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人認為，凡不屬「文明」希臘人的異邦人，均屬野蠻人，由此延伸出「野蠻主義」的概念。正像希臘人自認為雅典有個「地球之臍」一樣，中國人以世界「中央」自居，以「四夷」為野蠻人。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小說《心獸》（Herztier，臺灣中譯本從英譯轉譯為《風中綠李》）對野蠻人的特徵有生動的描繪。與「心獸」一詞相近的中文成語，多指暴君，如《列子•黃帝》：「夏桀、殷紂、魯醒、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人類歷來飽受其暴行之苦。
與野蠻主義對立的人文主義，最初同樣是一種古希臘羅馬現象。馴化野蠻，不僅僅靠鞭笞，更重要的靠陶冶人心的詩美。
兩種野蠻主義的歷史延續
野蠻主義在二十世紀的肆虐，是與歷史，與兩種極權主義的興衰糾纏在一起的。米勒的故鄉所在的巴納特（Banat）省區，是羅馬尼亞邊境位於中歐的歷史重地，一度在奧圖曼帝國和奧凶帝國的鐵蹄之下，歷史上也曾贏得獨立地位，今天分屬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推翻羅馬尼亞王國的安東奈斯庫將軍（Antonescu）的政權，曾參加法西斯同盟，率軍跟隨希特勒征戰。蘇聯紅軍的威勢使得羅馬尼亞在二戰結束前最後一刻倒戈，抓獲並處死了安東奈斯庫。從事反法西斯活動的共產黨人齊奧塞斯庫（Ceausescu）掌權之後，促使羅馬尼亞力求抹掉跟隨納粹的恥辱的歷史，像東歐別的共產國家一樣，更諱言的是紅軍的罪惡。但歷史是無法抹去的。米勒父母是巴納特省區的德裔少數族群，二戰期間父親曾在SS党衛軍服役，可是，1945年，他還沒有從前線回來，米勒的母親就和許多德裔羅馬尼亞人被驅趕到蘇聯，在位於今烏克蘭的勞改營慘遭五年折磨。
米勒的處女作、短篇小說集《低地》（Niederungen，1982 )中的故事，大都帶有自傳色彩。其中的《葬禮上的佈道》，通過一個小姑娘的第一人稱的視覺來審視兩種野蠻肆虐的歷史。在主人公亡父的靈堂，作者借牆壁上掛滿的父親生前的照片來簡述他的一生：他當過兵，當過農民和卡車司機。他的遺體落葬後，一個醉漢、當年的戰友告訴主人公說：你父親殺過人。主人公答道：那是在戰爭中。那年頭殺二十五個人得一塊勳章，他得了七塊勳章。醉漢又說：在蘿蔔地裏五個士兵輪奸了一個女人，你父親在她的兩腿間插了一根蘿蔔。「我們離開時她還在流血。她是個俄國女人。幾周後，我們把所有的武器都稱為蘿蔔。……為了慶祝新年，我們去德國一個小鎮的歌劇院。演員的歌聲尖銳得像那個俄國女人的尖叫。一個個離開了劇院，只有你父親一直看到最後。幾周後，他把所有的歌都稱為蘿蔔，所有的女人都稱為蘿蔔。」
在小說中，米勒的敍述往往是冷峻的，不動聲色的。在她的散文和政論中，傾向性表現得較為鮮明。她曾隻身流浪到羅馬尼亞北部地處歐洲心臟的馬拉穆熱縣（Maramuresh），這原本是中世紀一個牧歌式的農業社會，同樣見證了歐洲歷史的風雲。二戰期間，羅馬尼亞境內被殺戮的猶太人達三十多萬。米勒走過馬拉穆熱，見到一座紀念被殺戮被驅逐的猶太人的紀念碑。她在《看到死亡的每個地方――馬拉穆熱的夏季之旅》一文中寫道：「沒有任何一本旅行手冊提到這個紀念碑。我為我的德國父親感到恥辱，我更為羅馬尼亞歷史上的緘默感到卑下，感到受了欺騙。」把這篇散文與《葬禮上的佈道》對照來讀，就不難發現，那個女主人公的「辯解」，同時也是一種「揭發」和「清算」，而葬禮上的佈道，表達了對死者靈魂獲救的祈願。儘管戰爭的殺戮不同于和平年代為了鞏固專制政權而進行的殺戮，但仍然是人類的一種野蠻的罪行，而且往往是一報還一報。米勒在故事中接著寫到，父親死後，母親告訴主人公，在蘇俄，他們剪掉了她的頭髮，那是最輕的懲罰。一個深秋的夜晚，餓得站不穩時，她爬進蘿蔔地裏，幸虧警衛沒有看見，要不就開槍射殺了。母親雖然沒有提到她或勞改營別的婦女有被警衛強姦的可能性，但是，讀者不難想像。事實上，史達林在反攻納粹時曾憤慨地說：血債要用血來還。結果，據英國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攻克柏林》一書的估算，蘇聯紅軍在德國大約強姦了兩百萬以上的婦女。
