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之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有人以去革命而自诩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人以新自由主义者自居而混淆诱发型后现代化与结束后极全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根本区别，还有人以维权非政治化而淡化公民社会的时代政治的本来色彩，更有人以新左派的名誉充当新保守主义者。这些政治标签中，说心里话，只有公然捍卫正统后极权主义的所谓保守主义者的好些观点，更切中时弊更富人情味，虽然它的理论根据恰是今之国难的活水源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似是而非，且远不及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清晰的思想混乱局面呢？答案只有一条，那便是后极权主义妖魔化意识形态长期熏染的结果。缺失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人权，长期生活在没有国之主权的非公民状态下，更没有人文主义公共道德的公民常识教化，我们连人的资格和身份都无从谈起，又何来人的尊严和思想的清晰呢？目前中国的思想危机才是所有众多危机的最大国难，其实，自由主义产生于前集权主义社会，真正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保守主义原本也是对后极权主义思潮保有理性警觉的自由主义，就是维护封建君主制的顽固守旧的保守主义，所保守的也不过是基于传统文化的不失节约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和福祉的社会成本的国家功能。因此，无论是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都与反人类的后极权主义水火不容，对于后极权主义来说，又何来的自由与保守之主义呢？可以说，后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与肇始于二十世纪后期宪政国家的新自由和保守之主义格格不入，实际就是反人类的后极权主义的维护和变种。
焦点出在对所谓法国大革命的不同政治评价上。自由主义早已十分明确的否定了法国大革命，认为它是变人间为地狱的革命，其根据为血腥残暴和社会倒退。从革命是否定这一角度看，它不失为一场社会革命，因为将政治落后于英美的法国，一跃变成腥风血雨的人间地狱。但作为社会停滞不前的促动意义的革命来说，法国大革命是仅次于中国和俄国的社会大倒退，不仅不能算作革命，而且只能是一场毁灭人伦的反革命。为了成就自己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经济目的，把促进社会向前运动之后就停止的革命，贴在与自己一脉相承的法国大劫难，甚而历史上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和战争的恐怖者脸上，难免不把给人以借鉴的人文历史学丑化成人性向恶的妖魔化毒害学。
在此一系列的邪学妖术为圣学追求的中国，又有几人能自泻其与自己的血液和细胞溶为一体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呢？洗脑是中国共产党最反动最专业的神经和人性改造职能，在人们的思维形式和认识观念的形成是有一定时间性的先入为主的固化过程中，强加于人的认知习惯和思辩方式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强制改变恰使人的思想和精神更易于扭曲，这更符合使好人变成坏人或恐惧者的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请问哪个文明国家有劳动改造的悲惨刑罚？我们谁人敢说自己是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精神健全人，更何谈哲学境界的自由主义者呢？可以说，作为一个工人的我，严酷生活的体认和似懂非懂的学术大师的经典，是我步入了为自由而奋斗的孤独之中，但我的言说和文字从语气到词汇，哪里没有极左时代大批判的影子呢？其实，这才是对的，面对铁血我们就得回应铁血。在铁血中，用人性和道德的自由主义的妥协和包容无异于自杀。用其约束民主革命者，无异于绞杀民主革命的后极权主义者。后极权主义者，在历史上是找不到朋友的，连专制的前集权主义也是历史文明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文化的直接产物。思想混乱，不正是植根于将提高人的人文素养，异化为为反人类的意识形态政治服务的结果吗？
现代化就是变农耕为工业，如今已为网络信息时代的政治民主化所取代。而最早的早期原生态现代化的英国，说准确点，哪有什么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说白了，就是对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文化总结和概括，完全是早期原生态现代化时代的思想大师对英国进步和西方历史文化理性分析的集大成，其中包括德国的康德和法国的孟德斯鸠。由于法国大革命，尤其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出现后，自由主义才被迫以保守主义身份重塑理论街防，但大师级人物还非其先贤莫属，至今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突破，只能是宪政理论指导下的司法审查和行政裁量权的磨合的社会实践而已。我从十二元到八元的价位分三次全部买下了二十几本刘军宁先生的《民主共和宪政》，这种高水平的理论书籍恰是被政府作为废品禁销的上品，分送给我的工作对象后得来的反馈却不尽人意，什么刘军宁没有他自己的东西，难道人类文明的宪政理论除了阐述清晰之外，还有开创什么科学发展观之标新立异的必要吗？在自由是人类文明之核心的今天，常常见到老中青们的自由就乱套了的街谈巷议；在自由是法律规范的目的的当代，公检法司政的公务精英还以大谈法律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为大言不惭。把灭亡了的苏联后极权主义的屎盆子扣在自己的头上，把近一百五十年前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僵尸拿出来创新，别人劝他放弃他非要把人打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进监狱强制洗脑，而非要四个坚持宁顽不化死而无憾，难道就是中国自己万古不变的凝聚社会的政治纲常吗？
