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得知又有一批流亡者到达达然萨拉，我就乘机到中心接待站看了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可以采访的对象。当我到了接待站二楼上自己也曾经呆过的最里面的一间房子往里探看时，见到一位面容安详的小伙儿一个人坐在暗淡的屋子里靠墙的一张床上看书。我便推门进去向他自我介绍后，提出是否可以问他一些问题时，他说要经过领导同意，我便到下面办公室里向一位认识的老领导打招呼，经他同意后，我再次来到二楼上。当我向那位新来的说已经得到接待站领导同意后，他也就笑着让我坐下，我俩便一同聊了起来。他说他叫洛桑土登，是西藏卫藏地区人，在西藏时没有上过学，从小出家，于二零零五年才有机会到拉萨小昭寺内学习佛法知识五年有余。当笔者问及他出逃的原因等西藏境内的情况时，洛桑土登便慢条斯理地向我叙述了以下他曾在家乡遭遇过的个人经历：
于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四点左右，在拉萨的藏人发起了群体反抗活动，当时我也和其他约三十人一道在拉萨八郭街参加了掀翻停放在街上的警车的活动。当时对面聚集着的警察挥动警棍时不时地跑来打我们，我们也捡起地上的石子向他们投掷进行反击。武警用警棍打我们的时候，他们身后还有人紧跟着对我们进行摄影，可能是想要拍摄现场举行反抗的藏人，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去邀功请赏吧？！我们一群人将车子掀翻后很多人便各自逃散开来，我本人就直接跑回小昭寺方向。但后来又改变主意拐弯到了大昭寺前的伊斯兰教堂旁边，决意要逃回家乡去。当时又在拉萨大桥边碰到两个同乡。当我躲在伊斯兰教堂旁的一侧时，听到几声嚓嚓的响声，后来据同乡说了才知道原来那是枪声，同乡还告诉我说要是没有那一段小的间隔，我当时差一点儿就被飞来的子弹打中了。虽然当时在雾中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我还是隐约地发现前面并排放着很多警车，现场好像有很多的武警。这时，我顺着大昭寺前面的墙角并经过拉萨大桥后向着家乡方向逃跑。因为之前听说途中也散布了很多的武警和军人，所以，我只有一个人就这样沿着拉萨河畔和经过农田等比较狭窄的小道返回了家乡。
几天后就到了家里，与朋友电话联系得知公安局已经下达通缉令缉拿我。我听到这一消息便立即从家里拿了点糌粑面并对家人谎称我要回拉萨去。当时原来我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得知我的处境后，就来找到我并对我说要我近期到山上去避险，并且他从知道我的情形后就早已准备好了到了山上需要用的灶台和睡觉用的被盖等。就这样，我只得在山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多时间。在山上忍受了很多艰难困苦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心里的恐惧感和难耐的寂寞等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在其间，我的朋友也是偶尔才能来看我几次，那也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才能来。就这样在渺无人烟的山顶实在是难以继续呆下去，我实在忍不住，所以就有一次趁黑偷偷地跑回家去了。当我来到离家较远的山坡上并向家的方向眺望时，我们家隔壁邻居的房顶上都安装着一种红色电灯泡，我就质疑那是不是中共政府在各地安装的那种监视器或是同样性质的一些监测系统，因此，我不敢往家里去，就在离家较近的山坡上向家望了一会儿然后返回山上去了。事后，我虽然在山上坚持了一年零六个多月，但最终实在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只有下定决心托人给了引路人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想着法子要逃亡印度。最后如愿后，便开始做逃往途中所需食物和衣物等的准备。当我们被引路人招呼到一起的时候，和我一起的还有其他大约十几个人，我们在途中步行了近三四天左右，但途中大多数都是坐车来的。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到达西藏流亡政府接待站的第二天刚好就是藏历降神节了（藏历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在尼泊尔西藏流亡藏人接待站待了九天后又开始上路，从家乡到达达然萨拉中心接待站时，已经用了一个月还多的时间。”当笔者希望他能谈谈他在山上和逃亡途中的具体情形时，土登如常微微笑着说那已经是过去了的事情，而且逃亡出来的藏人都有同样的经历，对此不愿再提及，我也不好勉强他。当问及他是否适应达然萨拉的食物和环境，将来有啥打算时，洛桑土登以他一贯的慢条斯理接着说他现在要按照中心接待站有关领导的安排，想要到流亡成人学校去学习些许文化知识，但是对于未来会怎样，那还是要和其他同族同胞一样，等学业完成后就在这里找个工作做以外，现在还说不上来对未来有什么特殊的计划和打算。当笔者再次问及他到流亡社会是否适应时，洛桑说他刚到时，总是觉得这里的饮水有一种说不出的异味，而且对当地的饮食稍有不适的感觉，但现在能够慢慢习惯，就没有太多困难了。
于印北达然萨拉
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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