在米勒最新的小說《漂流的喘息》（Atemschaukel，直譯為《呼吸秋千》）中，作者更詳盡地描寫她母親悲慘命運，同時揉合了一位羅馬尼亞德裔詩人的真實故事。蘇聯紅軍抵達羅馬尼亞後，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羅馬尼亞德裔全部被驅趕到蘇聯勞改營。小說中第一人稱的主人公、後來成為詩人的列奧波德就是其中的一名青年。英譯本的書題採用主人公的一句話：「我隨身攜帶擁有的一切」，這句話表明主人公被塞進裝運畜生的卡車遣送蘇聯時，他的全部家當如何之少。囚徒們從古拉格釋放出來，厄運並未就此告終，反諷的是，他們的眼前一片茫然，因為，儘管古拉格就像地獄，可那片土地已經成為他們的世界，甚至連那高牆也成了他們的安全屏障，共產主義的壓迫已經成為習慣了的日常生活，他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倖存之後如何繼續倖存的問題。這就像奧斯維辛的倖存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筆下的「沒有命運的人」一樣，要面對納粹集中營倖存之後如何繼續倖存的問題。
作為現實主義作家，米勒被譽為羅馬尼亞「殘酷的專制制度的編年史家」，但她的小說同時長於象徵、隱喻、轉喻等表現手法。在長篇小說《狐狸那時就是獵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äger，1992)中，作者寫到主人公女教師阿迪娜回憶她十歲那年，為了做狐皮大衣和母親一起到鄰村去買狐狸的情形。他們走進獵人的房子之後，「獵人回來了，帶著那只狐狸。他說，這是最大的。他把狐狸搭在兩手之上，狐狸兩腳朝下，他兩臂移動著。狐狸兩隻腳搖搖晃晃，就像在逃跑一樣。兩腳後面的尾巴像另一個小動物。我問道，我可以看看那杆獵槍嗎？獵人把狐狸放到桌子上，把狐皮撫摸平整。他說，狐狸不會開槍殺人，它們會走進陷阱裏。他的頭髮、鬍子以及手上的毛像狐狸的一樣猩紅。甚至他的皮膚也紅了。狐狸那時就是獵人。」這句話，也可以倒過來說：獵人那時就是狐狸。這一象徵性的情節，也許暗示人的野蠻化的程度遠遠超出野獸，用中文來說，有些惡人連禽獸都不如，因為，「狐狸不開槍殺人」，人類卻用機槍、坦克造成了無數的大屠殺。
自我馴化與自我檢查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阿迪娜同時也是愛好詩歌的異議人士，她覺察到有人在跟蹤她，很快，她發現那個告密者，原來就是她的女朋友克拉娜，她們之間的友誼從此破裂。儘管如此，克拉娜還是預先告知阿迪娜面臨被捕的危險。阿迪娜躲到鄉下，一直等到獨裁者的「中央」垮臺，等到那些被禁唱的歌曲傳遍羅馬尼亞的每個角落。克拉娜這個形象表明，一個人即使一時充當了獨裁者的鷹犬，他或她仍然有可能良知未泯，有可能自我馴化其人性中野蠻的一面。
米勒小說表現的人的「心獸」的自我馴化，與專制制度下的自我檢查或自律是完全不同的，因為自我檢查實際上就是認同檢查制度的合法性，在野蠻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縱容野蠻。米勒沒有自律的《低地》，在羅馬尼亞就曾受到檢查和刪節。1984年，該書全本在德國出版。米勒既拒絕自我檢查，也拒絕與國安合作，因此不斷被工作單位解雇，像詩人布羅茨基在蘇聯一樣，被打成「寄生蟲」，著作也被禁止出版。她加入的「巴納特行動小組」就是一個挑戰專制的地下組織。米勒在接受瑞典媒體的採訪時談到：「我始終試圖描寫專制制度的所作所為，專制社會裏在個體身上發生的事情，探究拒斥罪惡與一種沉默的機會主義之間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一個人有決心來拒斥而另一個了成了同謀犯罪者?
