵。在洪武朝，知識份子出仕為官可能被殺，不願做官又是“大不敬”，仍然是“非殺不可”，可憐的知識份子們真是“知慎而莫測其端”。明初詩壇上著名的“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便是當時很典型的慘遭屠戮的知識份子。
朱元璋因當過和尚，又是靠元末農民軍起家，所以忌諱很多，誰不慎犯忌或是朱元璋認為誰犯了忌，都得人頭落地。據《朝野異聞錄》載：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海門衛官作《謝增俸表》，有“作則垂憲”一詞，犯了“做賊”的同音，殺！常州府學訓導蔣鎮作《正旦賀表》，有“睿性生知”句，犯了“僧知”的同音，殺！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殺！因為“法坤”音同“發髡”，“ 藻飾太平”便是“早失太平”。又據《閑中今古錄》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三句話，朱元璋大怒道：“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者薙發也，作則者做賊也。”於是徐一夔終難逃斬首厄運。還有一僧人作謝恩詩中有“殊域”而字，朱元璋認為“殊域”便是罵他“歹朱”，如此惡毒豈能放過？朱元璋這類濫殺無辜的例子，在古人的筆記中實在是不勝枚舉。
即使沒有文字上的把柄可抓，朱元璋也會找其他藉口殺人。洪武三十年發生的“南北榜”案件就是這樣：是年會試，由翰林學士湖南人劉三吾和白信蹈主考，結果是江西人宋琮考了第一，全榜無一北方人。於是北方舉子們紛紛向朱元璋告狀，說劉三吾和白信蹈偏袒南方人。朱元璋又命侍講張信復查試卷，結果北方人還是沒有合格的。不料又有人告發說張信是受了劉三吾的囑託，故意搞的鬼。朱元璋盛怒之下，將白信蹈和張信斬殺了，對劉三吾則念其已經85歲高齡，免死充軍邊地，會元考生宋琮也充了軍；然後朱元璋親自出題，錄取了六十一名，全是北方人。對這一冤案，吳晗揭示了朱元璋的的把戲，原來他是為了籠絡北方士人，所以不惜以南方士人的生命與前途來作犧牲。
朱元璋的文字獄從洪武十七年一直持續到二十九年。在長達十三年的時間裏，只有一位姓張的翰林院編修因言獲罪後，搬出了孔子〈詩經〉中的句子作辯解，算是逃過了一劫，其餘的人要麼被砍頭，要麼受腰斬，並且全部都是族誅，非常殘忍。
中國的文字獄並非始於朱元璋，但只有明、清兩代才堪稱是登峰造極。仔細思索，這兩個朝代之所以文字獄大行其道，其中的緣由並不難理解：兩朝早期的統治者文化根基都很淺，於是造成了他們的心理變態。朱元璋自小沒讀過多少書，在文化人面前很缺乏自信；滿清是異族入主中原，對於先進的文化有種先天的自卑感。所以他們一旦掌了大權，生怕被人小視了，便只管用刀把子說話。可以說這是一切小人得志者所共同遵循的一條特律。
特務遍地，詔獄橫行。把特務制度化並且發展到極致，這是明代的“創舉”。幾千年的專制社會中，有明一代，特務人數最廣，花樣也最多，編織成了一張籠罩全國的恐怖大網。這張網由檢校、錦衣衛、詔獄共同織成，無論是官員還是布衣，稍不留神就被網住了。國子祭酒宋訥獨坐生氣。次日朝見，朱元璋問他昨日為何生氣，宋訥大吃一驚，照實說了。朱元璋叫人把偷著給他畫的面帶怒色的像拿出來看，他才明白被人監視了。編《孟子節文》的錢宰，一日罷朝後吟詩道：“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回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次日朱元璋對他說：“昨日作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聽後，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檢校並非機構，而是朱元璋專設的特務人員。職責就是“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做檢校的人先是皇帝身邊的近臣，後來發展到不僅有文官還有武官，甚至連和尚也成了特務。吳印、華克勤等人都是和尚，就因為告密有功，索性還俗做了大官；最有名的檢校頭目是高建賢、夏煜、楊憲、淩說等，他們專做偵查別人隱私的勾當，以便“伺察搏擊”。朱元璋曾無不得意地說：“有這幾個人，譬如人家養了惡犬，則人怕。”大大小小的檢校密佈角角落落，令人防不勝防。
有檢校還不夠，朱元璋在做吳王的時候就設立了專門的偵探機構拱衛司，稱帝后的洪武三年改為親軍都尉府，十五年又再改名錦衣衛。錦衣衛有指揮使、同知、簽事、鎮撫、千戶、副千戶、百戶等各級官員，是一個完整而獨立的軍事特務組織，與朝廷的府、部、院沒有上下級關係，由皇帝直轄。錦衣衛下設的機構有經歷司和鎮撫司，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詔獄”，即後來的東廠和西廠。錦衣衛特務肆無忌憚，橫行霸道，一直貫穿明朝始終；並且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與錦衣衛密不可分的是明代最有名的刑法——廷杖。這雖是古已有之的一種刑法，但都無法與朱元璋的廷杖相比擬，而且“這廷杖法律，歷代所無，唯明朝獨有。”（《娛目醒心編》卷五《執國法直臣鋤惡，造冤獄奸小害良》）前朝受刑者受刑時不脫衣褲，甚至可以墊厚氈之物來減輕痛苦，只有明朝是脫光來打。眾目睽睽之下，堂堂朝廷官員，將隱私暴露於光天化日，其做人的尊嚴可謂喪失殆盡。所以，明朝的廷杖不僅是一種殘酷的體刑，而且是一種殘酷的心刑。死於洪武朝廷杖下的大臣就有朱元璋的親侄子朱文正，永嘉侯朱永亮父子，工部尚書薛祥，部曹茹太素等等。朱元璋所開啟的廷杖惡例，被他的子孫一直奉為統治國家的法寶，故而明朝發生的大規模的廷杖群臣案就有無數起，如明孝宗成化十五年給事禦史李俊等56個朝臣集體杖責案，明武宗正德年間的系列廷杖案，明世宗嘉靖三年的＂爭大禮＂案，明神宗萬曆五年的＂江陵奪情＂案等，這些廷杖案，規模最大時有數百人同時受刑，午門外一片白花花的屁股瞬間變得血肉模糊，淒慘的叫聲久久回蕩在京城上空．這該是一幅什麼樣的慘景啊
