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坍塌中的1976年
中国沒有死
1976年是个多事而纷繁的年头。为了有个头绪，拟将中共自己编篡的当年大事记摘录于后（在括号中的附注或点评属笔者所加，以求还原历史，至少挤掉一些水份）。与之有关的亲身见闻，稍后将从贱民视角逐一择要展开。
１月８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１５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周恩来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沉痛哀悼。
１月１４日 在周恩来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２月１３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孔丘之忧》一文，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群众污蔑为“哭丧妇”，说：“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１月２１日和２８日 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２月２日，中央就此正式发出文件。
２月２５日 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这份《毛主席重要指示》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３月２日，江青在中央会议期间，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污蔑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汉奸行为”，攻击搞四个现代化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攻击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修正主义王法”，是“搞管、卡、压”，攻击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和措施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等。攻击邓小平是“大汉奸”，“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不支持江青像疯狗乱咬，只认为她越权而已，担心对他的战略布署有干扰）。
３月下旬－４月５日 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３月５日和２５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学雷锋）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这是为毛开脱），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４月４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７４年至７５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４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５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４月７日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６月１４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下半年安排意见的报告》说，经济战线上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路运输，许多地区产品运不出来，燃料、原材料运不进去。１月至５月，钢欠产123万吨，钢材欠产86万吨，化肥欠产58万吨，棉纱欠产57万件。同期，轻工业生产减少供应商品14亿元，财政减收20亿元。
７月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１１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