文學不能透徹解釋，但長期以來我的寫作就是追蹤這一點。」
我在閱讀米勒的作品時，除了想到她與凱爾泰斯的可比性之外，還聯想到義大利作家李維（Primo Levi）。李維同樣是奧斯維辛的倖存者，同樣在追蹤歷史。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是沒有名字的人。在他的文集《如果這是一個人》中，作者寫道：在他們被遣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時，他們的名字被抹去了，他們的肉體被文身，打下號碼的標記。「再沒有什麼東西屬於我們了，他們拿走我們的衣服、鞋子、甚至毛髮……。連名字也拿去了，如果想留下名字，就得自己努力，自己想辦法，只有這樣，這個名字背後屬於我們的，屬於我們的歷史的東西，才能保留下來。」在米勒的《漂流的喘息》中，主人公被遣送到古拉格之前，就在羅馬尼亞的公園裏感到那種高壓的氛圍：「任何一個集合點都會意味著一次宣判徒刑」。主人公敍述道：「我和第一個人來到我的第二個集合點。他被稱為『天鵝』。第二個是新來的，他被稱為『樅樹』。第三個被稱為『耳朵』。接著來了『螺紋』、『金鶯』和『帽子』。後來，來了『野兔』、『貓咪』、『海鷗』和『珍珠』。只有我們知道哪個名字是誰的名字。我們在玩野獸……」
由於暫時只能讀到該書的英文和瑞典文摘譯，我對這些人物的來龍去脈不甚了然，只覺得與李維的上述描寫有類似或可比較之處。10月15日下午，米勒到《大紀元時報》設於法蘭克福書展的攤位與一些流亡的中國作家見面會晤時，我有幸在場，通過德語翻譯向她請教了這個問題：即這些人隱藏名字的象徵意義。米勒回答說：那些人是同性戀者，在羅馬尼亞是被禁止的，他們害怕，為了自我保護，不便暴露真實姓名。
米勒的回答，使我想到有同性戀傾向的法國左翼作家紀德在訪問蘇聯時感到的那種尷尬，因為在那裏，同性戀的「道德敗壞」與「反革命」同罪。因此，我覺得，米勒的那個情節，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象徵著專制統治下人們的一種自律。文學創作中的類似的自律，往往是一種痛苦的自我折磨。由於面臨嚴酷打壓，米勒覺得她在羅馬尼亞一直是在恐懼中寫作。她不但把詛咒化為詩美，而且把恐懼化為詩美。
反諷的對比和諷刺
兩極對比是反諷（irony）的重要特徵，也是詩美的一大要素。杜甫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彪炳千古，體現了偉大的人文精神。在這裏，沒有鞭笞，沒有控訴，卻字字帶淚泣血，字字金聲玉振。
米勒小說《心獸》中的兩種茹毛飲血的原始野蠻或「血祭」的對比描寫，我已在《把詛咒化為葡萄園》（《明報月刊》2009年11月號）一文中做了分析。小說中還可以看到遠遠勝過「朱門酒肉臭」的特權和腐敗，以及普通民眾的赤貧的對比性蒙太奇。例如饑餓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奇缺：青年警衛偷生澀的青梅充饑，連火柴、蠟燭、螺絲釘，都有人偷竊，家庭婦女靠丈夫從屠宰場偷回來的牛尾巴做洗滌的刷子，農村進城的女大學生的夢想是穿尼龍襪子。可是，小說中青年女工特莉莎，一攀上特權階層的靠山，就有了進口的外國服飾：英國的毛線衣，美國的牛仔褲，法國的香粉、口紅和眼黛，土耳其的首飾……。她每天換一身新衣服，因此引起辦公室婦女們的嫉妒。透過這個人物的富有，特權階層的腐敗可想而知。
