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事实能使人明白，所以人们渴望实事求是。然而在现实中，实事求非的现象比比皆是，终使人糊涂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而丧失意识的眼睛。
做一个中国人，无非就是吃喝拉撒淫的本能和感知思行悟的人能。我们从小被告之：指导我们感知思行悟的“上帝”是马列毛，领导我们吃喝拉撒淫的“下帝”是中国共产党。然而，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比如：反右和文革等等，我们只知其“事”，不知其“是”。被官方绝对的解释告之曰：只缘身在此国中。于是产生空前的和谐盛境，遇到是非，一声“难得糊涂”，了却千头万绪！
确实，“事”与“是”之间存在着辨别的中介，虽然辨别者的视点不同，对事实存在角度差异，如果求"是"是真切的，通过公开、公正的平台还是有明白的可能的。所以社会群体的自然交流，正是实事求是的途径。在一定历史环境下，群体交流自然会形成舆论，而这样的舆论真正揭示了群体求“是”的含金量。轻松的舆论环境，成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人文，人们通过解读别人，也发展了自己；通过阐述自己的思想感情，也让别人得到了解。如此，无论是语言文字、文本、还是语境，我想都是围绕一点，让人产生明白。
让人明白自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你明白”，另一种是“我明白”。为了明白，这两种情况照例不会有矛盾，然而意志驱动下的“让你明白”，产生了人文环境的突变。而这种突变全然由着本能的利益，经过修饰催情，而变得所谓的天经地义。设定一种舆论是绝对真理，就没了不明白的争论。然后再对语境、文本、文字、语言进一步的加强意志的现时规定。于是自然舆论变成控制舆论，在权利的驱使下，无论你是能说会道的“文豪”，还是羞于启口的“百姓”，无论你在生活中是怎样经验的、思想的、感受的，只要你说话，写文章，都受到了现时舆论的绑定。问题就出在这里：被绑定的语言文字能表达事实的真切吗？文化照例是生活的自然产物，生活与文化的悖逆、人们的身心剥离正是舆论控制时期的事实。在控制的精神意志枷锁下，人们的心理变得消极，于是需要”圣旨“的强心剂来催化，需要模仿“圣论”来咿呀学舌，需要根据“圣导”来驱动身体活动。什么事情都需要按图索骥，什么活动都需要提倡者的允许，这样让人真正做到了实事忘“是”。
毕竟舆论控制者不是什么神圣，“真理”随着控制者最低级的需要，必然显现出自相矛盾。昨天发动别人造反是为了“消灭剥削”，今天贫富差异日趋严重，镇压别人造反是为了“稳定发展”。是是生非，非非生是，控制着的舆论能让人明白吗？
自然的舆论演变到控制下的舆论，这也该说是史无前例的，搜尽语言文字和文本故事，来制造舆论的语境。语言文字在篡改、伪造、隐晦，掩盖事实的功能上，确实也不乏其用，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复杂的幼稚。比如指鹿为马，在文字中，鹿和马只是代指两种不同动物而已，昨天文字的“鹿”，代替了实指的鹿，今天自然可以通过规定，用“马”的文字，来实指事实的鹿，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通过模糊“马”“鹿”指代，来掩盖动机的真实。所以会出现怪异咂舌的现象：路上到处可见的事情，成为国家机密；一声随意的感叹，被敲掉脑袋；学术问题用生活问题来定罪；人杀的少的是杀人犯，杀到成千上万的是圣人。
如此，几十年的作为，语言文字，文本语境自然达到空前的复杂，在这样的复杂中，舆论下的人们意识，也成了空白，人们随着设计的概念，一会朝东欢呼，一会朝西雀跃，一个个都露出白痴般的傻笑，模仿着舆论制造着的激情呻吟，哑哑乱语！
舆论控制是为了让人彻底明白，到也无可指责，然而这样的事实恰恰沉睡着人类愚昧的本能躁动。在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发生的故事里，有如绑架的情景一样，绑架者在控制被绑架者的自由，同时绑架者的自由也得到了限定。被绑架者只有苟且偷生和奋力反抗两种选择，而绑架者在可能的反抗危机中不得安宁。然而，绑架的事实相持久了，奇特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的神经系统，会释放“绑架真理”的鸦片，于是两者同时在迷醉中得到了幻觉的自由。如此绑架的事实在糊涂中化为乌有。
明白毕竟是内心发生的事情，一切实在的明白，一定是存在者的“我明白”。在舆论控制下的人文，不可能发生没感官、没头脑，而仅仅是概念的“群众觉悟”。并且，人们如若尊重事实的话，个性差异也会发生不能明白的可能，所以实事还需要去求是，而人类直到如今，还处在求是的过程中。显然代“是”求“事”的历史是多么荒唐和愚蠢。
所以社会进步需要开放的舆论环境。而解放舆论，不仅仅是解放被舆论控制的人，同时也是解放舆论的控制者。
2）
去中国偏僻的乡村旅游，你会发现一种普遍现象：一个地区的人，从相貌特征到行为特征，都有高度的一致性，作为外来旅游者，身在其中，你不是被当作豺狼虎豹，就是被当作稀世熊猫。然而在繁华的大城市，人来自各个地方，你再怎么独特，在彰显个性的人堆里，你永远是那么普通。
好于对世俗的反省，其实很容易让你觉悟出地区人群特征形成的由来：几千年、几百年在一块土地上生存、繁衍，从生命基因，到行为乃至思想基因，都形成近亲联姻的延续性。也许循着地区人群的历史脚步，你会找到外面的异族、国家对这地区人群干预后，发生过改变的痕迹，经历同化到异化，异化而又同化的过程，你所见的独特，已经是蕴涵着无数次进化的结果。确实，进化导致了很多差异，然而从整体看来，还是大同小异。
