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源自于其自身、家庭在“文革”中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邓”对毛泽东在其生命最后十年的集权统治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领域造成空前绝后的灾难的反思。“邓”坚持认为是“毛”滥用个人权威使得“中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失策并由此产生无法估量的人财物的巨大损失；“邓”欲对“毛”的“遗产”“实施大手术”，另起炉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改革”。依笔者之见，“改革”应该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但是，“邓”对政治体制改革讳莫如深，绝少谈起，远未达到“改革”的层次，只能称之为“调整”、“改善党的领导”等等；“邓”大张旗鼓地宣称的“改革”就是指“经济体制改革”。显而易见，“邓”要保留“中共”一党封建独裁统治，只对其作稍微的“改善”却要彻底颠覆“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邓”是实干家，深知“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尤其是德意志、日本——“二战”祸首在战后再次迅猛发展成为屈指可数的经济强国。“邓”梦幻在“中共”的集权领导下中国也能够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经济腾飞！为了掩人耳目“邓”对此编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邓”有言：“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等，他还是对自己作“中共”的叛徒感到难堪、难以释疑，不过是为自己找借口罢了。可惜！掩耳盗铃而已。
邓小平本是精明之人却幻想以封建专治统领资本主义经济，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试问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哪一个不是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没有民主法制的先决条件会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吗？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经济硕果会惠泽人民大众吗？“邓”想搞出一个前无古人的、“有中国特色的”先例；可是，世界的发展历程不会以邓大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必然要以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前进。既然“邓”已经开启了“潘多拉盒子”，那么后果就由不得他做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改”之后，“邓”对来自于中国民间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的答复是“四个坚持”（也称“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直到后来因民众忍无可忍而爆发了“六.四”“民运”，“邓”却干脆回敬之激烈的枪声。这一切“经改”之外的“副产品”恐怕是“邓”始料不及的。
邓小平的“经改”将改变“中共”的本质，对此“毛”的忠实信徒和“前朝遗老”华国锋、汪东兴之流有远比“邓”本身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些“老朽”也是“经改”的阻力和绊脚石，可惜他们大权旁落，对“邓”的“胡作非为”已无可奈何！前些年盛传汪东兴指斥“邓”及其后的“中共”背叛“马列毛”思想，“中共”已经变质，欲申请脱“党”与之分道扬镳；“中共”高层却极力挽留，封官许愿；“汪”终不为所动如愿以偿。但是，“华、汪”等等顽固派同样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在“毛”死亡、“文革”结束时，那是“毛”留下的一个令人无以为续的乱摊子，“文革”时期的政治和经济都已走入死胡同，“按既定方针办”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梦呓；“毛”的追随者再也没有“毛”的权威，无力控制中国的局势稳定，濒临绝境的中国经济将可能引发饥民造反，“中共”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甚至解体的危机，中国就会由此步入长期动荡不安甚至是动乱不堪的时期。因此，是“邓”的“经改”摆脱了当时“中共”危机四伏的困境，引用“邓”控制下的宣传机构的说法就是“挽救了党和国家”。笔者坚信“邓”对“中共”是有功之臣；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也不无裨益，因为在“毛”身后，如果“中共”以剧烈的方式分崩离析，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生计就成了大问题。再说“中共”垮台后中国将向何处去？对于噩梦初醒的朝野人士更是昏庸无识、不知所措。客观地说“邓”倡导的“经改”避免了“中共”的迅速解体和中国的动荡不安，使“中共”走上缓慢地瓦解之路。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一代中国人知识更加丰富，民主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一切都是在为未来中国的“民主”筑基铺路……这是一条稳妥而漫长的变革道路；与“邓”的“经改”初衷正好相反，“中共”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经改”的成功使“中共”免于暴亡却使其在民众的摧枯拉朽中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因为“中共”的存在是一个悖论，这是其行将灭亡的根本原因。
“中共”产生于1921年，是“苏俄”革命成功之后其思想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结果之一。当时正值中华民国十周年之际，多少仁人志士为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之后的第一个共和国的民主法治而奔走呼号；因其是一项前所未有、艰苦卓绝的伟大事业，罕有卓越的成效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人并无能力组建民主共和的政府。一盘散沙，群龙无首，经济凋敝；“中共”正是在如此“民国”初年混乱不堪的状况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满清”之后“国人”“民主共和制”努力的彻底失败，从此“中共”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共产主义实验”。无论“中共”当初的理论说得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其后的“实验”结果也不过是天花乱坠而已；但是，亿万中国人民却为此付出了难以言尽的痛苦和惨痛的生命代价，还有无法计数的财产损失。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如今让我们作一回事后诸葛向前看：一个忽略绝大多数中国人意志的“中共”军政集团一心想要通过战争手段篡夺政权，目的是为被其忽略的人群谋取福祉；在取得政权之后，被忽略的人群又变成了“中共”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工具，而此“理想”却要为“工具”服务。如此强奸民意的理论不是欺世惑众就是痴人说梦！一个不以民意为基础产生的政府真的能为民谋福利吗？有的只是空想而不能构成事实。“中共”和其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一百年前开始的中华民族探索“民主”之路走入歧途，走向空前绝后的专制暴政；是“毛”的死亡、“文革”的结束才了结了这一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1976年是一个分水岭，“毛”的驾崩意味着“中共”“狂颠”之后必然走向衰败、解体……
总而言之，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力挽狂澜，解救“中共”于濒临绝境；其初衷是要维护、发展和壮大“中共”的封建独裁统治。可是，他打错了如意算盘，“经改”可解燃眉之急却不能力保长治久安；“经改”对“中共”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引发政治体制变革，“政”、“经”是不可分割、相互适应的一体；没有与“经改”相适应的“政改”，“经改”必然不可能走向完善和成功，“经改”的胜利果实也不会恩泽大众。以人民大众的意志为基础的“政改”就是要重走一百年前“清末民初”的民主共和之路，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共”的解体和放弃一党独裁统治。笔者预言“中共”最迟将在本世纪中叶分崩离析，演变成几个党派，其中具有民主法治思想的组织可能通过民主或者“半”民主的方式取得中国的领导权……最后，“邓”歪打正着地成为解体“中共”的第一人，其后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应由人民大众齐心协力来完成！
2006-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