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朦胧诗30年，说得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30年，也就是说这30年以来的诗歌跟我们自身的成长关系太密切了，可以说绝大多数当代诗人都脱不了跟朦胧诗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不是把北岛的诗歌《回答》烂熟于心，就是把舒婷的《神女峰》当作自己的爱情宣言；即便不是这样，也有更多的人记着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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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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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这30年的，掀动过诗页的人们几乎都知道，这是诗人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中的诗句。这首诗写了什么呢？现在读来，诗中的情境似乎梦幻，之所以说是梦幻，那是因为只有在梦幻的神色下，才能真正反原它一切感人心魄的要素。据说，当时许多人读这首诗的时候，诗句无不是伴着泪珠而下。因此，这首诗当时根本用不着解释，用不着有人告诉他们诗中写了什么，因为看眼泪就知道了。那时候，诗句和眼泪就是靠得那么近，语言与眼泪甚至就是孪生的。
心中不免感叹：30年了，它过去了，北京四点零八分的火车早就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由此诞生的朦胧诗如果还是一只风筝的话，它也已经飞得太高了，太远了，甚至人们用目光捕获不了它的真实形象。30年前哭过的很多人，早已经不流泪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现实中学会了情感之外的别样的价值，甚至勘破眼泪的软弱性。有的人，他们相信比诗歌和眼泪更强大的势力，把这30年诗卷当作垫头用了。当然不是他们，出来代表中国当代诗人的时代角色。
角色一词原为戏剧的专用名词，也称“脚色”，指剧中人物及由演员扮演的舞台人物形象。人在社会或其所处的时代中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这一意义，是由戏剧的角色之词引申而来。因此，角色一词夹杂了扮演这样的成分，这是令人不快的，与诗人真正的品质不相称，与之相称的只有一个词，那就是命运，就是命该如此的意思。其实，诗人在其社会和时代担负的与其说是某某角色，倒不如说那是他的命运，注定如此。
有人说这是宿命论，没错，真正的诗人就是相信宿命论。只有天生的或者注定了的事，才能干一辈子，而不是看潮流，跟着潮流走。写诗是一种时髦的时候，他就很使劲和充满热情地写，诗歌潮流消退了，他就不写了，跟着别样的潮流去了。这种随潮流而动的人，是反宿命论的，他不相信有什么既定的或者注定了的使命，什么东西得势，他就追求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获利，他就是在那摔倒都愿意，你说这样的人能有命运感吗？诗歌，要是失去了社会和时代的命运感，那么它的诗句和语言能通灵吗？能跟人们的眼泪或者欢乐是孪生的吗？
就此，说到当代诗人的角色，其实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扮演的，就像演员演故事一样，在舞台上扮演着诗人的角色。因为只是扮演，所以这一部分不是真实的，等到戏剧落幕了，他就卸装了，扯下诗人的装扮，露出他诗人之外其他真正的面容。其实我不是笼统地反对表现日常生活的口语诗，我反对的是其中一部分的口水诗。口语并不令人讨厌，它时常也不缺乏浪漫情怀与智性，我们讨厌的是其中的口水，这一部分，它不仅污染了诗歌的语言，更污染了诗性。如果有人问说，何言污染，我就要说那是虚假惹得。割断了与人心灵体验、感受、祈盼、理想、自由和割断与人命运之间血脉的语言，是没有生命的，它是伪语言，而不是真语言，它只有虚假的意义，而不具备真实的表现力。将这些失去真实表现力的语言作为诗歌语言，来写所谓的口语诗，无疑是对诗歌的反动。我只能说，这一部分诗歌是虚假的。
此外，另外一部分诗人的角色，那都是命定的，都命该如此。说他们天生就是个诗人也不为过，因为他们诗歌的语言和内心的感动是孪生的。哭泣的场面，免不了他要落泪，欢乐的场面，免不了他要赞美。或流泪，或赞美，全都出自他的心怀。
说到这一部分诗人，除了对于诗歌而言，他们都是宿命论者以外，他们在当代具有的角色中首先要提到的是他们捍卫真实。这份真实还不单是指人格而言，更是指着诗歌艺术说的，当然这两者不是矛盾的，前者是后面的基础，后者孕育于前者。人格的真实，是诗歌艺术真实的内在力量。所以，这样的诗人是有所恨恶的，他们憎恨的是一切虚假，语言的虚假，表现的虚假。他们所捍卫的其实是诗歌艺术品质中的基础，没有艺术不是出自心灵与生命的真实，这是他们的艺术信条之一。有了对这一真实的忠诚，他们才有对诗歌艺术的忠诚，由此他们对于诗歌才成为命定的和天成的。捍卫真实这样的诗人角色，能为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所忽视吗？至少，当皇帝身穿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新装”登场的时候，这些诗人都能做回到那一天真的孩子，一举揭穿皇帝新装的骗局。
当代诗人所担负的第二个角色如第一个讲真话一样并非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也只是柔声地说良心话。这是因为，诗人要作其所处社会和时代的良心代表。良不仅指善良，而且指诗人悲悯的情怀，诗人必须具备一颗能够怜悯、同情不幸命运的心灵，以此心敏锐地觉察和感受社会及时代的种种生存境遇。诗人，只有有所痛，才有所爱；有所悲，才有所颂；有所怜，才有所歌。否则的话，诗人怎么能找到自己歌唱的调门呢？人们以为，传统诗歌才讲求抒情艺术，而现代诗歌是讲求生命体验的客观感性。我承认，从表现形式上，它们之间是存在许多这样的区别，但究其本质，无论是情感的还是感性的或者是智性的，它都得在诗歌中表现为诗性，是诗性，就不可能只是客观叙述，即使叙述也不得不带上歌咏或者悲叹的抒情调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只要是诗性的，必然就是抒情的，这是诗歌无可颠覆的本质。里尔克在《致一位年轻诗人的十封信》中这样说道：“爱，也是好事；因为，爱是很难的。人对人的爱：这也许是交给我们最难的、最极端的事，最后的考验和磨练，其他一切工作都不过是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爱之所以对于诗人如同诗歌的生命的，是因为爱可以使诗人获得高尚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上，才能够把诗人的所有肉体体验的痛苦或者欢乐都用来创造它独一的爱的世界。由此，可以进一步说，诗性仅靠诗歌语言是建立不起来的，它的唯一源泉只有来自诗人的深情厚意。
当代诗人担负的第三个角色，是做语言的天使。在当代诗歌中，诗歌语言不能只是诗人的工具，每一诗歌语言都是有灵性的，像天使一样，背负着崇高目标，它能够将存在中不同境遇的生命感受、体验、觉悟召唤到某一表现形式面前，由破碎凝聚成完好的感性形象，由虚幻反原为真切的情感，就像将所有黑暗全都召聚到光明中一样，语言使它们脱去有限的肉体，显出生命的真正灵体。因此，充满诗性的诗歌语言，没有本相。就独立的诗歌语言而言，它只是沿未领受使命的天使，虽然漫空飞舞，但还没有形成崇高目标，只有诗人召唤它们的时候，它们才召聚在一起，组成诗性形象。所以，语言不是诗人的目的，诗性形象才是诗人的目的。之所以，我们对诗歌语言有很深的误解，那是因为我们的诗人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召唤他们，赋予它们诗性的使命。
写完当代诗人的这三个使命，似乎已经把当代诗人该干的事说完了。如果接着要我写当代诗人如何在当前的社会里建功立业，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200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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