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人类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归结为哲学问题。
——袁红冰
目录
一、西方文化命运的两个源头
二、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命运
三、中国的黑暗时期
四、人类的精神危机
五、丑陋的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
六、复兴中国文化的艰难
七、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
八、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原则
结语：献祭者的情怀
一、西方文化命运的两个源头
西方文化命运有两个主要的精神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迄今为止，西方文化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这两个精神源头之间的爱恨情仇。
浅玫瑰色的岩石、碧蓝的波涛和淡金色的阳光构成古希腊文明的自然背景；哲学思辨、自然理性崇敬、法治理念，以及通过史诗、石雕表达出的生命美学，则共同构成古希腊文明的主体。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文化早期的一片璀璨的朝霞；曾在爱琴海的银色沙滩和高崖之上漫步的哲人与诗人，至今仍在用他们不朽的精神价值，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同古希腊文明相比，基督教文明缺少原创性；它只是犹太教精神的一次极具生命力的异教化。发生之初，基督教受到权力的歧视，成为被摧残的信仰派别。然而，经过一段苦难历程之后，历史演进的戏剧性却又使基督教与王权结成神圣同盟——基督教以上帝的名义论证王权的合法性；王权则以铁与血的力量维护基督教对人的心灵控制和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的权威。
精神信仰或者思想理论一旦不再靠精神魅力，而是靠强权来证明其真理性，它便立刻沦为摧残心灵和思想自由的暴君。心灵和思想的自由是精神创造的前提；丧失自由的时代必然也是仇恨精神价值的时代。基督教与强权结成神圣同盟，从而由心灵的终极安慰者堕落为精神的屠夫；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朝霞凋残了，朝霞之后不是灿烂的晴空，而是精神的千年暗夜——基督教在神权政治的名义下实施的精神专制，使古希腊文明死于中世纪。从中世纪的精神黑暗中，以基督教为黑火焰，以强权为铁锤，以自由心灵的血泪和苦难为烧红的铁块，铸造出西方极权主义的文化传统。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在摧残心灵自由原则和古希腊文明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如此个性化，以致于千年之后，人们都可以毫不困难地从种种历史的嬗变中，辨认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鬼魂。
为准确理解现实，不得不首先回归历史。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所表述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至少有下列特征：
（一）以强权的名义，确立一个绝对真理；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对人的精神实施全面专制。
（二）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对思想进行审判和屠戮，从而剥夺思想自由的权利。
（三）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设立一个终极理想，确认人的命运之路就是通向终极理想的宿命之路，从而否定人具有创造自己命运的自由。
（四）设立一个垄断绝对真理的特权群体，即教士阶层，并通过这个特权群体对社会实施精神专制和世俗的统治。
（五）仇恨精神多样化的理念，以铁与血的方式，甚至以残酷至极的战争方式，消灭其它精神信仰和思想派别，追求基督教对全人类的精神统治。
（六）垄断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特权群体，以伟大理想和神圣真理为理由，肆意释放潜藏在人类生命深处的兽性和物性贪欲，从而使西方极权主义统治的时代成为最凶残、最腐败同时也最虚伪的时代。
历史便意味着传统。基督教由被摧残与被侮辱的信仰派别演化成精神暴君和思想屠夫的命运，就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如果说古希腊文明是属于西方文化的朝霞，基督教神权政治表述的极权主义文化，则构成西方文化的一次千年长夜。但是，长夜毕竟会过去，而曾经的精神朝霞在湮灭于漫漫长夜之后，终于开始复活。
文艺复兴运动象征着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复活。事实证明，还魂的鬼并不总是丑陋的。文艺复兴引领西方跨出以心灵统治为首要特征的极权主义传统，进入辉煌的精神自由创造的时代——自由源于人权对神权政治的否定。
在人类文化历史的领域，精神传统的复兴其实并不只是过去的复活，而更是前所未有的精神价值的创生；回归传统的路径往往不通向原来故乡的废墟，而是通向一片新的家园。在文艺复兴中复活的古希腊精神传统，几乎每一个领域都表现出创造性的发展，都是干枯的枝条上绽放的新的花朵，就像早春的梅花。因此，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精神没有回到古希腊，却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尽管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还能时时听到古希腊文化传统的涨潮声。
基督教神权政治曾用精神专制的铁手，抹去了古希腊文化传统，但它的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不过，文艺复兴运动砸碎神权政治的枷锁之后，却并没有试图埋葬基督教精神，而只满足于将上帝由权力之巅，放逐到心灵终极安慰的领域。这或许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基督教主动实施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革，不过，基督教能够继续存在的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西方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动荡之中，忠实地履行了知识分子的一项天职——在爱真理的同时，也爱自己的文化传统。是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爱，是知识分子的一项天职。
就整体而言，西方知识分子准确认识到，造成中世纪黑暗的原因在于世俗权力与精神信仰的铁血同盟，而不在于基督教精神的文化意义。因此，他们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性，在世俗权力和基督教精神之间作出切割，“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经过改革的基督教，和放弃了世俗权力的上帝理解到，必须在一个精神多样化的世界中，与其它宗教的或者哲学的信仰同生共存。于是，基督教文化的生存权又再次受到时代的确认。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开始共同为现代西方文化提供精神传统的力量。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智慧之镜。在命运的大转折时刻，西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两项智慧，使他们无愧于民族智慧之镜的称呼。我不知道，也还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考究——这两项智慧是源于理性的思考，还是只源于智慧的直觉。然而，我看到，正是这两项智慧，推动西方文化崛起为现代人类精神的主宰者。
第一项智慧可以如此表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彻底否定和毁灭民族的文化历史精神。
古希腊文明和古东方文明，曾以不同的个性表现出灿烂而丰饶的精神魅力。人类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文化的发展又以自由的精神创造为前提。基督教神权政治的绝对的心灵控制，否定了精神自由的任何可能。在极权主义之下彻底丧失精神创造可能的西方文化停滞在黑暗之中。这一停滞便是千年。千年梦醒之后，西方已经成为只配被东方文明斜视的野蛮的存在。
对于西方文化命运，基督教神权政治与千年停滞、千年罪恶是同一个概念。可是，当西方知识分子用“文艺复兴”的圣火点燃中世纪黑暗之后，他们并不想焚毁那段历史，而只是要让历史得到新时代的精神洗礼。在神权政治化为时间的灰烬之后，他们又通过保留基督教精神，延续了西方文化历史的一个源流——他们对待中世纪的上帝，就像对待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在孩子认错之后，就牵着孩子的手，把他领回温馨的家。
在历史命运最艰难的时刻，依然尊重自己的历史者，必定受到现实的尊重。我不知道西方知识分子作出上述抉择时，是否基于对一个真理的理解，不过，我分明看到这个真理在逼视我：历史是一切重大精神命运的现实生存的基石——毁灭自己的历史者，就是在毁灭自己现实生存的权利；诅咒自己的文化历史，与诅咒自己现实存在的价值是同一回事。
处于近代史起点上的西方知识分子的第二项智慧可以作如下表述：任何文化形态或者成果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自有其精神魅力和价值；当任何文化形态或者成果成为历史的罪错时，犯下罪错的必定不是其本身，而是附加在这种文化形态之上的特定的历史命运。
正是基于上述理性的认知或者智慧的直觉，西方知识分子敏感到，中世纪的罪恶不属于基督教这种文化形态本身，而只属于世俗强权同基督教结盟的历史命运。知识分子的这种认知升华为时代精神，于是，神权政治的历史命运被否定，而基督教精神在洗去世俗权力的污迹后，重归文化形态的纯洁。当基督教不再有能力以强权迫使人接受，而只能靠精神魅力召唤和吸引信徒时，她的精神能量反而更强大。放在足够长的历史中审视，强权总要败于精神信念。
二、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命运
迄今为止，近现代文化史，是西方文化迅速崛起并主宰人类命运的进程。
近现代史有两大主题：其一，西方文化征服东方文化的凯歌行进，和东方文化的历史性溃败，并趋于灭绝；其二，征服人类之后，西方文化中的两大传统，即古希腊的理性民主共和法治传统，同复活的极权主义传统之间的对峙搏杀。
在古希腊哲人的意识中，自然理性具有崇高的地位。哲人甚至认为，自由就是过符合自然理性的生活。仅此便可见自然理性同自由，这个至高无尚的哲学概念处于同一个层次。近现代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命运的进程，正是起步于古希腊理性崇拜的文化传统——新的命运挑战从古老的理性崇拜文化传统中激发起创造意志，而从创造意志中涌现的精神成果，则为西方文化命运获得强大的物性力量和实现社会正义，提供了思想的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将思想激活之后，对自然理性的古老崇拜，转化为探索自然规律的强烈现实兴趣——自然理性在古老的岁月里就被理解为“逻各斯”，即自然规律的另一种表述。现实的探索之中，古老的自然理性则升华为科学理性。