７月６日－８月１日 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辽宁的几个党羽发难，诬蔑１９７５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向华国锋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发动攻击。
７月２８日 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８月４日，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000多人，重伤164000多人，损失重大。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但“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当时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不仅缩小灾情，而且拒绝一切国际援助。在闭关锁国中，生灵涂炭是一道常见的风景景观。）
８月 江青等人擅自决定印发《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件，并诬之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但他们发动的批判受到干部群众的广泛抵制。（芸芸众生真是烦透了！）
９月９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此语极为夸张，因不哭不悲就被会拉去游街，或打成“现行反革命”）。１８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国锋致悼词。（灾星的殒落是中国命运的转捩点，凡坚持不哭不悲乃至喝酒谈笑的人们，都被不断地抓去游街示众。成都街上天天都是卡车一长串，每车都是塞得满满的，有的被皮鞭抽打时还在笑。这是憧憬中国明天的笑，人心向背的笑。）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阴谋活动。８月，“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９月１１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文章表明，“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１０月６日 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还有汪东兴）起了重要作用。（确实深得人心。因人们对“五人帮”尤其对毛、江两口子恨之入骨！笔者对民心将作具体描述。）
让我们重新回到“四.五”前后的成都吧。历史当年把主要舞台搭设在春熙路，以孙中山铜像为中心。
“四大”中的大字报确乎给人们的意愿表达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是毛泽东自已搬起的石头。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在“万岁馆”～盐市口～春熙路一带浏览大字报的，从密密麻麻良莠不齐的文字表述中，或从读者用圆珠笔在某些大字报上的评点中，质疑、忿懑、忧愤、抗议乃至辛辣的影射等等，已是跃然纸上了；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怀念与不平，即使在一篇篇饱含深情的魂兮归来的优美诗词中，也不乏醉翁之意，把矛头指向了秦皇与吕后。这令我震奋不已，天天挤在人堆中进行笔录，而且意识到我抄下的几大册将是一份珍贵史料（无奈霎眼之间到来的“镇反”中与我本人的胆怯中，竟把它们烧毁在望帝墓旁了）。现仅就记忆所及，有不少令我刻骨铭心的话语还是记得清楚的，尤其是落款“敢言者” 投向暴君的那柄匕首——《怒吼》：
“请问，是不是举起你的红宝书就打得下敌人的轰炸机？
请问，是不是有了你的思想武装就可拿天灵盖撞战车？
啊，独夫呀民贼！
你是不是要把国家毁灭才甘心？！
啊，我苦难的祖国呀，我的亿万同胞呀！
醒醒吧，都醒来吧！
不仅仅用我们的呐喊，
不仅仅用我们的头颅！！！……”
这显然是一个提着脑袋的英雄，面对他在孙中山铜像前发出的《怒吼》，人们的感言已经挤不下了，立即接贴了一张白纸，这可叫人听得见大江的咆哮和地火的奔突：
“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不是王者的一家之土！”
“人民不是阿斗，更不是任人宰杀的羔羊！”
