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海外網站上看到某些以「劉曉波代言人」自居的人，講解「零八憲章」時稱：「曉波認為：“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是：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任何不負責任的騷動和心血來潮的妄動都會給國家民族帶來萬劫不復的災難，晚清的憲政改革因孫黃播亂胎死腹中，革命一起玉石俱焚，殷鑒不遠，豈能稍忘？」、「曉波用生命來詮釋和平、捍衛和平，代表的將是中國異議運動和民主力量的前進方向，代表了未來自由中國的願景，……一個為和平而奮斗的中國知識群體的崛起，將是世界和平的福音。」(見「用生命詮釋和平」文)
筆者不知道劉曉波對這些人如此詮釋他的想法是否認同？但是筆者絕對不同意這些人對「零八憲章」的解釋。因為：
一，「零八憲章」是仿照捷克七七憲章的一份政治綱領，是一份未來憲法要點的大綱，它是各黨各派不同政見都可以接受的最低綱領，而不是一份行動綱領，不可能也不必要規定行動的方針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筆者在09年6月「開放」雜誌「我為什麼簽署零八憲章？」一文中說過：「如果零八憲章包含有任何一種保留共產黨、任何小圈子或個人政治特權的內容，筆者不會簽名；如果零八憲章宣稱只可自上而下的改良，不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規定人民大眾只可這樣，不許那樣，筆者也不會簽名。」
二，一百年前「面臨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國人已經嘗試過走改良的路，搞「戊戌變法」，由於清廷血腥鎮壓而失敗。內憂外患之下，統治者不得不進行所謂「君主立憲」，可是卻死抱權力不放，搞出一個皇權大大超過民權的「欽定憲法大綱」和「皇族內閣」，宣布路礦權收歸國有，肆無忌憚地掠財自肥，終於引發辛亥革命，一舉結束了數千年封建王朝統治。近期一股重提「康梁道路」、「君主立憲」否定辛亥革命的歪風，實質是罔顧歷史事實，為中共搖搖欲墜的專制統治招魂。
三，當前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政治制度民主憲政化，而不是甚麼「捍衛和平」，因為當前並沒有受到任何明顯的戰爭威脅。早在1795年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中就已經提出了民主和平論的概念，認為民主國家人民熱愛和平，參戰需得到國會批准，因此除非外敵入侵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一般不會參與戰爭，民主國家之間沒有任何理由發生戰爭。世界上絕大多數戰爭都是由專制獨裁和法西斯國家挑起來的，這些國家只需要獨裁者的個人意志，就可以發動戰爭，他們才是戰爭的根源。因此，說「曉波用生命詮釋和平、捍衛和平」，將「零八憲章」解釋成和平宣言而不是民主憲政綱領是錯誤的，說「代表的將是中國異議運動和民主力量的前進方向」也是錯誤的，中國異議運動和民主力量的首要任務是實現民主憲政，全世界都實現民主憲政之日，就是世界永久和平之時。
筆者認為，人類社會如同自然科學一樣，都是在永不停止的發展變化之中，大多時候是在緩慢地逐漸地變化發展著，但每隔一段長時間，當社會矛盾積聚到了緩慢的變化無法解決的時候，社會的突變必然發生。即使是自然科學，當生產和生活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對某一項科學技術的需求變得十分突出和迫切的時候，自然科學也往往會取得突破性飛躍發展。比如過往電、無線電、蒸氣機、原子能等等與及近代高琨的光纖通信，無不為人類的文明帶來革命性改變。既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這種交替性發展已為人類歷史所証實，今後就必將仍然按此規律發展，因此，革命就和改良一樣不可避免，他們祗是社會發展的不同模式，那些認為社會發展只有單一模式，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論斷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很簡單，如果社會的發展照這些人「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的說法，今天的美國將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美國黑人或許仍然生活在奴隸制的枷鎖之下、歐洲則仍然在中世紀宗教迫害之中，照這些人「晚清的憲政改革因孫黃播亂胎死腹中，革命一起玉石俱焚」的說法，今天或許包括這些康梁徒子徒孫在內，都仍然拖著長辮子像奴才一樣被呼來喚去。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英國殖民統治也很有秩序啊，但是華盛頓領導的八年獨立戰爭，這場「無政府的天下大亂」，讓美國人民取得了獨立，走上了民主建國繁榮富強的大道。美國南北戰爭以前，壞政府治下的農奴制也很有秩序啊，是林肯領導歷時四年犧牲了六十萬人的南北戰爭，這場「無政府的天下大亂」，讓千百萬黑人奴隸得到解放，今天出了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其他國家無不如此，就算被現代改良派極力推崇的英國光榮革命和日本明治維新，其過程中都曾發生過暴力革命甚至戰爭。所謂「無政府的天下大亂」，不過是革命導致社會急劇變化，新舊秩序交替過程中一個短暫的現象，不可能長久以往，因為人心思治，人們不希望長久生活在無秩序狀態之中。當然，革命不可避免給社會帶來一定的損失，但比起新制度新秩序為社會發展帶來的無窮生機，仍然是微不足道或可以接受的。而且，社會之所以會爆發革命，正是因為改良已經行不通，而人民大眾之所以寕願犧牲選擇革命，是因為他們懂得「長痛不如短痛」。況且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這種短暫的無政府狀態所帶來的損失只會越來越少，八九民運期間北京秩序井然，老百姓說街頭上的爭吵比平日都少，甚至連小偷都罷偷了，就是這個道理。