本质上，科学理性是人的理性能力对自然的物性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对物性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又必然以获得强大的物性创造能力为归宿。强大的物性创造能力正为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狂飙突进，创造了源源不绝的物质力量。科学理性使人在物质力量的意义上强大。因此，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征服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力量的胜利。
从古希腊理性崇拜文化传统中，还涌现出另一个对近现代人类命运发生重大影响的观念，即人的理性至上。人的理性至上观念走入时代精神的中心，理性便取代神性成为思想的标准，而人的权利则获得主体的地位。人本主义击碎了神权政治的极权主义铁幕，击碎了中世纪极权主义传统以上帝的名义对思想和心灵自由的铁血禁锢。源自古希腊的民主共和与法治理念，通过近代思想家的生命，不仅复活，而且用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内容，来表述关于社会正义的理想。
科学理性，给西方文化命运以征服世界的强大的理性力量；民主共和法治精神，给西方文化命运以主宰时代精神的正义性。强大的物性力量和社会正义，这是西方文化命运在近现代史中高飞的双翼。但是，最终征服并摧毁中国文化的，却既不是科学理性，也不是民主共和法治精神，而是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在现代史中的两次复活，即德国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再次证明，以漫长的时间为背景形成的精神传统，远比历史史实更坚硬。任何历史史实都会随时间而腐朽，但作为那些历史史实之魂的文化精神，即使被命运埋葬在时间的铁棺之内，却也有可能还魂重生。
古希腊的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历史命运也是如此。还魂重生的文化传统必然按照时代的特征变换自己的姿容；不变的则是文化传统之魂，即根本的精神原则。
德国纳粹主义虽然曾造成惨痛的历史悲剧，不过，由于纳粹肆虐的时间并不长久，而属于纳粹的悲剧已成过去，在此我们且忽略对它的讨论。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名义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则至今仍然构成人类的罪恶之源和苦难之源。
中世纪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形成时期；形成时期的极权主义表现为基督教神权政治。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复活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却表现为世俗的理论和政治存在。
从古老的自然理性到近现代的科学理性，就理性本身而言，毫无疑问走的是一条向上的路。可是，科学理性在创造了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排泄出物性实用主义的意识。当这种意识以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名义成为普遍的生命哲学时，人就由精神的存在降低为物性的存在——在物性力量的意义上强大了，在精神上却受到贬低。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马克思选择源自古希腊的另一个哲学传统，即唯物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选择经济发展决定论，即物性宿命论，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逻辑。唯物主义显然是对宗教的否定；物性宿命论也不会把人类导向基督教的天堂。然而，正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深深掩盖了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同共产主义之间的精神逻辑联系，使人们很难认清两者在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上的承续关系。
不过，只要让思想穿越表象的黑暗丛林，我们便可以发现，共产主义同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的精神原则高度一致。那种越过千年时间的废墟呈现的一致性，分明在讲述同一个极权文化传统。
中世纪神权政治同共产主义都确立某种终极真理，并形成终极真理与强权的铁血同盟；它们都追求用终极真理对人的心灵实施绝对控制，让强权的专制深入到人类心灵之中；为达到对人的绝对精神控制，它们都对思想进行审判，用残酷至极的方式摧残、虐杀自由的心灵；它们都仇恨思想自由，都不能容忍精神多样性，都追求以属于它们的终极真理的名义，用铁血暴力征服世界，消灭其它精神存在；它们都在神圣的理想主义的旗帜的掩盖下，将凶残的兽性和腐败的贪欲发挥到极致；它们都组建一个自称拥有真理和高贵品德因而高于普通人类的特权阶层，来实现极权统治，只不过一个群体叫作教士，一个群体称为共产党员。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在被历史埋葬之后又复活，其强大的生命力是来自人类心底里的最黑暗的本能冲动。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本能冲动就存在，并成为极权主义的心理动因，而西方文化传统为这种心理动因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存在，提供了最为适用的文化形式。
人类最黑暗的本能冲动就是无尽的贪欲。当贪欲膨胀到除了试图垄断世界的一切资源，还要垄断人类的精神时，或者说试图通过奴役人类的心灵来拥有世界时，隐藏在人生命深处的贪欲便达到了极权主义的心理起点。但是，由起点到现实之间还需要一座伪道德的桥梁。
人是道德的动物——这个判断即意味着喜剧，也意味着悲剧。喜剧性在于，人类因理解道德而获得兽群之上的独立的心灵命运；悲剧性则在于，道德常被人类用作发泄兽性的虚伪的借口，因为，人只有在道德的帷幕之后才会心安理得地肆意展现兽性。
极致的贪欲中不仅充满对强权，对奴役人类心灵和垄断世界的渴望，而且沸腾着利用强权发泄残凶的兽性和满足腐败的物性享乐的愿望。但是，只有披上道德的金袍之后，极致的贪欲才可能上升为时代精神，并主宰人类的命运。
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为试图控制人类心灵的极致的贪欲，创制极具魅惑力的道德理由——中世纪神权政治的道德理由是上帝的救赎和天堂的召唤；德国纳粹的道德理由是美化、强化和净化人类；共产主义的道德理由则是解放全人类和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
西方文化中涌现的种种崇高的政治道德体系同极致的贪欲的结合，就构成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命运的现实轨迹。只要人类贪欲恶性发展的趋势还没得到某种心灵力量的根本性控制，只要西方文化还没有对自己道德伪善性的根源作出深刻的反思，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就不会最终成为历史棺木中的枯骨。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复活之际，正值西方文化挟科学理性创造的强大物质能量，横扫东方文化之时。东方文化传统的大溃败，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对文化祖国的背叛，使中国成为精神的低地。共产主义思潮从历史的高峰汹涌而下，涌入中国；在中国，西方文化的胜利竟表现为共产主义理论的精神和政治的绝对控制。
显然现代意义上西方和东方的对抗与矛盾，不再具有东西方文化的价值，而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在文化的意义上，现代的所谓西方和东方的对立，主要是西方文化的自我对抗，自我矛盾，即源自古希腊的民主共和法治的文化传统，同源自中世纪神权政治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间的现实抗争。在中国皇权的残垣断壁间建立起的共产党极权专制，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政治象征和精神价值的代理人；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真理一旦获得不容置疑的权威，真理也会腐败。一个由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极需以精神多样化的名义提出的质疑。
三、中国的黑暗时期
对于一个人，心灵之灯熄灭了，生命就陷于百年不散的黑暗；对于一个历史命运，文化传统一旦灭绝，她就进入黑暗时期。被称作“中国”的历史命运，现在正处于黑暗时期。
近代，西方文化脚踏科学理性创造的巨大物质能量，登上历史的制高点，俯瞰东方。作为一种古老文化命运的中国，面临从未有过的关乎生死存亡的严酷挑战。
过去的历史中，中国也曾多次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甚至被征服。不过，由于游牧民族处于文化的弱势地位，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征服只具有军事的价值。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军事的胜利者却成为被征服；中国历史之魂——文化传统，则得以沿续和发展。属于游牧民族的皇权在文化的意义上却仍然属于中国，这个存续万年的历史文化命运。
中国面临的近代史上的挑战与以往完全不同。对中国造成威胁的，不仅是来自西方的巨大物质的能量，而且是来自西方的具有几乎同样悠久历史的文化存在。以深远的历史背景为依托的西方文化命运，一旦得到强大物质能量的充实，她所要征服的终极目标就不只限于土地——她最终要征服的是心灵。中国命运面临的威胁，是中国心灵的灭绝，是中国文化的消亡；心灵的灭绝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死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万年历史之魂的湮灭。
人不怕失败，只怕自信被失败击碎。历史命运也是如此。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感的文化命运必然会多次登上成功的峰巅，也会多次陷入失败的低谷。应对失败的挑战时，只要用自信锻造出搏战的意志，就可能杀出历史的绝境死地，重新成为命运的主宰。对于一个历史文化命运，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的搏战意志的锻造者，正是以她为心灵故乡的知识分子。然而，当中国面临最严酷的命运挑战时，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却从整体上背叛了自己心灵的故乡和文化的祖国。
几百年前，经过中世纪千年长夜中的蹒跚，西方文化命运也曾走到绝境。面对文化命运的危机，西方知识分子基于对心灵故乡和文化祖国的深挚之爱，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原则，点燃精神创造的激情与灵感，从而引导西方文化命运走出困境，走向历史的辉煌。在最艰难之点上，西方知识分子不仅表现出追求真理的献祭精神，也表现出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崇高敬意；这种对文化传统的尊敬不仅表现在复活古希腊罗马文化所作的创造性努力之上，同时也通过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表现出来。
基督教神权政治本是中世纪黑暗的万恶之源。然而，西方知识分子并没有归罪于基督教文化精神，而是准确认定，罪恶者只在于神权政治。当强权与基督教分离之后，基督教精神又被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保留下来，并成为人们心灵的导师。