“可爱的中国，不错，本来是可爱的中国，但如今已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我们还能忍受吗？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
我含着热泪纪录着一篇篇和一句句英雄誓言，有时是淑芬报一句，我写一句。当挤到孙中山铜像背面时，淑芬报出的“鬼见愁”则令我猛然一惊，从字迹与文风，尤其从其中一篇的内容看，我心中断定是温江才女苏丕瑛写的。她贴了两篇，题目分别是：《问苍天》和《我们都是大写的人》。前一篇还加了一个副标题：从一个血腥的故事谈起。谈的就是亁柴棍儿无端的惨死，和大憨妹、小憨妹的阴道和肛门被戳进红萝卜取乐的故事，断言并怒斥当下的人间种种丑恶与暴行无一不是“文革”结出的恶果，无一不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 导致的滔天罪行！还怒问这是为什么？一小撮野心家究竟还要干什么？……此文末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高喊“揪出罪魁祸首！”。第二篇的破题我也记得特别清楚：“人类是高等动物，不是一般的动物。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在自已前进的路上创造了文明、友爱与尊严。但是，看看‘文革’以来的中国吧，哪里还剩下了一点文明古国的影子？哪里不是充满仇恨与野蛮？一个家庭中的夫与妻、父与子、母与子和兄弟姊妹之间也是用路线划线，用立场观点分亲疏，用忠字为准绳，充斥着猜忌和阴谋，比群居动物都不如。这是人类亘古未有的悲哀。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悲哀。因为，我们是人！是人！！是人！！！” 文章在展开中着重问了谁知罪，特别告诫不可盲从，并表示愿用生命担起一份责任。所以，她用了裴多芬的诗作为结束：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我当即有个不祥的预感，决定代表她失踪的挚友扬小俐绕道温江去看望她，怕她犯糊涂。但是晚了。在全国统一“镇反”即4月5日的前夜，又一位中华民族的巾帼英雄，带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和极度的绝望，吞食了过多的安眠药后，静静地走了。她的芳龄三旬有二，始终守护着一颗高贵的灵魂与信念，独善其身。
回到望帝墓旁的小屋后，苏丕瑛的高傲模样总是令我挥之不去。我觉得五七年招罪的《草木篇》正是提前献给这位巾帼英雄的：
她像一柄绿光闪闪的宝剑，孤伶伶地站立在平原上，高指蓝天……
还好，苏丕瑛还是比冯元春幸运，毕竟保住了一具全尸。她十分看重灵与肉的完美和爱情的自由选择。对于杨小俐的叛逆精神，她始终赞赏有嘉，并对我们最终的结局深表悲伤和同情，而且还向苍天怒问了“谁之罪”！
我从认识苏丕瑛的第一天算起，花季中的她，就一刻未曾中止这样的天问。在我心中，她还活着。她仍然像一颗高傲的白杨，即使被风暴折断也不会死去的。我听得见她的阴灵还在歌唱着一支歌：若为自由故……
所幸者，大地上的白杨不都是孤伶伶地站立着，已有不少中国人的热血开始沸腾了。我听见了古蜀国都的呐喊与怒吼。
英雄颂
刽子手们高兴得太早了，行将就木的暴君也完全误估了天下苍生对他的崇拜与追随，正是在那篇歪曲事实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报导文章中，列举“暴徒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语言”不知激发了天下苍生的多大共鸣！
好呀，“秦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返了”！
好呀，“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血（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好呀好呀！一时间，人们除了对奸臣的咒骂就是在咒暴君快死！心中的愤怒就像嘶嘶的引信，随时都会引燃炸药桶。甚至，人们还在暗中婉惜“571”的惊天烈焰成了泡影。
但，时势总会造英雄。何况中国在非常时刻总会涌现孤胆英雄的，就像“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
