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沉重的教育现状和一个难解的悖论
谈到中国的教育问题，总是让人“痛心疾首”！我们中国在不断走向经济繁荣，GDP总值不断跃居世界前列、财政税收不断增长、“科教兴国”的口号不断响起的同时，一个不得不直面的苦涩的现实是，中国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15岁以上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主要在农村，尤其是在落后地区。西部地区约有28％的成年人“不能读懂一封普通书信”。中国教育真相令人感慨，基础教育倍加薄弱。一项关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权威研究显示，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初中以上教育阶段，教育费用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许多家庭甚至出现“因教致贫”的现象。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的年均费用约占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的74％；34％的家庭（其中农村家庭的比例为39％，城市家庭的比例为19％）表示无力负担子女上初中读书。而“缴纳学费”已成为西部地区家庭借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西部调研：1/3西部家庭表示无力负担子女上初中》，新华网北京9月27日电）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教育预算占到本国生产总值的5％，而我们国家居然是2％多一点，连某些贫穷的非洲国家都不如。国家对教育投资本来就这么少，而分配却又是极不均衡，往往偏向于少数发达城市。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教育投入较低的国家之一，而同时又是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低一高都是很不正常的，很值得我们反思，现在，也到了切实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悖论令我们困惑不已：我们有跃居世界第六位的GDP荣耀，却不能承担起落后地区穷孩子们上学的费用；我们可以斥巨资大办豪华的奥运会，却不能在中西部地区办好造福穷人的义务教育；我们能够追赶美国发射载人宇宙飞船，却不能创造条件让贫困的孩子们也能飞翔起自己的梦想；我们的财政税收年年大幅增长，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却捉襟见肘；甚至我们可以容忍每年3000多亿的公款吃喝，可以放纵上千亿元的公车消费，可以负担世界第一庞大的行政成本开支，可以对每年因腐败流失的大量国有资产视而不见，可以给极少数几所所谓名牌大学大把大把地烧钱，却舍不得为中西部的基础教育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每一个穷孩子读书的梦想。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沉溺在“马太效应”中畸形发展而难以自拔。当年在一片废墟中日本政府和人民勒紧裤腰带大力发展义务教育，二十年后日本的经济就实现了大飞跃，全民的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基础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们在办教育方面不仅远不及日本，甚至连某些非洲国家都不如。2004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这位官员在离开时抛下了一句把所有在场者都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这真是令人心痛不已！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也是孩子们难以承受之重。
无论教育部官员怎样奢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辉煌成就”，不断强调“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观点，但现实毕竟是现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根据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教育蓝皮书对2005年中国教育满意度的调查表明，77.8％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总体满意度分值仅为35.28分(60分为合格)，仅4.1%的公众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
在把现在社会称为“知识竞争”、“人才竞争”、“科技竞争”的时代，来奢谈教育的重要性，是多么的滑稽。可是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就是那些所谓“精英”，把教育仅仅看成是一种“谁投资谁收益”的个人商业行为，大搞“教育产业化”，从而把国家对教育事业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教育就这样异化为成了一个残酷的敛钱工具，老百姓接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严重侵夺。
二、教育公平问题考验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中国所面临的苦涩的教育难题背后，实质是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的问题，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问题。中国当前这三大严重的差距更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教育差距上，这种差距首先表现在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均匀。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向发达城市地区教育投资倾斜，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少数发达城市集中，是造成这一后果的重要原因。农村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政府承担，而乡镇财政又无力承担，因此许多农村中小学被逼乱收费，要农民自己负担，造成本来已很低的农村教师工资被长期拖欠，农村校舍危房师生伤亡事故不断，许多地方的农村教育都是负债运行，大批农村孩子失学。许多地方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名不副实。《南方周末》曾多次就西部某些省份的代课教师、孩子失学、教育经费投入等情况做过不少深度报道，发人深思。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认为，目前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张保庆反复强调：“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他认为，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到位，导致一些地方教育机构、学校，包括省级政府通过各种变相的名目收费来代替政府对教育正常投入。“政府该拿的钱一定要拿足，现在政府该拿的钱不拿，结果通过乱收费的办法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去了。”
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现状，如中国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都表现出一个“二元化结构”的问题，中西部农村基础教育的“倍加薄弱”，教育机会不均，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主要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根据官方数据显示：我国90％以上的重点学校在城市，而目前我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高达1.6亿人，这与中国基础教育在农村极端薄弱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育学博士朱向军在其新书《名校集团化办学：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杭州模式”》中披露：中国普遍存在的“镇乡之间教育资源差别是影响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同时，城镇初中升学率都为农村的６倍以上；从分布上看，镇乡高中教育差别是主导我们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据统计，现在农村教育投资中，只有8％由中央财政支出，另外92％则由各级地方财政支出，其中大部分由县级以下财政支出。而另一个未被证实的数字是，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市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政府仅负担不到2％。体制内外的人士普遍承认，农村教育发展不充分与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密切相关。从1985年到2001年，中国实行以乡级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导致严重的教育经费不足。2001年始，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升为县级财政，但情况仍没有根本好转。而东西部的政府财政实力相对悬殊。当一些沿海地区准备推行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时，中西部农村中还有高达5％—10％的儿童没有机会进入小学，15％—30％的儿童无法接受初中教育。去年11月《南方周末》在头版推出一篇题为《县委副书记上书教育部：70%代课教师月工资40元》的深度报道，深刻揭露了西部农村地区教育的师资之困，而师资之困只是西部义务教育之困的一个缩影，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处于普遍的困境中，令人深深忧愁。报道披露的事实令人震惊：甘肃省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而正是这些不畏贫穷艰辛的乡村代课教师支撑起1000多万西部儿童的希望，称得上是民族的脊梁！