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为西方文化赢得了未来的尊重；西方文化能够取得主宰人类精神命运的权威，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艰难时刻对文化祖国的忠诚，对精神家园的信心，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尊重。历史证明，任何现实的辉煌，都必然来自在传统基础上的创造；背叛历史者，不会拥有未来，并将受到现实的严厉惩罚。
很遗憾，近代史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是背叛文化祖国的一群。他们通过恶毒诅咒文化的祖国，来表达他们的才华；他们通过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掘墓鞭尸，来证明他们的先进；他们热衷于作精神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他们想把自己的心灵换作西方文化式的，并让他们枯黄的脸成为西方文化的表述——他们违背了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忠实于真理，同时忠实于心灵的故乡；热爱真理，同时热爱文化的祖国。
更重之点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践踏并弃绝中国文化传统，渴望西方文化的拯救和主宰，也违背了精神自由的最高原则——精神形态的多样化，是人类自由的前提和结果；如果接受某一种精神形态的绝对权威，这种精神形态即使是绝对真理，也会变成精神暴君，而人类则因此丧失精神自由发展的可能。
我说过，背叛历史者不会拥有未来，并将受到现实的严厉惩罚。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受到了惩罚。他们作精神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而最终为中国乞讨到的，竟是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现代表述，共产主义。
现实就是以这样残酷的方式，惩罚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背叛，对文化祖国的背叛。
二十世纪中叶，共产党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建立起体现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暴政体系。以此为起点，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国人丧失文化的祖国和精神的家园，走上精神和文化亡国奴的命运之路。
中共暴政的宪法序言中规定，中国人必须以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接受共产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这意味着，暴政强权要用铁血暴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证明暴政强权的合理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实际成为中国的国教，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合一的极权专制又在中国重现；这意味着，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通过马克思主义借尸还魂，并获得主宰中国命运的暴力形式；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暴君和心灵的控制者。
西方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通过一个自称掌握绝对真理的特权阶层，实现对社会的铁血统治和精神控制，只不过这个特权阶层在中世纪称作教士，在现代中国表现为共产党官僚集团。
中共暴政同中世纪欧洲神权政治一样，有一颗仇恨精神多样化的心。从建政之日起，中共暴政就从没有停止利用各种形式的精神整肃和政治迫害，来审判思想，摧残自由的人格。几乎每一次精神整肃和政治迫害的铁血锋芒，最终都指向中国文化精神。
只有摧毁中国文化精神，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绝对精神专制。在谋杀中国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暴政不仅将国家暴力的屠刀运用到极致，而且还锻造出两柄精神之刀，即被暴政严格控制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体宣传体系。以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为魂的中共暴政，利用国民教育和媒体宣传体系这两柄无形的刀，剜出中国人的高贵的中国文化之心，并给中国人换上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腐烂的兽心。
在中共暴政的摧残之下，中国文化精神的头颅被砍掉了，承载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灵凋残了。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文化精神一旦死去，中国人就变成无魂的行尸走肉，变成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政治和精神奴隶，变成文化的亡国奴。曾经在历史的苍穹上照耀万年的中国文化的金日，被历史所埋葬；文化的太阳熄灭之后，中国的命运随即陷入无边的黑暗，那是属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
有一种观念认为，现代中国的专制源自中国皇权文化传统，是中国专制政治的历史延续。在我看来，这种观念不是愚昧，就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居心叵测的栽赃陷害。而历史事实与我一致。
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于，近现代史是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装凯旋和中国文化崩溃并趋于灭绝的历史；包括皇权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精神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灭绝，中国的文化史的命脉已被暴政斩断；中国现代专制的精神基础和具体政治结构不是中国皇权文化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强权是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方极权文化的政治象征。因此，应当对现代中国专制的罪恶负责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文化，而是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现代表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实践的罪恶归之于中国文化传统，违背历史事实的逻辑。
权力意志是文化精神的表述形式之一。现代中国专制的权力意志由中共官僚集团作为生命载体。当我们用思想之刀剖开中共官员黑暗的心，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能看到的，是植根于古希腊文化的唯物论；是具有西方传统哲学个性的宿命论；是源自西方文化的经济决定论；是与基督教神权政治一脉相承的对精神多样性的仇恨，和对控制人类心灵的强烈欲望；是同中世纪主教一致的伪善，和隐藏在伪善之后的凶残与堕落。在现代中国专制权力意志的生命承载者的心中，即中共官员腐烂的心中，我们能发现的，只有西方文化的基因。因此，中共暴政在文化意义上，是一个外来政权。
只要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中世纪欧洲教士与中共官员在人格状态上惊人地相似，但是，中共官员却比中世纪教士更狡猾，更伪善，更具实用主义。这或许是由于唯物主义拜物论具有趋向无耻的实用主义的天性。中共暴政在用极权主义铁手扼杀中国文化精神之后，又将中国文化的尸骸制成政治木乃伊。在需要用民族主义欺骗中国庸众时，中共暴政就会用这具无魂的干尸，作场面豪华的表演。中国文化，一个辉煌的历史命运，死后的尸骸却仍然要被强权所利用，维护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政治统治——难道历史不应当为这种文化的大悲剧，而作彻夜长哭吗。
中共暴政的实用主义还表现在经济改革之上。为维护极权主义的政治存在，中共暴政放弃了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实行权力贵族垄断的市场经济。有人据此断言，中共暴政已经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断言浅薄而荒谬。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极权政治。而在这个关键之点上，中共暴政没有任何政变。中共暴政仍然坚守精神形态与强权结盟的极权主义政治形式，仍然坚持对人的心灵的控制和仇恨精神多样化的原则；仍然没有放弃对思想的审判和对自由心灵的迫害；仍然固守特权阶层对政治的全面控制和对社会的独裁专制——属于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之魂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体制的改变，不仅不表明中共暴政的非马克思主义化，相反，却表明中共暴政更加马克思主义化。因为，经济体制的改变更有利于强化极权主义的政治存在，而极权主义的政治存在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施精神文化的殖民统治，提供了生存的基本要素。
中国早就丧失了国魂。作为文化历史命运，中国已经湮灭；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中国正消失在历史的天际。文化之光黯然熄灭之后的黑暗中，那些在铁铸的绝望上撒种中国文化复兴希望的人们，同时也播种另一个中国文化时代的朝霞。
四、人类的精神危机
西方文化至今已狂飙突进数百年。在充分展现内涵之后，西方文化的精神魅力开始枯竭——玫瑰花怒放之后，美色的凋残便是自然逻辑。精神魅力的枯竭就意味着危机。由于西方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主宰当代人类的命运，因此，西方文化的精神危机便当然同时成为人类精神危机的表述。
孕育成功的地方，往往也正是成功之后危机发生的地方。科学理性和人本主义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两块纪功碑。科学理性之碑上刻写着关于强化人类物性能力的箴言；人本主义之碑上刻写着关于人的自由的箴言。但是，时代的太阳已经越过天穹最高之点，纪功碑开始投下精神危机的阴影。
由自然理性升华为科学理性，这是西方文化中理性至上传统的一次飞跃。从科学理性中涌现出强大的对客体世界认知的能力，和丰饶如浩瀚之海的物质能量。这种涌现极大地强化了人类的自信。人们甚至相信通过科学理性可以穷尽真理。就连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近现代形式——马克思主义，也附庸风雅，声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
人，是心灵在物性现象世界中的存在。因此，属于人的真理有两类，一类是关于心灵的真理，这类真理的价值在于满足人对美、幸福和生命意义等范畴的追求；一类是关于现象世界物性规律的真理，这类真理的价值在于满足人在客体世界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如果我们还确认人的本质是精神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属于心灵的真理表述人的本质的需要；属于外在客观世界的真理表述人的物性存在的需要。