罷黜中書省，強化皇帝極權。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王朝，朱元璋時代又是專制中的專制。朱元璋的極權專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廢除丞相。丞相制是中國歷代王朝重要的職官制度，丞相的權力很大，對皇權是某種制約。明代初也沿襲元朝，中央設置了中書省，置有左右丞相。胡惟庸案發生後，朱元璋遂罷黜中書省，廢止丞相官，一切權力歸皇帝。原中書省的空缺，到洪武十五年設置了大學士一職，但僅僅是做皇帝參謀而已，毫無實權。原中書省下屬有吏、禮、戶、兵、刑、工六部，中書省撤銷後，六部分別獨立；並且在六部之外，還有府、院、寺、監等與之並列。這是自隋唐以來專制王朝職官制度的最大變故。朱元璋於洪武二十八年對此專門下旨說：“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不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設立者，論以極刑。”朱元璋的專橫與O權由是可見一斑！
其次，改禦史台為都察院。唐宋時，禦史台與三省是並列的，明都察院則與六部並列，稱為“七卿”。都察院設左右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左右簽都禦史，下有監察禦史一百多人。這些人的職責就是充當皇帝的特務和鷹犬，官品雖不高，權力卻很大，大臣都很懼怕。此外，原屬於門下省的司諫、正言等諫議官職也被朱元璋取消了。這樣，皇帝的耳根就永遠不會有任何雜音了。
再次，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洪武早年，朱元璋將元朝掌管全國軍事的樞密院改為大都督府，總領全部兵馬。後來認為大都督權力太重了，便於洪武十三年將大都督府一分為五，稱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設左右都督為長官，直接聽命于皇帝，不受兵部轄制。
通過對相權、監察權、軍權的剝奪與分解，朱元璋便把國家的一切權力牢牢控制在他一個人手裏，從而完成了二千餘年來歷代王朝從專制集權到專制極權的轉變。同時，為了鞏固朱家天下，朱元璋又大開歷史倒車，封建諸王。各藩王都有自己的軍隊，這就難免不重蹈歷史覆轍。果然，在朱元璋死後，燕王朱棣就發兵造反了，釀成了著名的“靖難之禍”。這雖是王朝的內部鬥爭，但最終倒楣的還是老百姓。
朱元璋想把極權與封建融為一體，現實卻給他開了個玩笑。歷史事實證明，一切極權主義者的美夢都不可能做到“萬歲”。
然而，朱元璋畢竟還是給中國歷史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以致在600餘年後還有知音。毛澤東對朱元璋一直評價有加，將其視之為農民起義的大英雄，一再告誡歷史學家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朱元璋；而且毛澤東本人對朱元璋的統治術也大加仿效。今天我們回頭看，洪武朝與毛澤東朝確實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善於“古為今用”的毛澤東在朱元璋那裏學到了不少現成的經驗並且將它們“推陳出新”。打擊開國元勳，毛雖稍遜色于朱，手段卻頗為老辣，劉少奇、彭德懷等等大批開國元勳都沒有逃脫幾百年前明朝開國元勳的命運。別看劉少奇是國家主席，可在毛澤東眼裏，“我動個小指頭就能將你打倒”；而且這小指頭一動，受株連的人何止是千千萬萬。毛澤東與朱元璋一樣也極端仇視知識份子，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將50多萬文化人打成“倡狂向黨進攻”的右派，他們的妻子兒女也因此成為“黑五類”而一同遭殃，這樣的打擊面又豈是朱元璋所能比擬的？中共老黨員、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先生在《溫濟澤自述》一書中對此連連發出了幾個沉痛的疑問：“株連九族，這是我國帝王時代的封建傳統，為什麼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還這麼幹？黨啊！為什麼我們黨內總有這麼一些人總是亂整人，而且株連幾代人，株連一大片？為什麼有些人一再這樣幹，再三這樣幹，從來不總結一下教訓呢？為什麼？為什麼啊？”
至於毛澤東朝的文字獄，那更是出奇的多出奇的怪，幾乎每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能講出幾個因文惹禍的故事來。毛澤東朝的特務政治也是十分有名的。從延安整風時的“搶救運動”開始就提倡人們“背靠背的揭發”，實際上就是鼓勵告密者，提倡人人當特務；到了“文革”時期更是將這種恐怖統治發展到了頂峰，夫妻相互揭發，子女告發父母，學生告發老師，同事告發同事等等，已成為那個時期“革命”的象徵。
……
朱元璋的朝代已經遠去了，毛澤東的統治也已結束，但是獨裁者的幽靈卻並沒有離開我們。時至今日還有那麼多的文化人對專制極權者戀戀不捨，傾情美化，這本身就是很好的說明。
這一切都告訴我們，中國的民主憲政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