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务员岗位已经成为了金饭碗。去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有一百万报名者，其中五十多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而最后录用的只有一万余人，平均五十个人才录取一个。其竞争之惨烈，相较高考和司法考试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十月份的公务员考试报名，由于报名人数过多，竟然造成了网站系统的瘫痪！中央办公厅秘书局5个岗位，一周内便吸引了3881人竞相争抢……眼热、心热、炙手可热、热到如火如荼，公务员考试当之无愧被老百姓称为“中国第一考”。
公务员考试，那么高的淘汰率，跟玩儿彩票似的，仍然有那么多勇于尝试者。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如医疗、养老保障、工资待遇等利益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心照不宣——腐败利益，腐败致富的示范效应使然。“官本位”思潮的核心注脚就是官腐败。在如今的中国，腐败已经成为时兴的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腐败，最初就是从官场开始的。官场，已经成为培育腐败的温床。上行下效，各行各业追逐腐败利益，不但没有羞耻感和畏惧心，而且正大光明、算是人间正道。这是中国的国情，适者生存，就连“老外”也不能免俗。
“工资基本不动，抽烟喝酒靠送”的民间段子还算温和、客气的，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很老实。实际上，老百姓谁都了解国家机关在办公、食堂、休假、奖金、实物福利方面的实际情况，也晓得机关公务员在房改、车改、医改方面的特殊利益。当然还有好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内部情况，“乌龟有肉在肚儿里”。更有甚者，除了那些弹性待遇、明补或暗补之外，公务员实际利益的大头，还在于权力寻租的腐败所得。最应该廉洁奉公的人、最应该廉洁勤谨的系统却最先腐败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如果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务员招考决不至于如此畸形高烧。
有这么一份公务员或官场的价格表，也就是买官卖官的价格表，或叫“潜规则”：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 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区委书记60万－150万；区长40万－100万；市公安局长－200万；市政法委书记－200万；市局各个局长50万—80万……这个价格表只是反映了中国落后地区的情况。买官的价格实际上是个人投资的本钱，公务员岗位成为了运作投入产出的权力寻租的赚钱机器，而且投资回报率高、投资风险小、投入产出周期短。这么好的生意，稳赚不赔，公务员岗位，哪有不热到高烧的道理？“热”是正常的，高烧就是病态了。
在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关注和痛恨官员个人的腐败，却容易忽略部门、行业的集团式腐败。而就破坏性来看，实际上部门和行业的腐败，因为是系统性的，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更为严重。“法不责众”，以集体的名义搞腐败似乎就合法了。人人知道中国的反腐败无望，人人知道中国共产党不会真反腐败、也无能力真反腐败，所以大家都变得现实了，就踊跃投身到腐败的洪流中来，几乎争先恐后甚至急红了眼睛。
按照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公务员本来就是服务员；与宾馆、餐厅服务员本质一样，所不同的是，公务员是智能型的服务员。而我国的公务员，却已经成为一个贵族式的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已经严重地被边缘化而沦为了公认的弱势群体，经济政治地位日趋下降，而宪法定义却号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施政行为，正在并已经制造了大量的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同时又在赫赫标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党章》上明白写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实际上只有工人和农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和政府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艰苦朴素”，而事实上，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单位，都是当官的先富并得到政策的强化……我党以反剥削、追求共同富裕起家，却一手制造了深重的剥削和最大的贫富差距，本身就背离了高尚的宗旨，反而对普通党员进行“宗旨教育”？如此误导党员、愚弄人民，宣传与事实相悖的问题比比皆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还要求普通党员“保先”，做“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岂有此理？和谐，并不是没有利益差别，而是知道有差别（甚至差别是必要的）却能够通过民主科学的手段避免零和博弈。尤其是公务员，这个名义上的“公仆”实际上的特权阶层，自己为自己加薪增利（未经人大通过）而无人监督，这是严重的以权谋私和公然的腐败。在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中，公务员的工资与国际接轨是必要的。但廉洁、高效、高薪，是一个不能分割的完整价值体系和考核系统，“按劳分配”，劳动效能在前而利益分配在后，当然首先应该在廉洁、高效上与国际接轨，再才能在薪酬上与国际接轨。这就体现了国际化标准和“人民公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本色和素养。韩国的乡政府只有五六个人，我们是多少？那些正常民主法制国家的公务员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我们是不是明知故犯甚至纵容腐败？在廉洁、高效的要求上没有达标之前，片面运作公务员的高福利十分有害（廉洁、高效是有客观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党群、干群关系对立，党心与民意的差距越拉越大。事实上明明是情为官所系、权为官所用、利为官所谋，“公仆”自谋先富，却还要大力宣扬所谓的“新三民主义”……理论说教的虚伪必然导致社会现实的混乱。号称“实事求是”的我党，实际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这是老百姓的普遍感受。而做不到甚至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那样说，也不应该那么写。名不正言不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了再那么干嘛。