科学理性只产生关于外在客体的真理，它可以使人在物性生存能力的意义上更强大，却不能满足人的心灵对真理的要求。然而，由于科学理性取得的辉煌成就，人类一度对它寄予过度的希望；从科学理性中排泄出的物性实用主义哲学意识，在相当程序上取得主导人类精神的权威——这是物性对心灵的主导。
在物性实用主义哲学的阴影中，人由心灵的存在降低为物性欲望的存在。于是，精神干涸了，生命神圣感死去了，审美激情异化为本能放纵。生命的物欲化极大降低了人类幸福的指数；现在的人类不如过去的人类幸福。因为，幸福本质上属于心灵的范畴，精神的概念。我断言，乘豪华宝马车，奔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商人的幸福体验，一定低于古代骑在驴背上漫游于山野间的诗人。理由只在于，前者的生命更接近不懂幸福的物性存在，而后者更接近心灵意境。
科学理性极大扩展了人类对客体世界的认知的深度和广度。近现代人类因此希望以科学理性的名义确定生命的起点与归宿，从而重新建立关于生命意义的信念。但是，无论科学理性怎样强大，它都只是有限者的真理，它只能不断扩展人的认知在永恒和无限之内的边际，却不可能达到永恒，穷尽无限。人类的心灵却要追问永恒和无限之外的意境；人因心灵而超越有限。
人类之所以必须追问永恒与无限之处的意境，是为了建立关于生命意义的信念。面对死亡，人只有从生命意义的信念中找到终极安慰，而终极安慰乃是认识幸福的最后支点。可见，近现代人类试图向科学理性索要的，科学理性却没有能力给与。因为，科学理性是关于外在有限者的真理，而生命的意义却是从心灵中涌现的超越有限真理的信念——科学理性不仅没有能力增加幸福的指数，也没有能力给人以终极安慰。对科学理性的希望破灭之后，人类便丧失了确定生命意义的现代坐标。
现代人类的一切焦虑、烦躁、痛苦，相当程度上是源于生命的物欲化和对心灵的背叛。在重新找到幸福的心灵之源和确立生命意义的心灵坐标之前，人类将一直处于精神危机之中。人类需要越过物性实用主义哲学的荒漠，重新寻找心灵的绿洲。
作为西方文化的另一块纪功碑的人本主义，则构成当代人类精神危机的另一个源泉。
科学理性使生命强化，人本主义则引导历史走出神权政治的铁牢，使人获得精神和社会自由。人本主义用人的理性取代神性，作为判断人间是非的标准；从人本主义中涌现的天赋人权意识，为近代人类的法治之下的社会自由，奠定了精神价值基石。
人本主义为击碎神权政治的铁幕，并使人获得自由主体的资格，而以理性和天赋权利的名义，对人作出全面的哲学肯定。但是，人的生命却是善与恶共生，美与丑同在的现象——人的生命就是人性与兽性进行百年决战的战场。因此，人的生命内涵不配受到全面肯定。人类文化的天职之一，正在于用审美激情召唤生命，脱离恶与丑，趋向善与美；正在于用天启的道德与良知，束缚潜藏在生命深处的兽性。人的生命，是需要净化，需要升华的存在；人的生命不是绝对真理。
人本主义对生命的全面肯定是基于否定神权，确立人权的历史性需要。不过，在历史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对人全面肯定的消极后果便逐渐显现出来。在全面肯定之下，受到肯定的不仅有道德、良知、审美激情等使人高贵的因素，也有贪欲、物欲、本能、私欲等使生命堕落的因素。当沸腾的贪欲、炽烈的物欲、放纵的本能、燃烧的私欲等等使生命丑恶和兽性化的因素，也以天赋人权的名义，要求时代的尊重和历史的荣耀时，生命的高贵感、神圣感和人格之美便不复存在；自由也在生命的本能化和物欲化中腐烂。
自由的理念曾经拯救过人类，极权主义之下的中国现在仍然在等待自由的拯救。但是，现在需要人类拯救自由了。精神危机在逼问人类：如何才能让自由与生命美一致；如何才能重建生命的神圣感——如何才能为自由与人权找到令生命更加高贵的精神背景。
从科学理性和人本主义中涌现出的精神危机之雾使人类迷惘，而迷惘是寻找真理之路的起点。然而更为致命之处在于，由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传统，即马克思主义造成的精神危机，却正在毁灭人的概念本身；占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精神堕落，就如同绑在人类身上的一块巨石，正迅速地带着世界的命运，沉入黑暗的深渊。
在祖国的土地上，却必须接受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精神暴君的思想统治，并被剥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是中国人自上个世纪以来所承受的精神和文化的亡国奴的命运。中国文化之魂早已死去，活着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精神和文化亡国奴群体；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人魂飞魄散，只是无数的行尸走肉。历史已经证明，精神和文化的亡国奴的命运之路，与人格的极端堕落是同一条路。
中国人心灵的物欲化、生命的谎言化、人格的奴性化，乃是当代人类精神危机最具悲剧性的表述。导致这个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暴政用精神专制之刀，在中国人的生命中，刻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伤痕。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表现为经济决定论的宿命论，必然导致物性崇拜，而物欲是物性崇拜哲理用以诱惑人类的最后的媚笑。因此，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在沸腾的物欲中腐烂，恰是物性崇拜和经济决定论对人的心灵绝对控制的必然逻辑结果。
阶级仇恨构成马克思政治学的基础；以神圣的理想主义旗帜为借口，充分发泄对人的仇恨，以及潜藏在心底里的兽性和种种阴暗的冲动，则构成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的重要特征。中共暴政本质上就是用豪华的谎言包裹的兽性。
暴政同时是无耻的教唆犯，它教唆整个社会堕落。让生命谎言化，是在伪善的暴政下生存的原则。由于生存之鞭的长期驯化，中国人整体上已经堕落为谎言的存在；长久地习惯于谎言，真实的情感被忘却，良知与道德窒息于伪善——为了保持卑微而腐烂的物性生存，长期受到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毒害的中国人，可以毫无愧色地欺骗上帝。
一切专制主义都通过它所制造的奴性人格显示最后的丑陋。不过，以对心灵实施绝对的强权统治为特征，西方极权文化把专制主义推到了极致，它对人格的奴性化也达到极致。前述西方极权文化的所有特征，都通过中共暴政的政治社会实践得到明确体现；中共暴政铁幕之下的奴性人格，彻底丧失了自由的天性，只剩下对强权的卑微的服从。
奴性化、谎言化、物欲化的精神和文化亡国奴的人格，侮辱了人的概念，并正在通过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腐蚀全人类。中国民族人格的堕落已成为人类精神的癌变。魔鬼的微笑有时比上帝的庄严更具诱骗力，中国的精神危机正向人类露出魔鬼的笑容。
中国精神危机对人类的威胁并不限于腐烂人格对人的概念的侵蚀。致命的威胁更在于，十余亿不相信理性，不相信道德良知，不相信正义与美，不相信鲜血和眼泪，而只能听懂物欲诱惑的撒谎者，很可能将服从西方极权文化固有的征服世界的召唤，重新穿上西方极权文化的另一个人格象征希特勒所缝制的民族主义战袍，在中共暴政的带领下，再次走上征服世界之路。
当然，即便世界被征服了，那也只是西方极权文化的又一次黑色的凯旋，而与中国无关。作为征服者的中共暴政，不过是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中共官僚集团本质上则是一群长着黄脸的、渺小型的德国文人马克思。
大危机的雷雨云已经在从地平线下涌起，可是，庸俗化的人类仍然在纵欲狂欢中痴迷于最后的阳光。这是一个缺少睿智的先知和聪慧的哲人的时代；这个时代也缺少高贵的英雄。同时，这又是一个庸人都很自信的时代。
五、丑陋的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
尽管思想有时会被强权征服，被金钱收买，但知识分子仍然是民族命运的最终决定者。因为，人类历史本质上是意志史，而思想决定意志，知识分子则创生思想。依照上述逻辑，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为中国沦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殖民地负最终的责任；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直到今天还在以种种方式，主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进而主导中国的命运。
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表述如下：面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强势挑战，将中国民族命运的现实失败，归罪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精神作毁灭性的绝对否定，不承认中国文化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和再生的意义；视西方文化为精神的上帝，并向这个上帝乞讨真理。
一言以蔽之，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就意味着，在中国命运最艰难的时刻，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名义，诅咒中国文化精神，摧毁文化的祖国，背弃心灵的故乡，作精神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在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上，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所作的，同创造出文艺复兴的精神辉煌的西方知识分子截然相反——西方知识分子以思想的力量，否定基督教同强权结盟的历史命运，创造性地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价值，同时将基督教精神作为民族文化传统虔诚地保留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则彻底捣毁自己民族文化的圣殿，斩断自己民族文化的命脉，使流播万年的中国文化变成精神的废墟，从而为中国沦为西方文化殖民地开辟出通道。
西方知识分子所作的，是勇敢者和高贵者的事；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所作的，是怯懦者与卑贱者的事。勇敢者和高贵者已经因其对真理的热爱和对文化传统的尊重，而受到命运的奖赏，他们创造的精神价值将以文艺复兴的名义，流芳百世；他们是属于西方文化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人类尊敬地记住。怯懦者与卑贱者则必定受到命运的惩罚，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将因他们的民族文化失败主义，将因他们对文化祖国的背叛，而受到历史的蔑视；无论他们能够得到多少世俗的荣耀，未来在人类对这个历史时期回顾的时刻，他们呈现出的形象只能是一群失魂落魄的精神氓流。