反諷和諷刺都是喜劇性的表現手法，在悲劇性的作品中是難以承受之重的一種緩衝。有時，米勒的諷刺，鋒芒所向，直指獨裁者，例如在《狐狸那時就是獵人》中出現的歌謠：
「沒有臉的臉
沙子的平底鍋
沒有聲音的聲音
這個時代還剩下什麼
沒有時代的時代
人們能改變什麼」
這裏的第一行似乎也可以譯為「不要臉的臉」。作者通過小說人物挑明：這樣的歌謠是針對齊奧塞斯庫的。下面這個片段以更精彩的諷刺筆法直接寫到這個獨裁者的腐敗和恐懼：
「獨裁者每天早晨煥然一新，那個女傭的女兒說。新西裝，新襯衫，新領帶，新襪子，新鞋子。所有這些都要放進透明的袋子裏，再擺在一起，夫人對京城裏來的官員們說，因此才不會中毒。冬天，每個早晨都要一套新加熱器，一件新外套，女傭的女兒說，一條新毛巾，一塊新手帕，一頂新皮帽或棉帽。仿佛他前一天穿戴的一切都小了一點，因為權力在那一夜平靜的和諧中又長大了一點。……」
攜帶德語流亡的語言大師
讀到這裏，我不禁擊節讚賞。誰能說這樣的散文沒有一種獨特的詩意？米勒在一首詩中寫道：「那是下午 / 四點鐘 /我只有五歲。/ 儘管我還是個孩子卻好像活了三十多歲」。這幾行詩表明她的早熟――既是認知能力的早熟，也是一顆詩心的早熟。在组诗《我怕故我写》中，米勒写道：「手执长剑口喷火焰的怪兽成群结队/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把贫寒的村子开辟为格斗场/把千疮百孔的街道改作行刑地」（王滔译），从而在无辜的平民中间造成了饥荒、恐惧、监禁和杀戮，甚至造成人类整体的堕落。
作为诗人，她吸取了罗马尼亚民歌的营养。在《狐狸那時就是獵人》中，穿插著不少饑寒者歌其衣食的民謠（不知米勒是引用还是做了加工或出自她自己的创造）：「火車站旁邊有苦澀的野草/一列貨車呼嘯而過/一個沒有大人帶領的孩子站在柏油路上/一隻赤腳一隻鞋子」;「我腦袋裏只有一個念頭/我怎樣才能用一根煙捲/跟你換一塊麵包」;「夜在縫製一個/黑暗的袋子」，把羅馬尼亞的一切囊括其中。
獨特的詩意是米勒征服讀者、在瑞典成為諾獎候選大熱門並打動諾獎評委的最重要的文學美質。由於德文與瑞典文極為接近，許多評論家和評委都不必借重翻譯。瑞典學院新任常務秘書恩隆德（Peter Englund）讚揚米勒是「偉大的語言藝術家」。諾獎評委主席維斯特伯( Per Wästberg )在瑞典報紙發表的答問中，問到瑞典學院現在有半數院士是詩人，為什麼十三年沒有頒獎給詩人時，維斯特伯說：「我們閱讀來自全世界的詩人作品。也許許多偉大作品都是以散文寫作的，但也有一種詩意的散文，米勒和上一屆獲獎的克萊齊奧就是如此。」在德國，批評家巴羅（Ulrich Baron）在《鏡報》（10/08/2009）國際版撰文讚揚「米勒是也可以詩意吟唱的政治的聲音」。沃爾夫（Larry Wolff）則在《紐約時報》(1/12/1996) 書評文章中認為：「作者試圖從共產主義的羅馬尼亞的精神和物質生活的醜陋中創造一種詩歌。」