尽管在“群专大军”刺刀与皮鞭不懈的威慑下，蓉城陷入了天安门镇压后的万马齐喑，但，某日子夜时分，盐市口一带又突然变得水泄不通了。人们井然有序地挪动着，依次靠近刷满一垛壁头的十多张大字报。由于街灯昏暗，凡带手电的人们都表现出了空前的慷慨，自始至终向壁头投射着上十束光柱，让人们默默地专注地浏览着。按自左而右，由上而下的阅读习惯，赫然再度张贴于左上角的诗歌《怒吼》显然是全文的导言，尤其令我眼睛一亮的是落款的“敢言者”已换成了真名，他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技术员白智清。他显然就是民族英雄谭嗣同的雄魂转世，在本可脱身的非常时刻，他却执意献上自已的头颅，以求用鲜血换醒国人。所以人们静得出奇，偶尔只听得见抽噎声。我是在撕裂般的痛苦与敬佩之中读完《揭批奸臣张春桥的反动谬论》一文的。此文颇有理论深度，笔锋犀利，从痛斥鼓吹大锅饭、恢复战时供给制开始，指出所谓癈除资产阶级法权仅仅是个障眼法，其真实用意就是在全面专政即全面压迫剥削中，全面恢复封建帝制——“历次政治运动，尤其自1957年之后，其真实用意莫不以此为归宿。用一个人的思想来消灭一切人的思想，就正是在为皇权和王位奠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顺民，也正是所谓天下大治的目的。”——论及青年一代时，他尖锐指出：“利用一代年轻人的无知为自已杀出一条血路后，竟把严重的失业危机转嫁到极端贫困的农村，还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属荒唐之至！试问，把所谓祖国的未来交给一个最落后的阶级‘再教育’可在逻辑上成立吗？‘四化’还有接班人吗？何况一代代知识份子早就被你们整得七零八落，钦定成了‘臭老九’！”
上述引号中的原文是靠记忆复制的。对文章的首尾我记得比较清楚，开头是：“张春桥这个奸臣是靠一篇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发家的，因为正中孤意。”结尾是：“独夫呀民贼，你是不是要把国家毁灭才心甘？！”
很显然，在这份轰动蓉城的长篇大字报中，一脸奸相的张春桥仅仅是个符号而已，作者是在直接“炮打红太阳”！
英雄白智清当然知道后果是什么，他在某个“信箱”的家中从容等待着。捕后不久，他即被判处死刑。在例行提前游街示众那天，我有幸看见了他。
1976年盛夏某日，烈日当空，我在北门刚下火车，就被涌入了站前没一朵鲜花的大花坛的人海中，有八辆死囚游街卡车正被人流和车流堵塞着，每辆卡车上皆有一挺机枪正对前方，两侧分别端有三支冲锋枪，人犯皆被五花绑，一律剃了光头（兴许发亮的砂罐更好敲），颈项上都挂有打了红叉的罪名牌子。在人犯分配上，为首的刑车只有“反革命刑事犯白智清” 一人，其余每辆有三人，多属抢劫杀人犯。我挤近了白智清，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向这位中等个头貌不惊人的孤胆雄杰投去了同情和敬佩的目光。他已频于虚脱，汗流如注，满面通红，但脸上却是挂着微笑，十分吃力地向着人们张望着，仿佛在作着最后的呼唤：
“醒醒吧，都醒醒吧，我的同胞啊！
不仅仅用我们的呐喊，
不仅仅用我们的头颅！……”
在数日后张贴的一大排执行告示中，对白智清的死刑判决却改成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凡有良知的人们无不为之庆幸。我和淑芬都落泪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善良的赵紫阳涉险救下的一条人命。赵是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从广东入川上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的。江青等人安插在省、市的爪牙正在策动打倒他，街上还刷有“坚决打倒邓小平在四川的代理人——赵紫阳！”等巨幅标语。
后在持续不断的哀乐声充斥着1979年的时候，继人民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光明日报发表《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之后，成都日报发表了《闪烁在黎明前的星光》。这三篇长篇报导分别记述并讴歌了张志新（女）、遇罗克和白智清三位民族英雄的斗争精神和感人事迹。前两人都被残酷杀害了，惟黎明前提着脑袋拚死一搏的白智清还活着。成都日报的这篇报导是中共地方报刊上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不仅情感饱满，笔触有力，而且还披露了新的资料，尤其是白智清在“四五”前后写给叶剑英元帅的三封长信的主要内容（这可反证提供信件的叶帅是支持发表该文的，故四川日报也作了转载）。
白智清一审被判死刑后，他在狱中与宣判者的一段对话十分感人，一直铭刻在心：
“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可以讲。”
“……”白智清沉默着，若有所思。
“快讲，时间不多了，否则就没有机会了。”