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追求真理，而精神自由是真理的最高原则；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在于忠诚于民族文化，并以创造意志，保持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精神命运的存续和发展。其实，知识分子的天职，即忠诚于真理，同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即忠实于民族文化命运，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多样性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命运的同时并存，是自由的前提，没有精神的多样性，就没有自由；精神自由正是真理的最高原则，因此，精神多样性与真理的利益一致。在民族文化命运面临艰险挑战的时刻，以创造意志，保持独特的民族文化命运的存在和发展，同保持精神多样化是同一回事；这种努力，正是人类精神自由事业的一部分。精神价值多样性的空间如果被某一种强势的文化形态抹去，精神自由就没有可能——人类的精神如果统一于某种文化命运，真理就变成精神暴君，上帝就与魔鬼同一。所以，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命运的忠诚，符合真理的最高原则，即人类精神自由的要求。
但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却既亵渎了知识分子的天职，也侮辱了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道义责任。他们以精神亡国奴的奴性，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可崇拜之中，却放弃了对精神多样化，这真理的最高原则的坚守；他们以恶毒至极的诅咒，表现出对心灵故乡的背叛，背叛之中，正损害了精神自由的事业，因为，他们试图埋葬的，正是一个对保持人类精神多样性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命运。
一个民族现实命运的衰落当然有其文化的原因。也只有通过对这种文化原因作严肃而深刻的批判性审视，才能为民族的现实命运再度崛起，找到精神的基石。不过，批判性审视绝不是为了灭绝一种历史文化命运，而是为了让衰落的历史文化命运在变革之后重新获得生机——批判性审视不应当成为执行死刑的屠刀，而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命运之路的犁与锄。
非法杀人是严重的罪行，让人类尸横遍野更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然而，灭绝一种历史文化命运，才是最不可饶恕的犯罪。因为，被灭绝的，是无数生命的精神结晶。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摧毁中国文化精神所作的一切，已经构成谋杀罪——他们谋杀了自己文化的母亲：当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衰落完全归罪于中国万年历史时；当他们把本应当由现实中的人承担的责任推给文化的祖先时；当他们以中国近代的衰落为理由，要求取消中国文化精神的生存权时，他们已经为自己书写出有罪判决。
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线索之一，便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主体如何走上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如何向西方乞讨真理的堕落之路。但是，从戊戌变法前到辛亥革命之间，最初几代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机的心是真诚的。面对凶险的民族命运，他们慷慨悲歌，舍生取义，一时之间英雄如云，才子如雨，他们为中国复兴而涌现的血泪，恰成为一段悲怆百年的史诗。尽管他们中有人对中国文化已极端失望，甚至完全绝望，可他们高贵而流光溢彩的人格，恰在表述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知识分子将冰冷的背影留给文化的祖国，向西方走去，然而，他们高贵的人格却是中国文化残留在历史中的最后一抹晚霞。
同中国近代史上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现代史中的知识分子主体乃是人格腐烂的一群。利己主义和私欲至上成为他们生命的真理，他们已丧失理解高贵人格的精神能力，他们不相信侠义精神，不相信美与诗，他们诅咒英雄和圣徒，他们的全部思想和实践都在于依照所处的命运状况，为自己谋取世俗的名与利。
作卑贱的精神乞丐，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腐烂的原因；从腐烂的人格中又排泄出种种丑陋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却全部都沸腾着试图成为时代精神，主导中国人心灵的野心。逼视丑陋是一种精神酷刑，但为了免于丑陋则必须首先逼视丑陋。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丑陋人格，以及附着在其上的种种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观念，作一次迅速的逼视。
中共暴政是精神和文化上的外来政权——他们保持着中国人的生理基因，但他们干枯的灵魂却属于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现代表述，马克思主义。依附于中共暴政的百万御用文人，包括官办诗人、作家、学者，绝大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之王的共产党员，即绝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奴仆。
精神奴仆的主要生命价值，就是强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政治殖民地的地位，并以向暴政的精神献媚，换取世俗名利的赏赐。可见，现代中国的御用知识分子与真理和审美激情无关，他们是真理与美之外的存在；当属于他们生命的时间在世俗享乐中腐烂之后，给历史留下的记忆只有耻辱和丑陋。
庞大的御用文人群体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但却还不是最惨痛的悲剧。最惨痛之处在于，众多自命自由知识分子的现代中国文人，也在以鄙陋的人格，书写种种丑陋的思想或者观念。勿谓余言之无证，且容我择其要者历数如左。
其一曰，中国只有先作西方的数百年殖民地，彻底清除中国文化传统的痕迹之后，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
这种浅薄的观念显然是出自一个空洞干枯的灵魂想要引发广泛注目的冲动，本不值得评价。但是，上述观念的提出者经过小商贩式的精明判断之后，竟然敢于确认这种极具侮辱性的观念定会引发哗众取宠之效，而事实上也确实博得庸众之宠。这就可悲地证明，民族文化失败主义已经成为时尚。
这种浅薄的观念之后，隐藏着阴毒的用意。它无视中国沦为马克思精神文化和政治殖民地的事实，而把统治现代中国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罪恶，归之于早被中共精神殖民当局灭绝的中国文化传统。在此，这种浅薄的观念与中共暴政精神殖民当局结成黑手党式的同盟，以栽赃诬陷的方式，共同为灭绝中国文化精神作合理性诠释。真是小人心肠之多迴，远胜黄河九曲。
其二曰，西方文明属海洋文明，中国文明属大河文明；大河文明必然衰落，海洋必然取代大河文明，所以，中国文化精神的灭绝是一种宿命。
且不说这种从西方文化抄袭来的地理决定论，侮辱了上苍赐给中国的壮丽山河；且不论让自然环境为人的失败负责本就是精神阉人不敢承担责任的托词，仅以构成上述观念的基本概念而言，这种观念都充满虚假性。
首先，海洋文明的概念便是一种虚构，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海洋文明。原因很简单：人是陆地的动物。人类开始大规模航海只是科学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就如同现在科学理性已经拉开航天时代的序幕一样——航天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而不是一种民族文明的概念。航海也是如此。
事实上，西方文明的起源也与“海洋文明”这个概念无关。西方文化的一个源头，古希腊文明，是半岛文明；西方文化的另一个传统，基督教精神，则属于上述观念所诅咒的大河文明。因为，基督教精神宝典《旧约》创生的历史背景，至少同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有直接的命运联系。
在西方文化之前裸露出的刻在骨头上的奴性，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丧失正视历史事实的精神能力，而只能用虚假的概念和伪造的逻辑，表述对文化祖国的蔑视与仇恨之情；当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之后，就只能在精神奴仆的命运中找到生命价值的归宿。
其三曰：基督教文化孕育出民主政治；只有让神州成为上帝之州，中国人才能得到拯救。
这仍然是一种建立在虚假概念之上的观念。根据历史事实，基督教不仅没有孕育民主政治的愿望和能力，而且曾经以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名义，彻底否定了古希腊文化中的民主共和法治精神；基督教扮演过斩杀民主精神的屠夫的角色。只是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被迫放弃了对社会的神权专制；而从复兴的古希腊文化精神中创生的现代民主政治，则宽恕了基督教的中世纪罪恶——基督教不是民主政治的孕育者，而是得到民主政治宽恕的悔罪者。
至于要把中国变成上帝之州的野心，则表现出中世纪基督教神棍式的狂妄。这种狂妄违背了自由的前提，即精神形态的多样性原则。我相信，现代世界和中国的基督徒，绝大部分都已走出中世纪的阴影，接受了人类精神信仰和思想形态多样化的理念，否定了人类只能信奉唯一的绝对真理的要求。但是，也有一些中国文人却试图站在上帝的荣耀之上，排斥其它精神形态，在中国实现基督教的绝对精神控制。当他们宣传要把中国变成上帝之州时，他们不仅是在否定多种精神信仰并存的中国文化传统，他们也不仅是想在中国建立基督教的精神专制，并重建中世纪神棍的精神权威，而且更意味着宣示灭绝异教徒的现代十字军东征的意志——信仰之战的战车之轮已经开始在神棍的意识中隆隆滚动；现代神棍们日思夜想的，便是如何让宗教战争从他们黑暗的中世纪意识，走进现实的阳光。
追求中国的完全基督教化，是剥夺中国获得精神自由的可能性的另一种表述；如果中国只由一种精神形态统治，那么，上帝和马克思就没有区别——他们都是精神独裁者。从现代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中蜕生出的中世纪神棍们，之所以狂热于这种违背精神自由的追求，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一颗以控制他人精神为生命情趣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心。在西方文化前，这是一颗卑微的奴仆的心；在中国文化命运前，这是一颗傲慢的神棍之心。只把上帝当作终极心灵安慰者，是真正的现代基督徒；想用上帝的概念统一人类心灵的人，是中世纪的神棍。
其四曰，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应当成为中国人遵奉的人格标准。
从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乞丐棚中钻出的中国文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总倾向于把他们自认为乞讨到的西方文化真理绝对崇高化，从而掩饰属于精神乞丐的卑贱——基督教神棍要把中国变成上帝之州；自诩自由主义者的中国文人则把个人主义视为人格上帝。
人格是心灵的现象化。而自由的心灵只接受启示，不接受标准的束缚，即便是用真理锻造成的金链的束缚。用某种思想来规范普遍的人格，本身就违背人性自由的要求。但是，上述观念的荒谬还不限于此；其最不能容忍的荒谬还在于中国文人对个人主义的错误解读——那是一个卑鄙的错误。
西方个人主义本身是一种高度理性主义的思想意识。她对个性至上的强调，虽然缺少对人类共和的道德精神的理解，却也有利于深化对人的自由的理解。然而，卑贱者的眼中无理想。某些中国文人竟然把个人主义理解为私欲至上，并以私欲至上的名义侮辱和否定利他主义的道德精神。