至于中国世界史的民主启蒙，作为一个不自量力的工人的我认为，中国的教科书不应该把伏尔泰和卢梭名列其中，更没有道理将其列为启蒙的主子，因为他们都是与后极权主义关系密切的唯理主义大师，尤其是卢梭。卢梭的社会契约说是自由主义的主旨，是毫无偏激可言的。但卢梭所处的年代恰是早期原生态的现代化时期，人们都知道此一时期的现代化，正是社会内部经济自发的漫长过程，需要足够多的中产阶级与精神贵族的文化博弈的胜出，是政治经济利益妥协和包容的结果。前集权主义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必然，与人为拒绝文明之恶无关。压根就没有或者不甚明了的自由人权，人们既无人权理念又何来的天赋，又何来的剥夺和被剥夺呢？就是这样的逻辑造成了人类的血洗，直至造成了今天的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文明时期，还在比前集权主义恶劣千百倍的全面垄断的极端暴政的奴役之下苟且偷生。有人说美国人走向共和恰有卢梭的天赋人权之理论指导，可美国人当时就处于世界最好的共和状态，且英国议会没有美国的选民代表却统治着自由理念很强的美国人民，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人民的税赋远远高于英国本土居民。正因为当时美国人的自由民主素养等于今之中国人之素养与当下网络信息现代化程度之和，所以美国的宪政革命虽属原生态的早期现代化，但暴力革命并没有带来封建回潮和血腥仇恨心理，从而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共和完整的制度模式，为时间短而高效的后现代化制度革命树立了楷模。当文化精英和社会一部分人形成了完整的人权观念，此时再有人恶意的剥夺整个族群的做人之权，那么，以卢梭的天赋人权理念夺回自己做人的权利，就是再天然不过的情和理了。
就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今之中国来说，至今仍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族人，还没有从人文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和哲学上，认知宪政民主之理论的人权概念，57年前又何来的比卢梭的唯理主义更恶劣、更极端、更激进、更血腥的马克思主义的暴民革命之理呢？更何况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本就是初级民主秩序的血腥颠覆呢？就是比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更残暴的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史称的血淋淋的后极权主义。这样悲惨的人世，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真理，恰是卢梭的思想造成了人类的奇异，也恰是这种恶果又给卢梭的思想开创了现代市场。今天的世界文明给中国人带来了人权的理念，而人们确知应有的人权却也残酷地被人剥夺了，那么，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民主革命，难道不是中国人最恰当的选择吗？
一个让人做鬼做魔，把人当作牲畜、工具和奴隶来役使和蹂躏的反人类的后极权主义，哪有什么新自由和保守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根据呢？中产阶级说，缺失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理和道德依据，是将自己衣食父母的黎民百姓放在制度性系统腐败的漫长黑夜而不顾；告别革命、非政治化、草根英雄和暴政重现等妖言肆虐，与中产阶级之鬼话邪说如出一辙，有违于惩恶扬善之法律规范，也有违于法律圭臬的自由人权，更有违于人性道德的精神操守。世界上的所有凶犯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能比得上一个血淋淋的反人类政治绞杀制度于一鳞半爪吗？为什么十四亿人口的五千年文化大国，在人类文明的二十一世纪还跪拜在后极权主义血淋淋的屠刀之下，并给出那么多不着边际的劝进书和乞赏奏表呢？后极权主义的本意与前集权主义有先后之别，但它的最终着眼点是再也没有存在和后继的理由与可能的意思。为此敬请那些以程序正义和权利革命指正民主革命者的大师们，摆顺民主革命和自由主义秩序的时间位置，理清自由主义和反人类的后极权主义的是非关系和各自的政治职守，尽量少误人子弟，别阻碍中国本已迟到的公民政治社会的艰难发育和茁壮成长。妖魔文化的熏染和血腥生活的洗礼，铸就了中华民族全体国人的人性道德的先天不足，但对于文化精英来说更重要的是个人人格问题，任何包藏祸心的邪佞之举，都逃不过即将到来自由民主社会对当前民主革命运动的学术审查，更逃不过紧随其后不存在任何冤假错案的最终的历史审判！不当的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恰恰是跌入万丈深渊的历史误区，忘却自我投身到救亡图存民主大潮，才是自由主义者应取得个人理想追求和道德风范！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及所有主义的共同敌人，不铲除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人类的安宁和自由主义秩序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