在醜陋的現實中，米勒從小就攜帶著作為母語的德語在羅馬尼亞境內流亡。她嚮往自由的西德，但是，1987年流亡到西德後，她的心仍然留在羅馬尼亞。在這種內心的無家可歸的狀態中，她仍然有一個家，如她的一本書的書題所言：《家在我言說之處》（Heimat ist das, was gesprochen wird. 2001）。在散文《看到死亡的每個地方》中，米勒寫道：「是的，在每個地方，在你見到死亡的地方，你都會有一點兒在家的感覺。」「我害怕故我寫作」的米勒，在這裏已近乎達到「視死如歸」的大境界。她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如她在法蘭克福書展談到面對強權的勇氣時所說的那樣：「勇氣是恐懼的另一面。在一個專制之下，人們需要勇氣和責任感。」
米勒所處的當代社會，或她要表現的「當代性」，是後奧斯維辛時代和後古拉格時代荒誕的社會現象，是一種專制接一種專制的惡性循環。今天的羅馬尼亞，仍然沒有完全清除專制的歷史遺毒。
米勒的諾貝爾獲獎演說，題為《每個詞都知道惡性循環的某件事情》，她所說的「每個詞」，最後延伸為在專制鉗制下發不出聲音的弱者（以牛為象徵）的面部表情：「你們臉上的每個詞/都知道惡性循環的某件事情/但沒有言說過」。她在演講中始終扣住手帕這一極富象徵性的物件展開。她談到，在羅馬尼亞時，她每天早上出門，牽掛她的母親總是要問一句：你帶有一塊手帕吧？不難想像，在手帕的各種用途中，最重要的就是擦拭眼淚或傷口。她接著談到，她被一家工廠解雇後，獨自坐在樓梯上開始靜靜思考。她領悟到：「寫作是一種無聲的行為，從頭腦到手的一種勞動」，「寫作始於寂靜」。米勒的意思是說，當某種已然發生的事件再也無法用口頭語言來表述的時候，我們才訴諸寫作的書面語言。在我看來，就歐洲傳統而言，從羅馬競技場「觀賞」野蠻的人獸鬥之後文人的「靜修」開始，西方才啟動了人文主義的思想傳統和文學創作。
我們這個時代，正如德國哲學家阿多諾警告過的那樣，寫詩仍然有可能是野蠻的。但是，米勒卻繼承了歐洲偉大的人文主義的傳統，像二十世紀後半世紀的不少偉大詩人一樣，把寫詩作為一種馴化野蠻的藝術。《漂流的喘息》中的主人公列奧波德上路時，手提箱裏有哥德的《浮士德》和別的一些詩集，但他不得不一頁一頁撕下來當作捲煙紙，跟別人交換鹽、糖、麵粉和梳子――因為滿頭蝨子，梳子是必需品。這樣的情節，象徵性地表明詩歌已經被擠壓到無底深淵，但米勒的筆法仍然充滿詩意。
西方人文主義與東方人文精神原本有相通之處。瑞典學院頒獎米勒，發現、提升了一種詩美，更重要的是再次弘揚了歐洲人文主義的「理想傾向」。但願這次頒獎成為東方人文精神復興的一種催化劑。
香港《前哨》月刊，2010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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