这不得不让我联系到整个中国的情况：在经历分裂和统一的惨痛后，国人的思想、行为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也许我们循着中国特色的现象，还是能找到基因的“近亲联姻”的线索。
就象黄河的源头一样，上游支流交错，人们只能在比较中，设定一条支流为源头。所谓纯粹的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当从殷商开始，蒙昧的中国人到了春秋战国，产生思想大流通的局面，形成了真正中国人的意识：从天到人、从家到国的一元思想。
自从秦始皇统一以后，中国人就开始了“帝王情节”的生活，它可以描述为：疆域封闭中，围绕着通向皇室的隔道，在帝王意志下人们的生活和文化。受天人、家国意识的影响，一个人代表家族掌控国家，称为帝王。帝王意志的来源，被包装成“天意”，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自己的圈子里都有乐享天命的伦序。由着这样的裙带关系，自然产生从生命到生活，从性情到思想的“近亲联姻”特征。圈子中的生活，也许地球上有人类的地方都有之，然而中国的圈子，是以长官意志和亲疏关系的天命而展开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
翻开发生的历史，我们到处可以发现相近的特点：帝王永远是正确无比，从来不会犯错；群臣都穷尽名目来媚上欺下，老百姓按照宗族的辈分依序称王，女人则依照男人的需要来规矩自己的一生。当然，天道也不是一成不变，朝代交替时，有段过度期，这段时期中国人的特征也很好辨认，自恋激情和听天由命地活着。所以鲁迅很容易找到阿Q的形象，并引起乱世时期，普遍中国人的共鸣，自然这样的共鸣，还带着白痴般的相视傻笑。
自然的进化是缓慢的，“近亲联姻”对于中国人，虽然有过变异后的些微改变，毕竟还是经历了两千年的时间。然而文明的干预造成的变化却是激进的，激进必然导致惨痛的内在分裂和重组，一旦重组国家，还是割舍不了“近亲联姻“的天命情节。
激进的改变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历时160多年。战争、统一，中国人围绕着西方文化和生活，还是摸不到作为现代人的点。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拿来主义、全盘西化，只是荒谬的口号；民主、科学、自由只是情绪的发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只是概念的喧嚣。中国人实际的发生，还得由着自己“基因”的兴奋。对中国人来说，统一是什么？就是帝王，无论是天命君授，还是“主义”我授，只要有帝王就是统一，统一了，自然产生关系。关系是什么？就是依傍近亲，由“天命”的近亲转移到党派的近亲，阶级的近亲，在煞有介事的概念逻辑掺合下，搞到最后原始的基因又复活了。皇亲贵族控制着圈子，圈子连接着裙带关系，什么家族、亲戚；什么老乡、朋友；什么党派、同事，能连着自己的就能进入圈子，有奶便是娘，能得到好处的无所谓自己的灵魂和公共原则。于是几千年普遍的现象出现了：权力的骨架附着利益的腐肉，在概念的粉饰下，流动着谄媚的口水；在信仰的激情下，掩盖着残忍的兽性，在失去天命引导的危机中，白痴般的躯体，蠕动在食色中。
然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性的普遍联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间的流动、城市生活的魅力、行业的衍生、利益的细化、网络的开放，必然漫过家国、党国控制的隔离。所以，在国际的开放环境里，无论如何掩饰，中国人为着要透气，必然要露出“近亲联姻”的尊容。
历史告诉我们：要让“帝王”无私地运行权利，比让太阳从西面出来还难；要让帝王遵守理性的律法，比让狗不吃屎还难。把国家也看作一个大社会圈子，由立法规则以及法律制约下的社会圈子，正是人类摆脱“近亲联姻”的理性创举。然而对现今极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对规则的理性思考就意味着反中国特色之动；在民主规则下有序的生活就意味着傻；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对人类的意义的人就是疯。相反，进入“近亲联姻”圈子里生活的人，才是真、才是乐、才是幸福。
我想所谓的“和谐社会”，在前一个“主义”，后一个“概念”；左一个“坚持”，右一个“加强”的强烈意志中，真正想说的，只是一句话：在中国特色的“近亲联姻”圈子里，和谐地生活。当然圈子外的，就只能非人对待了。因为“人道”的人，还得有帝王来定义。
所以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圈子里生活，一直是如此艰难！如此悲惨！
3）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意味着什么？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叙述：
其一是专制政体下人们的生活。其实专制下的生活对中国人并不陌生，自从秦始皇建立专制的农业政体以来，中国人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然而在以前，以儒家君命神授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理念下，靠着土地的耕种，人们还能找回自己的良心，过着自在的生活。所以在外国资本理念冲击下，中国农业政体灭亡，在专制改良、民主宪政、共产专政的国体选择中，最后中国人在共产党身上找回了被奴役下期望自在生活的情怀，选择了共产专政体制。