私欲至上的冲动是人类社会罪恶的人性原因；宗教信仰、哲学理念等文化形态的使命之一，就在于用道德限制私欲泛滥必然带来的罪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要假自由主义之名，为私欲至上的卑鄙人格，要求崇高的荣耀。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现代中国文人背叛文化的祖国的动因，正在于私欲至上的实用主义。看到肆意诅咒和践踏中国文化精神成为时代风尚，他们便要投靠强势的西方文化存在，以期获得世俗的名与利。但是，真理不会垂青只能听懂私欲召唤的心。中国小文人们找到基督教，便小丑化为神棍；找到自由主义，便卑鄙化为私欲沸腾的非道德存在——这恰是真理对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的嘲弄。
对于我，审视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种种现代观念表现，实在是大艰难：从中看到的，只有浅薄的自信，鼠类的傲慢，虚假的逻辑，渺小的私欲，却唯独没有属于自由人的生命和思想之美，唯独没有属于堂堂男儿高贵与尊严。此刻，我已厌倦于这种艰难。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丑陋观念，多如双休日醉倒在妓女床上的中共贪官，又岂能尽数予以评判。不过，相信从已作的审视中，历史应当有足够的理由，记住背叛文化祖国者的丑陋。
六、复兴中国文化的艰难
犹太人国灭家毁，在世界上颠沛流离数千年，最终又于死海之畔，大漠之缘，重建祖国。一面哭墙成为犹太人丧失祖国的千年悲苦的象征。象征犹太人苦难的哭墙上，雕刻着一句箴言：丧失祖国者，必受侮辱；亡国奴的命运中没有尊严。
或许有一天国家会消亡，或许有一天太阳会熄灭，但是，在此之前，刻在犹太人哭墙上的箴言是一个真理。
心灵的灭绝，是死亡意境的极致。文化祖国的丧失比国土和主权的沦丧更加可悲。因为，民族的文化精神之死，意味着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断绝。中国人已经丧失文化的祖国；中国已成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和政治的殖民地；中国人在精神的意义上是国破家毁的亡国奴，而精神亡国奴是意义之外的存在。
以自由的名义，重建文化的祖国和心灵的家园，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尊严——这是中国自由心灵的天职。复兴中国文化精神不仅可以使中国摆脱精神殖民地的耻辱，回归东方文化之冠的荣耀，而且同人类精神自由的理想一致。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精神自由的保护神。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对于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即对于人类精神自由事业，至关重要：如果过去的万年没有中国文化的辉煌，人类的精神史将黯然失色；如果今天的世界没有中国文化的复兴，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就难以真正实现；如果经济全球化同时意味着西方文化主宰人类精神过程的最后完成，人类就将拉开新的千年精神悲剧的序幕——没有文化的多样性，就没有心灵的自由。
为了人类精神的自由，必须让复兴中国文化成为时代的主题，让中国文化精神返回历史的中心。但是，复兴中国文化精神却是艰难的事业。
中国文化复兴的艰难，首先来自于中国已经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事实，中国人处于精神和文化亡国奴的地位的事实。
中世纪西方极权文化的鬼魂，借中共暴政的生命形式复活之后，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凶残也最狡诈的极权政治。中共暴政在用铁血权力摧毁中国本土文化精神的同时，又通过专制的教育体系和媒介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注入中国人的意识，从而完成了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使之文化殖民地化的进程。
此后，中共暴政——这个出卖文化祖国的卖国贼集团，这个西方极权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却又制造种种谎言，让中国人相信它们是中国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在残酷地斩绝中国文化精神的命脉之后，中共暴政又利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和文化表演，伪善地扮演中国文化保护者的角色。
犹太人亡国千年，但他们知道自己的亡国奴的命运，所以，千年之后仍能复国。中国人成为精神和文化的亡国奴还不是百年，然而，在中共暴政的漫天谎言和愚民政策之下，中国人竟不知在精神和文化的意义上，中国已经亡国。因此，中国人可能会由于对自己真实命运的无知，而永远失去重建文化祖国，恢复心灵家园的意志。
当前，中共暴政通过对九千万农民工实施奴工般的剥削，通过对国家资源的全面垄断，以权力贵族市场经济的方式，获得巨大的经济能量。经济能量又为中共暴政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政治和文化扩张、渗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借中共暴政的名义复活的中世纪西方极权主义，同源自古希腊的民主共和法治文化传统之间的现代搏战，已经临近很可能决定人类未来百年命运的关键时刻。
但是，西方民主国家由实用主义哲学孕育出的一代小政客和知识精英，却为了经济利益而对中共暴政作出政治和文化的妥协。在这个妥协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精神的命运更是被忽略的对象。
小政客和精英对中共暴政的世界范围内的妥协，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专制，使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更加艰难，并且最终将对民主国家的根本政治和精神利益产生致命威胁。欧洲中世纪极权主义对古希腊文明的黑暗的胜利，并非完全不可能重现。很可惜，西方民主国家的小政客和知识精英对这种重大的人类危险却视而不见。这是一个缺少伟大政治家的时代，因为，现代西方文化已经没有能力产生超越实用主义意识的伟大哲学家——没有伟大的哲学家的国度，不会有伟大的政治家。
复兴中国文化的另一项大艰难，来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状态和人格状态。
西方文化崇拜构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的基本意识色调。这种属于精神乞丐的崇拜，是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另一种卑微的表述。
依附中共暴政的百万御用文人都曾以各种方式誓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奴仆的誓言是成为御用文人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又正是摧残灭绝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暴君。御用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表现出西方文化崇拜的最无耻的形式。无耻之处就在于，御用文人是向文化祖国的征服者奉献精神亡国奴的忠诚；御用文人是以文化汉奸的名义，论证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对中国的精神殖民统治的合理性。
御用文人之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唾弃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但却仍然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只不过他们或者把自由主义视为至上的真理，或者把基督教精神奉为绝对价值。对于他们，中国文化精神只是一个已经在时间中腐朽的梦，甚至连梦都不是。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绝对腐败；绝对的真理也必然导致心灵的腐败——首先腐败的是绝对真理崇拜者的心灵。在那种奴性崇拜中，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已经羞愧而死，思想也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
从御用文人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情节联结在一起；西方文化精神成为他们判断各范畴真理的绝对标准——他们以中国文人的名义，蔑视并诅咒中国文化精神。然而，精神乞丐无论作出多么傲慢自信的神情，他们骨头上都必定深刻着卑微的奴性，入骨的奴性又不可能不表现为丑陋的人格。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丑陋人格，恰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大艰难。
诺贝尔文学奖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一项大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项由不知中国文化为何物的评委评出的文学奖，除了虚荣之外，还能够意味着什么？可就是这样一个基本与中国文化精神无关的奖，却风魔了从御用文人到“自由”诗人和作家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御用文人渴望虚荣，渴望被奖赏尚可理解，因为他们本就有一颗奴仆的心。然而，难以理解之处在于，自称追求自由的流亡诗人、作家竟然不是把文化精神和审美激情，而是把诺贝尔文学奖视为终极价值目标。中国流亡诗人、作家们为诺贝尔奖而心焦如焚，犹如年老色衰的中国女难民渴望得到洋人美男子的垂青，以便通过假结婚获得永居权——看到这种现象，月球也会羞红脸。
获得西方文化界的肯定和赞誉，乃是绝大多数自诩“自由”的中国诗人、作家、学者的理想。为实现这个精神乞丐的理想，中国的诗人、作家、学者们运用从中共暴政腐败官场中学来的种种政客手段，讨好西方文化界中的人士，献媚的微笑、虚假的热情、空洞的赞辞、奴性的屈从等等，所有这些属于佞臣狗官的人格原素，竟然在中国诗人、作家、学者的生命中像蛆虫一样生机勃勃地蠕动；为得到西方文化界的理解，娶或者嫁一个有文化地位的洋人，会成为流亡的中国诗人、作家和学者认真探讨和实践的课题，生理机能同精神价值竟然以如此实用主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腐烂的丑态，怎能不令人为美和真理而悲痛欲绝。如果古代中国那些梅心竹骨、风情月白的士子之魂走出墓穴，看到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之丑陋，定会掩面大恸，不忍卒睹。
即便登上珠穆朗玛之巅纵目远眺，复兴中国文化的视野中也只能看到万里绝望：现代是西方文化主宰的时代，中国文化命运不在时代关切的主题之内；中国已经沦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殖民地，中国文化精神丧失了故土，只能在被放逐者和流亡者的心中找到栖息之所；知识分子是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可绝大部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庸人化、奴性化的腐烂人格，根本不配与复兴中国文化的高贵责任同在，而习惯于作精神乞丐，又使他们成为精神阉人，完全丧失了创造的意志和能力。
复兴中国文化由此成为大艰难，其难难于上青天。但是，为了证明对中国文化精神曾经的绝世之美的苦恋，为了有尊严的活着和死去，属于中国的自由心灵必须走上重建心灵故乡的命运之路：在铁铸的艰难之上，刻写中国文化复兴的史诗。艰难与史诗——这才是现代中国诗人和哲人的千古荣耀。