在2004年，发生了风靡全国的“万州10·18群体事件”。问题的要害不是谁冒充了公务员，也不是该不该冒充公务员，甚至不是假公务员打了弱者。事件本身只是导火索。问题的要害是，为什么“公务员”会成为过街的老鼠、惹祸的灾星？为什么“公务员”这个名词会激起那么大的反感甚至民愤？群众的借题发挥，实质上反映了党群、干群关系矛盾和对立的加剧，火山口上的星星之火引喷出燎原之势。矛盾的焦点，仍然在公务员队伍的廉洁、高效和不当利益等问题上。腐败及高昂的执政成本和行政成本、利益的重大差距，岂不恶化党群、干群关系？万州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其实，万州还算好的。
在2001年，各地机关事业单位精减机构，“动员”干部提前退休。当时恰逢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如火如荼、阵痛艰难之际。本来干部减员与工人减员在本质上相同，都是解决计划经济遗留问题，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需要。但在一些地方，相同年龄段的人，干部早退者，上调两档后再加8级工资（工人编制者加7级），经济待遇是退休或下岗工人的3—8倍！下岗工人只有基本生活费或更差，就连人的基本体面都遮不住哇。在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陷入贫困的时候，公务员却没有下岗的。公务员只有分流，分流的公务员被优厚的工资福利养了起来。目前，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就连生病都能致富！而一些下岗工人吃饭都很困难，只能“小病扛，大病拖”，甚至把中药的药渣当西药嚼……广大的工人农民不明白，这共产党是怎么了？这世道是怎么了？“公仆”上了天堂而“领导阶级”下了地狱！这怎能不引起群众的公愤。广大工人群众于是在激愤的对峙中铭记了自己的“父母官”和“公仆”，并成为压在心头永难消化的结石！党群、干群关系因而加深了裂痕，扎下了对立的祸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所制造的产业工人和公务员阶层，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重大差距，正在催生尖锐的对立！而在廉洁自律、克己奉公、顾全大局方面，公务员阶层不但远远不如产业工人和贫弱的农民，甚至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社会污染源。有些地方政府动员公务员下企业、“下海”，不但保留工资福利，还能再加几级工资，而工人农民中的劳动模范都没有如此高的待遇。为了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共从来都不怕也不惜伤害工人、农民和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爱憎十分分明，真是下得了手啊！“稳定压倒一切”，但中国共产党只怕绝对少数的公务员造反，而不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造反……我党犹厝火积薪并正在失去“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政治优势”。公务员热不是一件好事情，起码是不正常的。对于畸形的公务员热，我们的执政者应该头脑警惕和清醒起来，不要等到“山雨”滂沱的时候，全身都淋湿了，山洪也暴发了，泥石流塌方了，才回想起当初的“风满楼”。
今天，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决不止住房、医疗、上学“三座大山”，还有赡养公务员、赡养公务员及官场腐败这第四座大山。只是履行社会管理和服务这同一职能，却设置了党委、政府两套班子，加上人大、政协“四大家”，形成了中国式官场的特异景观。每年国家行政系统在吃喝招待方面的开支居然大于军费的开支！我国一年花费高达7000多亿元人民币，用在官车、招待和出国考察上面，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强！仅2004年的公款吃喝就高达3700亿，我国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以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利益结构和社会制度啊？“三个代表”？
只享受权力和利益而没有多大的风险和责任，这就是中国的公务员，如此美差、肥缺，谁不想干、谁不能干呢？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以权谋私的太多而尽职尽责的太少。据中国的人事部统计，从《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颁布的次年（1996年）至2003年，全国仅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嘛！从时间跨度和600多万公务员这个基数比较，其淘汰率简直就是微乎其微。甚至一些越贪腐、错误越大的公务员越高升，隐恶而不能扬善，或者隐善而扬恶，也成为一道中国式官场的特异景观。公务员队伍中的能人被演变或腐蚀了，应该是精英富积之地的官场，却变成了庸人的乐园、坏人的天堂，除了当“官”，他们几乎什么也不会。
当然，公务员队伍中不乏凤毛麟角的廉洁奉公者，也有很多确实优秀的人才，但是苦乐不均、是非功过模糊、价值导向偏颇。他们处在令好人变坏、坏人变更坏的工作环境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廉洁奉公者和优秀人才不能构成为公务员队伍的主体，不同流合污就生存不下去；既不能“独善其身”，也不能“兼善天下”。一种坏的制度，不但危害事业，还危害人才。好些因腐败落马的人，其实也是坏制度的受害者。不作制度革命，一切都好不起来。在公务员岗位上浸淫日久，品质和能力也严重退化了，少有离开那个养尊处优的染缸之后能保持优良素质者。公务员队伍中知识分子多、能干人也多，然而在目前的中国，腐败泛滥成灾的地方，恰恰是知识分子和能人富积的地方。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知识和能力武装了坏品德，反过来坏品德又毒害了知识和能力。最终，他们实在是不如工人和农民的。
笔者注意到，中共中央10月18日发布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同时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和公务员的基本准则。似乎好消息又来了。然而，中国的问题，谁都看透了，越是宣扬的东西越没得人信。不来一场透彻的制度革命，一切都谈不上，一切都好不了。整顿中国的吏制、吏道，其实也简单，对待公务员同对待工人、农民一样就行了。公务员队伍切实整顿好了，人民群众满意了，他们的工资福利高一些，是应该的，人民群众没得意见。
我们当然盼望“服务型政府”尽快建成，当然希望“为人民服务”能够当真。政府和公务员必须要承担服务责任的，同时，如果《中国共产党章程》不改，党的干部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果真如此，公务员招考的畸形高烧就会降下来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行业结构、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和文明状况是否合理、健康。公务员岗位的畸形高烧，是一个什么导向和信号？
一个国家的真正价值和实力，归根到底，在于它的生产系统。生产系统，是综合表现国家各方面优良品质的沸腾点，当然也应该是大量吸引优秀人才的真正热点。在台湾大学生心目中，最佳领导人是企业家，他们多清醒啊。
2006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