由于在教育制度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割，导致了一些农村中小学学生存在辍学、流失现象，甚至还有新的“读书无用论”苗头萌生。随着学费的快速上涨，这种情况在某些落后地区有趋于严重的趋势。主要原因还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导致农村基础教育继续“倍加薄弱”下去，无法自我“造血”，这样恶性发展下去，最后必将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培养提高和人力资源的积累储蓄，甚至影响几代人，严重拖了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后腿。
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也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因为许多穷人没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得不到必要的知识和资讯，一生都失去了改善命运的机会。这种情形也被有关学者称为是“贫穷的世袭化”。
国家一直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为什么就一直做不到呢？中国义务教育的惨状是各级政府失职的典型表现。面对冰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说是麻木不仁的地方官僚主义在掠夺孩子们的梦想，侵蚀着祖国的花朵和未来的希望，让孩子们幼嫩的心灵难以承受之重。
鉴于目前中国教育严重失衡的严酷现实，教育公平问题愈来愈凸显出来，并成为考验和谐社会的一大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公平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政府必须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上实行大动作了。在西方国家，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公平，推行各种措施确保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弥合阶层鸿沟和缩小贫富分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了。
三、中央的转移支付是贫困地区实现义务教育的应得收益
政府能否保证穷孩子们上得起学，说到底，是能不能维护好和实现好贫弱群体平等的文化与教育权利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一句空话，“科教兴国”的战略永远是泡影。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教育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效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对于这种会产生“外部效应”的教育的投入与产出，作为市场是很难调节的，而贫困、落后的地区本身由于财政匮乏也是无能为力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针对这种外部经济与不经济，提出了由政府采用“税收——补贴”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外部经济与不经济，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在笔者看来，针对这种出现市场失灵的教育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调节，中央政府通过收取富裕地区享受因贫困地区教育投入而产生的外部正效应而应当支付的税收，补贴给贫困地区，帮助贫困地区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力度。如此，才不至于让教育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成为说起来很动听的空洞口号。由此可见，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仅仅可以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理解，从经济学上，完全可以理解为贫困地区自己所投入而应当得到的产出的一部分。
实现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需要让九年义务教育回归免费教育本位，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建立成熟的教育经费补偿机制，全面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也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应有之意，更何况宪法和《义务教育法（修订稿）》明确规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义务教育的法定职责。尽管义务教育不能解决优质教育产品匮乏的问题，但能够提供人们可以公平享受的教育机会。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从可能性分析，中国完全具备这样的国力与财政能力。亚洲开发银行出具的这份报告分析认为，无论是845亿／年还是210亿元／年（这两个数值是有关人士对中国义务教育所需政府投入的估算），按照中国每年2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其所占比例并不很多。据悉全面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已被列入本届政府工作目标。根据计划，到2015年，全国将普及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政策。部分富裕省份，更打算提前实现这一目标，例如北京、江苏、广东等。
政府还需要通过建立教育优先机制，为社会共享特别是穷人接受平等的教育权利提供人力资源基础，即“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其实早在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就明确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但这一规定在实际中的落实情况大打折扣。比如，2002年、2003年和2004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32％、3.28％和2.79％，远远没有到达法定的4％，现在似乎已经很难来对哪个部门实施问责了。正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根据2004年的情况看，要达到4％就需要增加1.21个百分点的GDP，1.21个百分点的GDP是多少呢？按照2005年18.2万亿元的GDP计算，就是2202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需要政府有巨大的决心，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普及基础教育大有作为。
“图自强，舍教育别无他途。”一百多年前，满清重臣张之洞就做过这样的断言。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战后的复兴就是活生生的明证。现如今，振兴教育大业、促进教育公平正愈来愈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认同。西部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义务教育之困局，相信在政府和全社会的努力下不久即有大的改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06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