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胡适主张宽容，鲁迅则反对，表现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就构成胡鲁之间的价值分野。主张宽容的，不会轻言革命，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最不宽容的事。反对宽容的，通常不会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很能满足那种不宽容的峻急。
鲁迅是革命的盛赞者，这有他的名言“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用火与剑解决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是赤裸裸的暴力革命。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对苏俄革命多次肯定。胡适不然，他基本上属于反革命，越到后来越发如此。但在二三十年代时，胡适对苏俄革命也不是没有过认知上的误区。比如他说：“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往下，胡适就煞车了，他转而指出：俄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胡适《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胡适文集》卷十二，第672页，北大出版社，1998年）
可见，胡适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是因为这种暴力革命一旦成功，则必然“铲除一切反对党”（胡适）。民主政治，与其是鲁迅所认为的“众治”，毋宁是一种“政党政治”。它的基本条件，就是有两个互为作用和互为反对的政党存在，一在野，一在朝。当革命必须依靠暴力时，当暴力又不容反对党存在时，专制已经开始了，尽管它可以声称自己是民主，甚至是真正的民主。但它的伪劣在于，它已经破坏了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胡适把这一条件不复存在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反民主的集体专制”。因此，无论是张扬民主，还是警惕革命，不难看出，胡适都是以“宽容”理念贯通于论述之中的。
然而，胡适是胡适，鲁迅是鲁迅。胡适反对革命是因为革命后暴力因其惯性而刹不住车，鲁迅担心的却是革命后暴力没有贯彻到底，以致功亏一篑。1927年，鲁迅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文中涉及俄国革命，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消灭。”（《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注7，《鲁迅全集》卷八，164页，1987年）所谓“彻底消灭”，就是肉体消灭。但，鲁迅却盛赞，说：能说出这种话，“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引同前），并由此及彼，把苏俄革命的经验引入到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前年，我作了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痛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 （《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卷八，第162页，1987年）
鲁迅的陈述固然是事实，于是，事实判断也就成了鲁迅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表现在他对辛亥革命的经验总结上，就有了对应的表达：“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两地书·三五》，《鲁迅全集》卷十一，第1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一直到去世前一年的1935，鲁迅依然无改自己的看法：“二十四年前，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书信·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卷十三，第2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鲁迅这里，原来也就两个字：“欠杀”。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上了“宽容”这种“文明”的当。
这不妨就是鲁迅的政治见解，它和以上列宁所论述的第三点（彻底消灭敌人）是一个脉系。不妨注意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27年4月10日。这篇文章，鲁迅是为当时已取得很大胜利的北伐革命而写，他是担心国民党重蹈历史覆辙，所以，才一厢情愿地谈及苏俄经验并辛亥教训，意在鼓励其继续革命。始料不及的是，仅仅两天，就发生了历史上驰名中外的“4·12事件”，蒋介石果然借鉴了苏俄革命的“杀”的经验，又汲取了辛亥革命“欠杀”的教训，举起了屠刀。蒋介石当然不需要读鲁迅的文章，但，他的所作所为，正不违鲁迅所言所论，这真是一种反讽。于是，轮到鲁迅自己“目瞪口呆”了，“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鲁迅自己的话），他甚至再也不肯把这篇文章编入自己的文集而任其散佚（该文是鲁迅去世后由许广平找出来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时为1938年）。
可见，“深刻”如鲁迅也没料到，暴力的屠刀一旦举起，无论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不问青红皂白。1927年有“清党”，1950年代不也有“肃反”么。无论说的和做的，共享的都是同一种政治思维，它的表现说穿了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以杀来解决问题的“老手段”。有这样的手段，就有这样的论客。鲁迅对此只有认同，无有超越；而且对胡适所提倡的近世以来作为政治文明的“宽容”，还讽贬再三，甚至憎恶。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在胡适鲁迅的评价上，什么叫“最坚决”、“不妥协”、“彻底”，什么又叫“软弱”、“妥协”、“不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