“……”白智清抬起头来，比出了四个指头。
“啥？你还有四点要求！——”
“——不！我只要四个现代化！～～”
“这不用你担心——”
“——不！我担心！……正因为担心，我才会发出心中的怒吼，不顾一切！”
“行啦。你不必讲了。”
“不，请你们让我把话讲完。我是临死之人，只要还剩一口气，我就不会抛开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责任。请看看我们的国家吧，请救救我们的国家吧！个人生死何足挂齿，只要国家还有希望，只要中国还能富强，就是把我拉去枪毙十次，我也死得心甘，死得瞑目呀……”白智清体质十分虚弱，哭昏倒地了。
一片沉默。但在场的人们都被感动了。
白智清写给叶帅的信把希望与愤怒表露得十分坦率而大胆，尤其是第三封，其中的核心内容我记得非常清楚：
“叶帅，万民期望的叶帅，十大元帅只剩您了。情况危急呀！叶帅！中国已是满目疮痍，河山破碎，哀鸿遍野，命悬一线了！为了您和您的战友为之奋斗的事业，为了黎民百姓，为了灾难深重的祖国，您不能保持沉默了，只有您手中握有的军权才能拯救国家了，天下苍生都在望着您呀，叶帅！快举起您手中的宝剑，铲除乱臣贼子，取下他们的狗头，以谢天下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国的生死存亡只看您了！叶帅，尊敬的叶帅，我是取下头颅向您哀求的啊，只要您振臂一呼，定会风起云涌，万民拥戴，苍生有救，国家有望。也许，我已经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我的鬼魂会为我获救的祖国举杯畅饮，开怀大笑的！”
从上述文字的语气看，此信是在盐市口刷出大字报的前夕投寄的，估计还有更尖锐的内容未披露，诸如针对独夫民贼的痛斥。
到了1986年有节制地纪念“文革”结束十周年时，四川电视台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对重庆钢铁公司的中年工程师白智清进行了专访，身着西服的他，在笑逐言开中一再比出了四头指头，庆幸国家与个人终于可以为之埋头实干了，而且纵论前程有望，来者可追，一代一代……他还特别感谢了叶剑英元帅和赵紫阳总理。
幸免于敲掉“砂罐”的白智清，和多数未能幸免被敲掉“砂罐”的英雄们，尤其是未能留下姓名的一具具无头尸，例如“文革”初期为彭德怀翻案的那位红卫兵，我认为后世都应当为他们举行特殊的祭祀与默哀，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造神运动中的先知先觉者，而且还是伟大的叛逆者。“不仅是言者，还是行者。”（毛在五七年语）。当面对疯狂浊浪和闪闪屠刀时，他们敢于首先发出惊天的怒吼，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了被敲碎的头颅，和暴政永远敲不碎的思想时，乃是当下中国人应当仰望的壮烈和大勇。
生者应当为这些大彻大悟者，为这些最优秀最年轻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即使凭籍他们的余勇，也该挺起我们的胸膛！
帶泪的欢歌
在“四五”怒吼和唐山大地震的摇晃中，一个值得永久铭记的年头、月份和日子终于到来了。1976年9月9日，毛死了，在妻妾们和抢权者们如丧考妣的忙乱中断气了，为后世留下了一具保鲜的臭肉和无尽的麻烦……
当第一时间播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嚥气的长篇告示时，我正在三台县招待所，挤在一间上十人的寢室里。紧跟第一时间的电波，室内的哭泣场景是值得翔实记述的。哭者与我这位未哭者都是来参加“涪江会战”的，系各有关单位的各类专业人员，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有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他们在政治范畴都属“臭老九”，按理应该高兴才是。但与我交情不错的来自院规划处的蔡大汉却像发了疯，当他首先发出一声黄牛似的嗥叫后，其余人等的鼻孔也都跟随抽噎起来了。由于我不愿追赶这个时髦，但又不敢透露心中的极度喜悦，只好悄悄上了床，赶紧放下蚊帐，在刺耳的哭丧声中偷着乐。我明白他们都是哭不由衷的，好人蔡大汉也不止一次地骂过“焚书坑儒”和那个烂婆娘。但“臭老九”们却都学会了紧跟与自我保护，谙知犬儒主义的妙处，而此时的最好办法就是哭，能哭出最深厚的感情就最保险，所以蔡大汉的黄牛嗥叫就久久未曾中止……很多年后，一见面我就会学学他的黄牛嗥叫，相互总是开心不已。人们都习惯了生活中的假面舞会。国人扭着屁股举向暴君的忠字多半是假的。