然而中国人确实不会理性的思考。近代历史的交口，真正意味着农业生活向工商业生活的改变，皇帝老爷死了，就得创造新的生存规则，革命的激情过后，中国人还需要过日子。然而，共产党鼓吹的决不是过日子的理论，在虚设的共产主义生活幻景下，掩盖的恰恰是仇恨的种子，实质地看共产党就是仇恨集团，它从仇恨中来，必将毁灭在仇恨中！从初始的马克思，他就从劳动的剩余价值中寻找仇恨的根源，所以一传进中国，马上引合乱世中的仇恨人群，取得政权后，更加深了仇恨的火焰。在猪圈般专制的圈栏中，一次次的概念杀人运动，蔓延全国。人们为了吃一口饭，彼此恶斗、彼此残杀、直至动物不如，到了吃自己同伴的地步。改革开放后，还是恶斗，在专制政体下，各行其道、强取豪夺、互相欺骗地争饭吃。要活命，要活的好一点，在当今中国人的眼里是：只有让别人差，才能让自己好！在权力的弱肉强食原则下，人们或多或少地患上豺狼的眼红病。如若谈到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权力意志对生存的绝对控制。所以，经济改革必然使这个充满仇恨的党，沦落为一个利益集团。在它对国家控制的坚持下，不就是奥威尔在《1984》的小说里描写的模式。
其二是专制政体下中国人的文化。文化的简洁解释，应该是人们生活的痕迹化、文字化、创造化，而不是生活的被模式化。然而恰恰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人的文化是被箍在它的精神理念下，在严密的舆论控制中，所有发生的文化现象，都必须在它的提倡和监管下。所以，在中国的很多文人、教授，只是在模仿它的咿呀学舌后，被赏赐的头衔，并不具有真正的人类文明意义。
被称为“绝对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诸多概念逻辑设计的一种，尤其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代替人类实际发生的历史。然而它以社会科学自居意味着什么？密码就在它的“主义”上，历史唯物表达的是一种客观的看法，然而“主义”的含义，就很意志。所以它会以科学自居？科学是什么？它有三个特征：客观性、逻辑性和可验证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带意志的理论，唯物有了，逻辑有了，自然缺少实证，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想充当实证者。具有强烈的本能意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能够客观吗？能够对历史唯物吗？所以它只能通过消灭别人的主观来实现自己主观的“主义”。世界的共产主义历史证实了它的不可验证性，中国五十多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点：共产党把整个中国人，做了一次行为主义的动物实验。这实验不仅没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相反把中国人向最聪明动物拉了一步。所以每每出错，共产党的手法一是掩盖，二是转嫁于个别人。直到现在，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就是压制别人说话或转嫁话题。因此，这种伪科学的真理体系彻底倒塌是必然的。现在的共产党只能拿着概念碎片来统治，这坍塌的概念碎片，成了中国人精神分裂的救命稻草，与经验脱离的概念，诚然可以掩盖真实的内心分裂，所以中国人的良心分裂、道德分裂都隐蔽在虚设的概念里。然而人们的精神毕竟要得到宣泄，于是政府开辟了一条比较安全的情欲文化让人去经营。
事实上，目前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精神。连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学子们，还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应该是全盘西化，还是回到以前儒家的怀抱？这样的问题不是文化控制生活的翻版吗？忧道的学子们没了方向，社会上的人该会怎么样呢？无论官僚，无论学者，还是普通百姓，你身居其中，到处可以感受到没有自觉个人责任感的人。自管自的人是最清廉的，与人接触就要防范被侵害；到处可以看见背着自己的良心去损人的人。然而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循环，自己必然也会遭受创伤，在损人与被损的个人经历中，出现奇怪的思维模式：损别人自己没有责任，被他人损者则强烈地追究和抱怨他人。所以这一代人内心的仇恨情绪太强烈，实在是当今中国人的炸药库！
我想如若中国人能规划稳定而长久的生活社会规则，并逐渐建立这样的秩序，自然会产生属于中国人的文明和精神。然而依靠现今的“真理”指导，以及官僚们短浅的目光，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经济改革必然产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产生适合生活的精神和文化，这就是中国人的前途。
历史是发生的历史，不是被发生的历史。我想被“主义”当作实验的中国历史，应该过去了。