七、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
复兴中国文化是大艰难。对于庸人，艰难常意味着绝望。可是，在英雄的视野中，艰难正与生命的意义同生共存。凝结在绝望中的希望才最灿烂——这并非只是理想主义的表述，而是经常在历史中呈现的事实。现在，中国文化复兴就是绝望中的希望。
人类近现代史的文化主题，是中国文化的湮灭和西方文化的主宰。西方文化两大传统的冲突，即复活的中世纪极权主义文化和源于古希腊文明的民主共和法治文化之间的冲突，构成近现代史中文化主题的最触目的内容之一。不过，如前所述，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已进入精神危机时期。
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最终都归结为心灵的危机。当代世界的心灵危机通过西方文化传统的两种现实存在表现出来：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现代政治象征，即中共暴政之下的人的奴性化、非道德化和物欲化；西方民主国家中人类幸福感的弱化，以及生命意义在实用主义和本能放纵中的迷失。
人类的危机之根在心灵，而心灵危机最终都是哲学的。当代人类的精神危机最终表现为对真理的理解的危机，而真理的最高范畴在于自由与正义——自由是心灵的终极愿望，并因此成为真理之魂；正义则是自由的社会性实现的原则。然而现在，自由和正义都处于危机之中。在西方极权主义的政治代理人中共暴政专制之下，心灵的自由是被囚禁于铁牢中的终身苦役犯；正义则被权力贵族的特权彻底否定。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的概念由于受到人本主义肯定的本能的放纵，而丧失心灵的高贵与生命的神圣感；同时，由于对金钱转化为实际政治特权缺乏更加有效的抑制，正义也受到质疑。
西方文化主宰下的世界的精神危机，正在召唤中国文化复兴。此次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是西方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之后的结果，是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心灵的时代结论。对上述结果和结论的质疑，就是对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心灵的合理性的质疑。这种质疑要求重建人类精神的多样性，要求结束西方文化成为人类心灵唯一标准的趋势。中国文化复兴因此成为时代的要求。
复兴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只有创造出解决当代人类心灵危机的精神价值，只有对自由和正义再次作出划时代的理解，中国文化复兴才能身披凯旋者的荣耀，踏上人类命运的中心。中国的自由心灵所承受的百年苦难，恰为中国文化复兴，并再次成为历史的重心，提供了精神创造的基础。
极权主义是自由人性和社会正义的天敌；极权主义的凶残程度同自由心灵的苦难成正比。中共暴政之下，人类由于极权主义而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史无前例；中国人承受的近百年的心灵苦难，比欧洲中世纪黑暗中凝结的千年血泪更加惨烈。因丧失心灵自由和社会正义而涌现的苦难，正意味着对自由的深沉理解和炽烈的追求。沐浴在血海泪滔中的对自由的理解和苦恋，恰构成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最基本的心灵动力——无尽的苦难是深黑的燧石，极权的凶残是罪恶的铁锤，罪恶之锤在心灵苦难的燧石上敲击出的自由和正义的灵感之火，将以中国文化复兴的名义，点燃一个重新理解自由与正义的精神时代；心灵的苦难已经成为属于中国唯一的精神财富，只有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才能使心灵的苦难，升华为表述自由与正义的真理。
中国文化精神是被西方文化的近现代大潮所淹没。不过，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却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书写理由。
古希腊文明的民主、共和、理性和法治意识，乃是属于西方文化的真理的遗嘱。其后，基督教以自己开创期所承受的悲惨命运诉说了一个箴言：凡将主宰历史者，必先淌过自己的血海。可悲之处则在于，基督教用信徒的血换来的不是自由的真理，而是撕毁古希腊文明的“真理遗嘱”的神权政治。命运就是文化。基督教的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命运，形成了成熟的西方极权文化传统。
在极权主义造就的中世纪黑暗达到极致之时，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创造了另一次黎明。之后，西方极权主义又通过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复活，并以中共暴政的名义，发展到巅峰，成为同源于古希腊文明的现代民主政治对峙的政治存在。
中国文化败于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死于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对中国的精神、文化和政治的殖民统治。在极权与民主的对峙中，极权表述罪恶，民主表述真理。遗憾的是，罪恶可以达到极致，真理却不能达到完美。经过数百年充分表述之后，古希腊文明的现代复兴所提供的精神价值，也呈现出重大的缺陷，并将人类推入精神危机期。与之同时，属于中国的自由心灵，以刻骨铭心的痛苦理解了西方极权主义的罪恶，但是，在挣脱极权主义精神殖民地命运的过程中，中国却不能从西方文化的另一源流，即古希腊文明的现代发展逻辑中，找到全部真理。因为，上述逻辑也处于充分展现之后的精神危机之中——花朵盛放之后开始枯萎了。所以，如果相信自由必胜，而且相信自由首先是一种文化命运，那么，中国的自由之路也必定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之路；需要通过对自由的再理解摆脱自身精神危机的西方文化，没有能力为中国的自由提供全部价值基础。
极权主义暴政之下的中国心灵苦难，不仅凝聚着对自由和正义的深刻理解和炽烈苦恋，而且是对一个辉煌文学时代的预言。我不知道，没有心灵的苦难是否还有文学，但是我知道，迄今为止，心灵的苦难是高贵文学的永恒主题。
悲愤之中出诗人，心灵的苦难则是辉煌史诗的故乡。中国所经历的旷古绝今的现代心灵苦难，则为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横空出世作好了主题准备。有必要再次说明——心灵的苦难已经是残留在中国命运中的唯一的精神财富，中国的诗人和哲人因此必须承担起一项天职：用审美激情之火，将中国的心灵苦难熔铸成自由的史诗和生命的哲理。如果不能通过诗人和哲人的笔升华为精神价值，中国的苦难就将同时间一起湮灭。
命运是公正的——她让中国承受人类万年的痛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心灵苦难，同时也把复兴绝世的文学之美的希望交给中国。但是如果诗人和哲人辜负了这漫天蔽日的心灵苦难，中国的文化精神将万劫不复。中国诗人和哲人，你们听到了命运的呼唤吗。
生命的本质在于审美意志；从心灵中涌现的审美激情，构成生命意义的起点和归宿。文学，是情感的诗化，是真理的诗的形式，是思想的美学存在——文学便是关于审美的学问。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化历史命运，文学都成为文化精神最重要的承载形式；文化范畴之内万河争流，而最终都归结为生命的审美意志。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意味着哲学、史学、法学、文学等诸多文化形式的全面崛起，不过，我相信，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化复兴最壮丽的波涛。这既是因为风华绝代的诗意之美曾经构成古中国文化精神之魂，也是因为中国心灵的苦难在以响彻慢慢长夜的悲哭，呼唤文学之美为其作精神价值的加冕。
中国文化复兴意味着大艰难；承担复兴中国文化的责任，便是选择了大艰难的命运。艰难之处在于，中国人已经丧失文化的祖国，心灵的家园已经沦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殖民地，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精神亡国奴群体；艰难之处在于，自由思想者和写作者即使流亡天涯海角，也时时感觉到中共暴政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迫害；艰难之处在于，西方文化已经习惯轻蔑地斜视连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都诅咒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命运只是西方文化考古猎奇的对象，而不是现实的关切；艰难之处在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背叛了文化的祖国——诗人背叛真实的情感，哲人背叛真实的心灵，史者背叛真实的历史，法人背叛社会正义，他们追随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节律，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灭绝，作欢歌醉舞。
复兴中国文化艰难得可以将铁石之心磨碎，可以在白骨上刻出殷红的痛苦。承担复兴中国文化的天职，就意味着踏上在凄风苦雨中蜿蜒的孤独、寂寞的命运之路；为复兴中国文化创造的每一项精神价值，都是黑牢铁窗下或者思想迫害中的野花。但是，透过重重艰难，历史却看到，在布满血锈的极权政治铁幕下，甚至在黑牢里，在苦役之中，在流亡的路上，仍然有一个个奋笔疾书的背影——中国文化精神不死，就因为有这些自由的孤独者和寂寞者在；他们在书写中国文化精神复兴的希望；他们正创造属于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
命运的艰难会吓坏庸人。于是，有文人以俗物的狭隘胸襟和伪先知的专断宣称：现代中国无文化大师，也不可能出现文化大师。然而，这种断言不过是西方文化崇拜和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此类文人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大师的才华与自信，便以否定中国文化大师的概念，来肯定自己平庸的生存价值。
黑格尔说，奴仆眼中无英雄。我说，庸人眼中无大师；白痴眼中无智者；无赖眼中无圣徒；市井鄙夫的眼中和心中，都无华美之文。殊不知，古有明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自由的名义复兴中国文化的艰难，乃是雕刻中国文化大师群像的斧与凿。在血泪丰饶的孤独与寂寞中，中国的自由写作者正书写对自由的苦恋和文化祖国的忠诚。属于他们心灵的审美激情将点燃历史；他们创造的关于自由与正义的真理和诗意将感动人类。
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已经来临。在历史的深情回顾中，最艰难者，最辉煌；孤独与寂寞的写作之巅，正是中国文化大师的荣耀栖息之处。
八、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原则
人类历史本质上是自然史之上的文化史，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意志化的精神形态。当前，人类又一次进入精神危机期；精神危机正是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之源。
一叶知秋，而现在已是万木萧萧——太多迹象表明，哲学的危机正演进为现实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开始现象化为人类生活的全面危机。世界面临激烈动荡的命运，人类将迎来一个大争之世。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前途都将由这次全面危机的进程和结果来决定。
