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孟子
孟子有着比孔子更强烈的干政意识。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吾不与易也”，“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含蓄地表达了干政的决心；孟子更不客气，他干脆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言外之意是，议政、参政才是知识分子的正业，不介入政治，那还叫什么知识分子？他坚信为政是知识分子的本行，并认为“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万章下》）
他比孔子更为强调国家良心对于政治的影响，他说“春秋无义战”，尽管他所依据的理由还是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尽管商帝国名义上的天子是纣王，但在孔子看来，“真命天子”是周武王，因为他 “顺乎天而应乎人” ，代表了正义。孔子一向是比较含蓄的，他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因为“天下有道”，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则是因为“天下无道”，但有时候“无道”也是一种无奈，周武王也是诸侯，但他“非法”的“礼乐征伐”就是对“天下无道”的一种必然、正确的反应，所以，作为一方诸侯的周武王联合其他诸侯伐纣就是义战。这里的“天子”就是正义化身，正义的战争当然应该由此而产生。
此外，孟子进一步明确了君王权力的相对合法性，即“贬天子”，“致良知”的精神。介入政治更为主动和睿智，具有更顽强的进取心。在孟子看来，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道义合的关系，如果君主无道，臣应当为道而抗争。道尊于君，臣在君面前应当为道而自尊，保持自己独立自由之人格。正如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从道不从君”。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进一步强调了一国最高决策者的良心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孟子说的那样：“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但具备这样强的道德自律意识的君王在中国是很罕见的。常常会有人调侃道：良心值多少钱一斤，言外之意就是良心到底是什么？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孟子却把这个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恻隐之心。如果你真的没有，用孟子的话来说只能归结为“非人也”。在他看来，这就是人和草木禽兽最重要的区别。
如果国家的最高领导没有“不忍人之心”，对老百姓施暴，那问题就严重了，在孟子看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周书·太〔泰〕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也。”其言外之意就是，老百姓怨声载道是“天下无道”造成的，这不是他们的错，这是他们的正常反应，“天下无道”应该由掌管天下的“天子”负责，正如孔子所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又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基本思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因此，孟子严正警告当政者：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为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孟子·离娄章句上》）
孟子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领导不行仁政的后果严重，不仅自己小命难保，还会贻害后代。孟子在恐吓君王时显然考虑得很全面：你不是不怕死吗，哪你总该珍惜自己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啊；就算你不为江山社稷着想，那你怎么也要为儿孙们留条后路吧。当初周武王之所以赢得天下，是因为“仁”，而周幽王和周厉王则是因为“不仁”葬送了天下。老人家在最后还引用了《诗经》里的一句来警告天下大大小小的暴君们——“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但中国历史上还真就有这样 “三不怕”（即不怕丢江山，不怕死，不怕祸及子孙）的“主”，最典型的就是集荒淫、残暴于一身的隋炀帝杨广，他跟前任大暴君秦始皇的情况还不大一样，秦始皇一直都打算将皇位传万世的来着，只可惜不懂政治的艺术和技巧，上了韩非的当。但到杨广那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的皇权制度已经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了，早就印证了孟子“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的亡国定律，杨广本人也很清楚自己的下场，据说有次他顾镜自怜道：“好头颈，谁当斩之”。明知自己将来的下场，但他偏就要放纵一把，大有 “在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 （法国暴君路易十四语）的劲头。正如孟子所指出的那样——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孟子·离娄章句上》）
孟子这段话道出了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律意识的毛病及其可怕后果，而在这方面，中国的君王们尤甚。
在孟子看来，即便再伟大的君王，哪怕做了一件“非仁”的事也不行。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其结果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有样学样，甚至变本加厉。
孟子相信人是有基本的良知底线的，他说：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下》）
但在孟子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后世的帝王之家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最应该起表率作用的帝王之家，扮演的却是一个教唆犯的角色，中国历史上号称最“开明”的皇帝李世民就是一个“好榜样”，玄武门之变成全了李世民的皇帝梦，但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大唐王朝必然会亡于臣民的不忠和不义。
朱熹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说他“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朱文公文集》36卷）他还驳斥了许多目光短浅者的无耻——
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也，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擒获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
同为宋代大儒的张载也说：“唐太宗虽英明，亦不可谓之仁主。”因为以这样一个不义的手段起家的，必然会有人效仿。安史之乱就是这样，你李世民为了夺权，杀兄弟，软禁老父都可以，我安禄山、史思明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
杨广的篡权、暴虐及其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场留给唐初皇帝们的震慑是巨大的，当年杀兄篡权的唐太宗李世民，即便是在取得贞观之治这样的政绩之后也无法自负起来，这种巨大的成就感与昌隆之极的奢华永远也无法抹去他内心深处的良心谴责，孟子的质问终日萦绕在这个伪君子的心头，那种惶惶不安与来自良心的谴责无疑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这种强烈畏罪感的压力下，唐初三省制初行时（贞观时期）的政事堂破天荒地对君权有了明文限定。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李华·《中书政事堂记》）
孟子曾当着梁惠王的面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虽然政事堂不敢像孟子那样提“易”君，但唐初的“政事堂”旗帜鲜明地提出的这个“四项基本原则”无疑是秦以后最具有孟子精神的一个文献，而且对唐初皇帝的言行起到了一定的监督、规范作用。
但问题是，如果皇帝“铁了心”地要违背上述“四项基本原则”怎么办？由谁来制裁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非法上台的帝王最容易走上两个极端，要么自暴自弃，放纵一把；要么励精图治，沽名钓誉。不是真小人，便是伪君子。至于那些名正言顺坐流水皇帝的，多半没什么出息。所以，怎样把做到“唯仁者宜在高位”，将“非仁”的君王和平易位，没有形成制度和民意的强大压力，终究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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