這些人會說，中國幾千年來尤其是中共暴力革命，以暴易暴的結果祗是產生新的專制王朝，並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民主，因此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不管是否行得通，只能選擇改良，若果統治者像當年的滿清王朝一樣不願意實行政治改革，我們就只有一百年一百年地等待下去，等待他們的恩賜。
筆者在其它多篇文章中說過，那祗是中國的歷史，不是世界的歷史；那祗是中國的過去，不是中國的現在和將來。如上所說，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你不能不說他們都是一場革命，而且是暴力革命，但結果眾所周知，美國成了今天全世界民主自由的堡壘。此外，隨著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人類文明程度的迅速提高，互聯網資訊的無遠弗屆，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深入人心，中國再出現毛澤東這樣的既是無知淺薄的土包子，又是狂妄自大的領袖狂、沒有人性的殺人狂的土壤；再出現當年共產黨這種以地痞流氓憤青邊緣知識分子為主體、以未經任何實踐檢驗的泊來品空想共產主義理論為教旨、用燒殺搶手段與文明世界為敵的草莽反智政黨的土壤，已經日漸消失，將不復存在，因此所謂「江山血酬律」即使在中國也應到此為止了。人民有理由相信，一場新的顏色革命將會結束中國數千年沒有民主的歷史，為中國民主憲政的實現打開大門。
筆者認為，任何社會變革的發生，無論這種變革是好是壞，都有它的客觀原因，而且人民大眾才是這種變革的主人。如果統治者能夠認同普世价值，順乎歷史潮流，主動地實行政治改革，還政於民，像戈巴卓夫和蔣經國一樣，和平轉型實現民主憲政，當然最好損失最小；可是如果像胡錦濤吳帮國一樣公然宣稱「絕不搞西方那一套多黨制、兩院議會和三權分立」，改良的道路被堵死，而社會矛盾卻得不到解決，當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革命必然發生。但是，革命的發生必須要有它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隨意發動起來的。無論中國還是外國，歷史上都發生過很多革命，如果革命的結果能夠為社會帶來飛躍發展，為人民帶來和平幸福的生活，那末，為革命付出一定的犧牲是值得的。但是如果革命的後果是使社會倒退，令人民失去自由生活痛苦，這場革命就是反動的、不必要的，人民為他作出的犧牲就是不值得的。比如，1946年「製憲國大」制訂出「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胡適語)、1948年 3月「行憲國大」已經踐行這部民主憲法，中國已經具備了實現民主憲政的條件和可能，共產黨所發動的國內戰爭就完全錯誤，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完全不必要。其後，在中共六十年統治下，人民失去了一切，特權階層用「黨」的名義壟斷一切，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國民經濟數度幾陷崩潰，人民生活在貧困和恐怖之中，總之這場共產革命阻礙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人類歷史的悲劇。雖然如此，這場共產革命卻不可能是毛澤東共產黨一人一黨之力就可以發動起來並且取得成功的，陳毅說過，淮海戰爭的勝利是數十萬老百姓用獨輪車推出來的。所以中共統治六十年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中國老百姓所遭受到的種種痛苦，我們大家都有一份責任，當年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民主黨派都作出了錯誤的選擇。
所以說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選擇改良還是革命(改良與革命的發生，與其說取決於主觀願望不如說取決於客觀條件)，而是選擇社會變革的方向。社會變革的結果能否實現民主憲政，與其說取決於所採用的手段是改良還是革命？不如說取決於引領變革政黨的本質和目標。過去的美英法日本等西方國家，近期的蘇聯東歐顏色革命都是通過革命手段實現民主憲政的例子；相反，通過改良手段實現社會變革，也可能走火入魔，走上一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邪路，比如南美和亞非一些貧窮國家實行的所謂社會主義，就將國家拖向崩潰的邊緣。過去數十年來我們中國人已經有了非常沉痛的教訓，將來我們有機會實現社會變革的時候，一定要小心選擇我們的目標，小心選擇我們的領導人，更加一定要徹底實現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絕對不能再讓權力集中在某一個人某一些人或某一個政黨的手上，人民大眾必須要成為真正的權力主人，只有這樣，我們中國人才能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一樣永久地享有民主自由，我們的國家也才能真正的繁榮富強。
(寫於2010年1月28日)
(作者博客：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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