对于暴君的死，我真想寻个地方立即发洩心中的极度喜悦。好了，机会来了，我次日即单独出差去了附近的一个小乡镇，当夜用高价买了一斤烧腊猪头和半斤白酒，在霉臭不堪的客店小屋里闭门狂饮，第一杯是诅咒灾星下地狱，第二杯是祭奠冤死的亡灵，第三杯是祝愿华夏复苏，第四杯是撒向大地并痛哭……想到天下苍生的苦难与怯懦，想到各处流浪儿的蝶形图案，想到水肿巨人捧着死去的幺娃子，想到老槐树和亁儿子赵登旺的吉星痣，想到天才少年胡聪投向星空的眼神，想到追求光明的彭定寿和他的无头尸，想到亁柴棍儿仰望苍天的死鱼眼睛，想到大憝妹和小憨妹被插入的红萝卜及淋漓鲜血，想到廖芳拒绝插入的黄膳与泥鳅，想到那朵凋零的茉莉花，想到生死不明的圣女扬小俐和我们死去的爱情，想到巾帼英雄苏丕瑛，想到提着头颅的白智清，想到古墓中的小草和小花，想到葬身鱼腹的程康和投入老井的赵文玲，还有他俩定情的兰钻石，特别是程康向我留下的一句话：代我向富強起来的新中国问声好……心绪顿时变得复杂极了，脑海中的意识流宛如一个个大漩涡，甚至不敢回望刚刚过去的一切，和一切的一切，那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政党的奇耻大辱啊，竟可任凭暴君蹂躏我炜炜中华長达二十七年（超过张献忠短命的“大西帝国”的27倍）。在这二十七年里，他毁灭了两三代人的大好年华和聪明才智，尤其毁灭了民族复兴的大好时机。一桩桩，一件件，那真是掬东海之波也洗不净，罄南山之竹也写不完……
我当即将这份心绪化作文字，寄给了淑芬，但她阅后十分生气，立即来信问我：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她说，成都正在大肆抓捕骂了老毛子的“现行反革命”了，而且还从重从快地敲了几个“砂罐”。
啊，暴君，暴君的鬼魂仍然笼罩着中国大地。不错，为了淑芬，为了爱情，我的确应当保全自已的“砂罐”才是。这“砂罐”，曾被恩格斯纵情讴歌的人类大脑和思维——绽开在星球上的最高最美的花朵——竟被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视为“砂罐”，故可毫不吝惜地敲得遍地都是，高达三、四千万！足令张献忠的屠城罪行和莲花灯也变得暗然无光了。
从写给淑芬的第一封情书开始，她都是保存了的，惟有缺失的就是这一封——既可招来杀身之祸也是最有史料价值的一封。现经共同回忆，信的开头是这样的：“亲爱的淑芬：他死了，我醉了，天快亮了，中国有救了……”，核心内容就是以上意识流的高度概况，最末两句是：“我深切渴望中国的明天有欢笑。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既有花也有果。”
按中央统一布署， 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前，全国县级以上的行政单元皆在17日分别举行哀悼议式。从三台县足球场上的浩大布置看，九州方圆上的树木尤其是柏树又在遭受浩劫了。三台境内的柏树是集中分布在球场主席台背面的翠屏山上的，很美，宛如横空出世的绿色屏风，曾有李白、杜甫、陆游、陈子昂、杜牧、薛涛等历代诗魂来此激扬才思，在“大跃进”中也未被严重糟蹋，但因此刻必须向驾崩的圣上表达深厚感情，翠屏山就很快变得满目瘡痍了，砍下的柏枒与白布则在足球场围成厚厚实实一大圈，还缀满了白花和黄花。祭祀开始时，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尽皆低垂在哀乐声中。当蔡大汉又开始发出黄牛似的嗥叫时，我就悄悄溜走了，因为我很怕哭不出来。置此非常时刻，保住“砂罐”才是头等大事。
次日北京的追悼画面，人们是挤在各个十字口或丁字口看的黑白电视。我们在招待所有幸看了彩色。我着重关注江青，这个妖婆裹上了一身黑衣，惟露老脸，她的哭丧相显得做作而讨厌，大嘴巴不时蠕动着，仿佛在向她的天王夫君诉说着心中的恐惧。“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是毛泽东留给爱妻江青的深切担忧。这俩口子的狼狈为奸与恩恩爱爱是绝对分不开的。分开了，历史与逻辑都会留下一个大窟窿。
“那个女人的末日快到了。”哭出黄牛嗥叫声的蔡大汉压低噪门在寢室说。
“很难说——”有几个异议者反驳道。
“——我们赌！”蔡大汉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我始终保持沉默。因为我必须保全“砂罐”。所以就提前在蚊帐中合眼冥思了，好在明天中午就要见到淑芬了。我又在下意识地摸着自已的“砂罐”。
在松潘～平武断裂地震尚未结束的摇晃中，我与淑芬仍然去了体育中心，坐在看台上热拥着，長吻着。这是乱世中的热恋圣地。举目环顾，大致有上百对恋人（估计还将继续增加）。在这些恋人中，估计右派与红卫兵的结对長吻乃是绝无仅有的，同时，像我们这一对这样恪守规矩的恋人也是绝无仅有的。将毛死前与死后两相比较，人们情感与本能的外露及其延展形态，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十分微妙的变化，有不少情侶正在或即将纵情交欢了——这在毛死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淑芬与我决定在1977年春节前夕结婚了。