大争之世属于英雄史诗的时代。我渴望，我呼唤：值此大争之时，中国能够为人类解决精神危机和现实危机，作出不可取代的精神贡献，重返历史之巅。以击碎西方极权主义的精神、文化殖民地命运为政治内容，以中国文化复兴为精神内容——中国的现代崛起将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的经典史诗。
史诗必有自己的美学形式，中国的文化复兴也应当有其精神原则。精神原则必非束缚思想的枷锁，而是来自命运的天启。现对中国文化复兴应当遵循的几项最基本的精神原则讨论如下。
（一）对中国文化传统作严峻反思的原则。
中共暴政的历史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绝对真理，灭绝中国文化精神，将中国变成西方极权主义精神、文化和政治殖民地的过程。因此，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专制的罪恶归之于中国文化精神，是背叛文化祖国的中国文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栽赃陷害。不过，以鸦片战争之败为象征的中国近代衰落，却必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不敢正视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者，不配成为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巨匠。因为，中国文化复兴是英雄的事业，而唯独英雄才有勇气正视民族文化衰落的原因。
我们同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的区别，可一言以明之：他们裸露中国文化的历史伤痕，是为了证明他们背叛心灵的家园，作精神乞丐的合理性；我们审视中国文化的缺憾，是为了重建精神的家园，复兴文化的祖国。
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文化原因，至少有下列三项。
其一，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天下的特权政治文化。
此种政治文化之下，公器私有，公权私属。国家权力一旦失去公益性的保障，社会正义就找不到政治基础；国家权力的渊源被一个家族垄断，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就由于丧失政治权利而不再对社会负责。一个缺乏社会正义的历史命运，虽历千年也必衰落。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拥有锐利而明确的民权理念，但家天下却是漫长的政治实践的历史。民权凋敝，公权私有的政治体制，以及这种政治体制维系的伦理道德，是孕育奴性人格的文化母体。人格的堕落必然导致命运的衰落，民族人格在一定程度上的奴性化，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生命原因。或许正是此种人格的奴性因素催生出近现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以及作精神乞丐的时尚。因为，背叛与寻找新的主宰，乃是奴性的逻辑。
其二，道德法律化，道德获得国家强制力的权威。
人性有善恶，故用道德教化以扬善念，用律法强制以止恶性。恶性必用国家权力以法律的名义禁止，否则，世无正义，强必凌弱，众必暴寡；善念善行则应享有道德的荣耀，否则，社会将只崇拜权力，不相信精神。
法律是国家强制，道德是心灵感召。恶性必用国家强制力才能制止，但是，却不应当用国家强制力迫使人为善，特别是不能以国家权力迫使人全面道德化。人不可能尽善，用国家权力强迫人全面道德化，就是在强迫人去作他无法作到的事。道德理性如果获得法律的权威，势必由心灵的导师异化为暴君。
人不可能尽善，法律又强迫人道德化——处此困境如何解脱？为了免受法律惩罚，解脱的方法只有一途，即伪善，以欺骗法律。伪善者其祸大于明恶。在道德法律化的长期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人格逐渐伪善化。而迫使人不得不伪善的法律文化，其衰落正是命运的惩罚。
一句“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从神权政治的黑暗中挽救了基督教的命运。现在，对道德法律化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应说一句：让道德引导心灵，让法律引导行为。
其三，对自然理性到科学理性的轻视。
我们已经讨论过，自然理性到科学理性的飞跃并不能增加人类的幸福指数，也没有能力给人以终极安慰，但科学理性却能使生命在物质的意义上强大。忽视自然理性和科学理性，正是中国近代衰落的重大原因之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也表明，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然主导人类的历史。命运不能仅仅靠精神魅力去感动，也要靠强大的物质力量去征服。因此，从对于科学理性的深刻理解中获得维护现实生存权的物质能力，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要求。在实现了社会正义的政治文化之下，凭中国人天纵的聪慧，摘取科学理性的桂冠可以如探囊取物。
（二）创造意志主导的原则。
时间没有回归之路，历史也没有。任何历史命运的复兴实际都由创造性意志主导。伟大的命运是心灵的涌现，伟大的历史是创造意志的结果。创造性意志凋残的时代，“万古长如夜”；用创造性意志点燃历史，才能熔铸出属于未来的真理。
抱残守缺，食古不化，不可能踏上文化复兴之路；只在历史的废墟间寻找昨天的落日，最后只能找到失望。中国文化复兴必须以创造意志为主导。人类的精神危机和面临的命运挑战，为创造意志提供了坐标；中国文化复兴是超越历史宿命的精神创造过程，创造的目的在于引导人类走出精神危机。
中国文化复兴意味着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激情的全面复兴，而不只是某一个学派的复兴，更不是重建某一个学派对中国人的精神束缚，即便曾被皇权奉为国学的儒学，在中国文化复兴中也没有任何特权。
儒学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源远流长；儒学之后，中国文化百家争鸣。儒学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单独概括中国文化精神。儒学靠皇权的千般怜爱成为王官之学，成为国学，乃是中国文化的千年耻辱，而不是荣耀——真理从不屑于将自己的命运同强权联结在一起；真理从不取悦于强权。
（三）道德复兴的原则。
精神危机必定表现为人格危机；人格危机则必然成为精神危机的结果。所谓人格危机，根本上是道德危机。中国正处于人格危机之中。
在西方极权主义的精神和文化殖民统治之下，中国的民族人格早已奴性化、谎言化和物欲化。而自称遵奉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中国文人，又以精神乞丐的卑贱和文化氓流的浅薄，将本来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解读为证明私欲至上，否定利他主义道德的证词。
在奴性化中卑贱，在谎言化中伪善，在物欲化中粗俗，在私欲至上中无耻——现代中国的民族人格堕落为道德之外的存在。腐烂的人格不配承载辉煌的文化命运。因此，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必须同时也成为道德复兴运动，以重建生命的高贵感和神圣感。
人是文化的起点和终点；同特定文化相关的人格状态，是考察这种文化的基本标志之一。高贵的人格必定源于高贵的文化；腐烂的人格一定能在特定的文化中找到腐烂的原因。文化创造人格。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必定以创造属于自由人的美丽、高贵的道德人格，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自由的人格本就是最具魅力的史诗和哲理。
（四）自由原则。
中国文化精神死于心灵自由被剥夺。中共暴政实施的绝对思想控制，是埋葬中国文化精神的铁棺；西方极权文化意识，则是刻在铁棺上的死咒。只有击碎铁棺和死咒，中国文化精神才可能走出死境绝地。
自由，是中国文化复兴之魂。这不仅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表达”的宗旨应当成为精神原则，而且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必须自始自终保持自由的基本品质，即精神形态的多样性。
中国文化复兴的范畴内，任何精神形态都有生存权，只要他尊重别人的生存权；任何精神形态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否定其它精神形态的生存权，他就首先否定了自己的生存权；任何追求成为中国唯一的精神形态的努力，都将被视为自由的死敌，因为，在精神多样性死去的地方，心灵的自由已经首先死去。
中国文化复兴拒绝国教和国学的概念。任何精神形态都只能凭借其真理的美感魅惑人，召唤人，而不得用强权迫使人接受。精神形态与强权结成铁血同盟，实施心灵专制——这种政教合一式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现代复活，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灭绝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思想如百花盛放、如百鸟齐鸣的精神庆典时代。那个时代不仅涌现出丰饶如海的思想成果，而且确立了精神形态多样性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中国历史中不断出现建立国学或者某一种精神形态独尊地位的努力，但是，精神形态多样性的文化传统却一直艰难而顽强地生存着。在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殖民地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类似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那样的铁幕般的绝对心灵专制。
中国文化复兴与复兴精神形态多样性的中国文化传统，是同一首史诗；重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庆典时代，就是重建自由人的文化祖国，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
结语：献祭者的情怀
拯救生命与心灵属于献祭者的事业。拯救文化命运也是如此。而献祭者必须用苦难证明真诚。中国文化复兴需要一个超凡脱俗的献祭者群体，他们要用苦难命运中的写作，证明对自由和心灵故乡的忠诚。
雷电之火或许可以点燃千年的死灰，文化精神却难于感动在奴性谎言和物欲中腐烂的中国人的心灵。但是，为复兴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大师必须用真理的魅力和诗意之美，感动腐烂的心。
拯救背叛精神的生命，拯救人的心灵，是大悲悯，也是一切宗教的神圣感的源流。复兴中国文化本质上意味着以自由为上帝的精神信仰运动。她所要拯救的是一个有万年历史的文化命运——文化就是心灵。
为重建文化的祖国和心灵的故乡而在终生的寂寞、孤独之中自由写作的诗人和哲人，都有终身苦修的精神圣徒的情怀，都有献祭者的高贵。他们正在拉开属于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之幕。或许，他们最终无法感动腐烂的心，但他们生命中燃烧的圣洁的苦难，却必定能给心灵死去之后的黑暗时代，留下关于真理和诗意之美的遗嘱。
百代生命皆如梦幻，万年时间都是虚无；真实的，唯有真理与美的献祭者对自由的苦恋。精神内涵丰饶的命运都会刻下历史的痕迹，这一代中国文化大师在历史中刻出的痕迹，将是献祭者的背影，苦修者的足印和英雄人格的史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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