我这次是带着怒放的心花与淑芬吻别的。街上异常热闹。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游街的卡车过了一串又一串，但与去夏白智清的死囚车队相比，还是有了明显的区别：第一、少了机槍与冲锋槍；第二、皆以红臂套“群专”鹰犬为主；第三、“人犯”众多；第四、沒作五花大绑，只坐“喷气式”。凡坚持不哭不悲乃至喝酒谈笑的人们，都会源源不断地抓去游街示众的。自灾星殒落以来，成都天天都在游街，每车都是塞得满满当当的。我看见有人被皮鞭抽打时还在笑。他们面向人群、面向大地、面向天空，只有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都在笑。
这样的笑脸应当定格在中国历史上。他/她们都笑得美极了。这是憧憬中国明天的笑，人心向背的笑，民族觉醒的笑。这笑，不仅是对灾星殒落的由衷庆幸，而且是一抹提前升起的曙光……
这一幕幕热闹的游街景观是延至10月6日才告基本结束的。眨眼而起的是全省鞭炮的彻底脱销。人们在震彻大地的鞭炮声中通宵狂欢。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完全自发的连续十余天的昼夜大狂欢，举国大狂欢，完全超过了我儿时记忆中欢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除了毛的忠实追随者——“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外，人们无不举杯相庆。我在三台也彻底喝醉了。一月前哭如黃牛嗥叫的蔡大仅把酒碗也摔碎了好几个，并非仅仅因为赌赢了。“臭老九”们尽都觉得获得了难以言表的空前大解脱，已经不怕隔墙有耳了。每次饭后，人们都不会提前离开食堂，上百名“老九”们的自发议论为人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快乐。议得最多的自然是白骨精江青，争论得最多的是对她如何处死，尤其是处死的方式。有人提议先用直升飞吊着她在全国巡游，最后在天安门上空当作活靶子，把她射得骨肉橫飞，直到只剩一条绳子为止。
“这恐怕不可行，射到飞机怎么办？”
“把吊绳放長呀——”
“可选神枪手呀——”
“但国际影响不好啊。”
“是不太好……”
“但痛快呀！”
“解恨呀！”
“算了吧，这是中央的事。还是把咱们自已的事情做好吧。我最高兴的，真的，咱们设计的涪江大挢终于可以动工了！” 有一位公路交通设计院的项目负责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在获知江青等人被抓的第一时间，他立即雀跃欢呼：“我们的大桥有救了！～～”旋即抱起身边的爱妻打圈子，赢得一阵掌声与喝彩，惹得顽皮的小儿子也上前去凑了热闹。这是一个十分标准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三口之家。男俊女秀，才华横溢。他俩是我们这段时间饭后闲聊的中心人物。
“主要是沒有造反派捣乱了。这就好了。我看见县委陈书记他们把高帽子、黑牌子都烧了，总算可以集中精力了。”他的妻子补充道。
“那当然！那帮王八蛋都该抓去枪毙！他妈的，我们每次同县上头头汇报研究的时候，都被他们冲来搅了，抓去游街，批他妈的什么唯生产力论，真他妈的无聊透顶！尤其是邓小平倒台后，害得我们大桥搁浅至今！”丈夫讲得怒不可遏。
“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涪江流域规划也可重新上路了。地委行署的头头也不必东躲西藏了。听说过几天我们就要迁回绵阳了。提前告个别吧，预祝你们大桥早日建成通车！”蔡大汉代表我们这路人马同他们逐一握了手。
总之，在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欢乐时辰里，我们这一代报废了青年时光的中年知识份子，即使怀揣一腔怨气，也一刻未曾忘记自已身上的责任。
为了重新协调并理顺流域内各行政单元和各用水用电部门之间的关系，领导小组决定租用一艘客轮，由德高望重的老红军杨月光副院長带队，从绵阳沿江而下。
启程那天的天气是个好兆头，尽管雾霭笼江，但苍白的日头还是渐渐有了红晕，也可渐渐见到前方的波光了，汽笛开始叫了，引擎也响了，船尾卷起了滚滚浪涛。人们情不自禁地含着热泪。我又想起了古墓中的小草，和它不灭的生机，偷偷地哭了。
我们这一代人终于启航了。
（上部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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